如何让伟大的艺术作品被所有人接受
费内翁作为作家和画廊老板的双重角色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原因值得探寻。美国著名诗人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重要策展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1926-66)、在成为艺术品经销商之前就已是一位杰出的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威滕(Robert Pincus-Witten,1936-2018)以及了不起的法国作家和勒隆画廊(Galerie Lelong)画廊主让•弗雷蒙(Jean Fremon,1946)等跨界人物,他们虽然优秀但都不具有费内翁那样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大多数艺术品经销商人可能都太过忙碌,无法成为艺术领域重要的作家。事实上,即便是费内翁也曾在1893年停止过写作评论,而那时他还没有成为一名商人。
布兰特、克拉克、阿拉贡和其他左翼艺术作家对绘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用创作来提高公众意识的政治作品;另一些人则关心如何让伟大的艺术作品被所有人所接受。当谈到如何“艺术已经被与那些为其创作的人隔离开来,变成了富人和傲慢者的领地。”(“art has been segregated from those for whom it was made and turned into a preserve of the rich and arrogant”)—— 《形象的形式,阿德里安·斯托克斯作品选集》(The Image in Form. Selected Writings of Adrian Stokes,1972)时,沃尔海姆果断选择了第二种立场。

费内翁的政治与他所仰慕的艺术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帕翠西亚·雷顿(Patricia Leighton)在该书中认为,无政府主义“推动了他在巴黎艺术界的活动”(“that motivated his activity in the Parisian art world”)通过这样的镜头,“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东西、他所支持的人,以及他认为这么做很重要的原因中感知到他的统一性。”(“we can perceive the unity of what he wrote, who he supported, and why h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o do so.”)
目前,我们不确定什么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视觉艺术,也不知道他的实践活动是如何支持其政治事业的。但就在他死前,他销毁了他的文件,所以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经常借用政治术语来谈论激进艺术。但众所周知,尽管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家都有进步的政治抱负,包括费内翁所支持的一些艺术家,但这些对激进艺术的希望最终都落空了。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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