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豕冲犬奔”的文学突围
张贵兴的祖籍是广东。1956年，他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罗东镇。十九岁时，他前往台湾求学，后定居台岛。在作品《顽皮家族》的序文里，张贵兴说起过自己“忽然就开始怀疑故乡在哪里”，在他心中，他最认可的是“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
身份的暧昧让张贵兴在台湾、马华两地文坛都受到排挤，然而，被放逐的张贵兴不断地书写他心心念念的雨林，在拥挤窒闷的文坛刮起了强劲的热带风暴。
王德威评价张贵兴堆砌繁复诡谲的意象，直捣象形会意形声的底线，形成另类奇观，不按牌理出牌，下笔行文充满实验性，颠覆了“五四”写实主义以来视现代中文为透明符号的迷思，在拥抱或反思中国性的同时也解构了中国性。的确，张贵兴的雨林文学，华丽诡秘，色调浓郁，极尽葳蕤延展之能事，见风就长，如日中天，遣词造句之不拘一格，拓宽了汉语造句的一般用法，其才情与自矜都让人叹服。
1.鲜明的历史意识和苦难意识
《野猪渡河》是张贵兴停笔十七年之后重出文坛的最新长篇力作。小说描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占据婆罗洲的三年八个月里，以吉野和山崎为首的宪兵队对战前建立“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并举行义演、义捐的砂拉越华人聚落猪芭村实施清洗、报复、屠杀，委员会幸存成员带领村民逃亡，隐遁丛林，组织游击队反抗的事迹。
这类题材无疑是对历史的打捞，重现残酷的现场，清算血债，曝光罪恶。人命轻如草芥，死亡接踵摩肩。全书以年轻英雄关亚凤为主角，但视角是轮换的，可谓复调短篇的集合。在死神降临之前，每位亡者都获得了简致而饱满的特写镜头，当我们对他们的形象与个性刚刚有所了解，作者立即就把他们的生命粉碎给我们看。一条人命，一条条人命，还有那些将死未死、徒留躯壳的活死人，每一桩故事都是一枚楔子，钻透记忆封闭的地层，长夜难明，魂灵自冥间归来，风声在穹苍呼号。
高梨屈蹲身体，举起帕朗刀挥向黄万福膝盖；黄万福也屈蹲身体，同时挥出帕朗刀。高梨砍中万福脖子，泚出一片像芭蕉叶的血幔；万福的刀卡死在高梨天灵盖上，滴下几行纤细的血痕。情同手足的两人拔刀相向，因为鬼子预设了赌约，赢者的家人能够保全。十个孩子嚎啕着四散奔跑，一枪，一枪，像死前被猫儿戏弄的仓皇小鼠，他们逃不过子弹的追逐。
鬼子们列队等候，一个个鞍在她身上，何芸抬眼看着屋顶破洞漏进的天光。那时，仿佛还有一线希望。后来，她以为获救却重陷沼泽，她抬头看到的，好像是漆黑冰冷、污秽混乱的宇宙，她没有挣扎，没有嘶吼，那以后，她见人就解开衣扣，脱下裤子。她回到了阴暗腐臭的小房间，回到了那个被手纸和保险套淹没的小房间。
《野猪渡河》是张贵兴小说里历史意识和苦难意识最鲜明的一部，以此而言，也是张贵兴文学创作蛰伏多年后的突破尝试。
2. 依靠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寻找文学突围
张贵兴从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里获得了能力，猴杯、群象、巨犀、熟艳透腻的红毛丹、叶密如册的老榴莲树……交错混杂的姿态、声音和气味，奇谈异闻，怪力乱神，张贵兴在对各种生物的精神回应中收集通灵的词汇和感觉。情欲和暴力的非常叙事，铺张扬厉的进攻性语言，容纳了诗的隐喻与多重意象及小说化的虚构意境，为汉语文学提供了杂化的复调狂欢的文本形式。张贵兴对体味和排泄物，对悖逆的人伦和异端的欲念，对肉体与政治的联系很感兴趣，在他笔下，很多事件都肇始于感官压抑的刺激迸发，甚至成为小说的主导因素。
在《野猪渡河》里，粗莽蛮横的野猪成了侵略家园的符号指征，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一再发生。飞头在夜空掠过，无头鸡在草垛上逡巡，林草疯长，野物纵横，放肆穿梭。作品展现恢宏活泼的写作技巧，同时隐现自我重复的弊端，想象力的消耗，“语林”资源的极力挖掘。情欲与鸦片瘾是战争之外推动小说的两条主因，两种欲望的难以克制，造成了团队的内讧，敌我界限的模糊，某些匪夷所思的自投罗网，以及各种人类堪比野兽的行径，这样的书写在美学上有其价值，但无意识地在动摇真实历史的存在感。这些缺陷会否带来写作的危机？
历年以来，对张贵兴的批评，主要就是认为他过于在意小说的审美意趣，从而遮蔽、简化了更深刻的主题，比如，黄锦树就说过，“因美学上的过度充盈满溢而让历史在其中自我贫困化”。沉浸在张贵兴热烈凄艳、瑰丽诡谲的小说氛围，不由自主地沉溺、迷失，阅读观感有时近似电影画面纷至沓来的视觉冲击。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野猪渡河》不是张贵兴惯写的《赛莲之歌》、《猴杯》等家族小说，而是整个国族记忆的构建，正面回应了日本侵略这个重要历史事件带来的灾难，它是一次嵌入历史缝隙的迫切努力，暴力美学和残酷诗意并不足以真正抵达心灵的深处，作家在自觉地克服，在消解写作里的壁垒。张贵兴在书写上依然存在的迷惑与薄弱，也说明了马华新生代在历史话语表达上的的疑窦与焦虑的心态。
马华文学的背景是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教育、种族的多重纠葛，任何马华作家都必须厘清以上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自洽的文学世界。王润华、李永平、林幸谦、黄锦树等马华作家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形塑自我。黄锦树的现实理性与张贵兴的感官抒情颇能反映新生代属性意识的巨大差异，而更多的其他作家则在两者之间尽力保持平衡和自己的风格，倾向于朴素而实在地表现自我及族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境况。
这场文学突围，不止是张贵兴的，也是马华作家们，以及所有以写作为武器的人们，都需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