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这本书出中文版了，贴一篇以前的评论报道
2013年的一篇评论报道，谈到了当时这本新书的争议效应，原文标题《 The Heretic:Who is Thomas Nagel and why are so many of his fellow academics condemning him?》，我当时节选翻译了此文。以前是对作者不以为然，最近读了《美的进化》，收到了蛮大的触动，特别是其中一句“天地间有太多的东西......是你的哲学不能解释的”，所以现在心态反而变成有点理解了。
异端
托马斯·内格尔是谁？为什么这么多学术同行指责他？
去年秋天万圣节前夕，即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有争议的新书《心灵与宇宙》出版一个月左右，世界上一些顶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聚集在伯克郡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他们围坐在一起互相讨论问题，还时不时使用幻灯片进行演示。
这项“跨学科研讨会”的标题是“推进自然主义”。对于闲暇时爱琢磨人格、上帝、道德判断、自由意志等概念的人来说，这可是一次盛会（Concert for Bangladesh）。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会上，他是《盲眼钟表匠》、《自私的基因》和其他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也来了，他是《意识的解释》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进化和生命的意义》的作者，还有《为什么进化是真实的》、《真正的难题：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的意义》等书的作者们都在场。这些书籍都是向大众或浅或深地讲述科学所揭示的世界面貌。
你我这种普通人看世界，它是一个生机勃勃、有声有色、善恶共存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称得上我的地盘我做主。当代哲学家将这种普通的日常世界观称为“显明观”（manifest image）（译者注： 应为W. Sellars的观点，相对应的概念为scientific image）。丹尼尔·丹尼特在研讨会上指出：现代科学，至少自达尔文的发现以来，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显明观”在科学上并不精确。而科学——遗传学、神经系统科学、进化生物学、粒子物理学的广泛联合——告诉我们“显明观”是一种幻象。
比如颜色：你看窗外的杜鹃花也许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颜色。红色来自于杜鹃花的特性：它吸收了光的一部分，反射了光的其他部分，反射的部分则被眼睛所接收，然后相应的信号传输到大脑再变成了红色的主观感受。声音亦然：空气的振动实际上是无声的，但是我们的耳朵能将振动转换成汽车报警声或者猫叫，甚至玛丽亚·凯利的歌声。这些人体组织的能力是各类进化的适应结果。我们感觉声音和颜色“就在那里”，而不仅仅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这是一种给我们方便的幻象。它在很早以前增大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存活几率。按照丹纳特的说法，"达尔文之盒"自打开之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前进，作为一种“普遍的腐蚀”（universal corrosive），一路毁灭了幻象，消解了自由、人格、道德和信仰、母爱、祈祷等。它们实际上仅仅是“运动的分子”。
最著名、最简洁、最冷峻地揭露“显明观”的骗子面纱的是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译者注：诺贝尔奖得主，DNA发现者之一）。他在近20年前写道：“‘你’，你的欢乐与悲伤，你的回忆与抱负，你对自我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感觉，事实上不过是一群神经细胞及联结分子的聚合行为而已。你不过是一组神经元罢了。”
这种观点正是这群研讨者们要加以推进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被称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它认为存在的只有物质；或被称为“还原主义”，它认为生命中的一切，从桌子到白日梦，都最终能还原到纯粹的物理学；或被称为“决定论”，它认为任何现象，包括我们自身的行动，都已被一个预先的起因所决定，这个起因本身又被另一个起因所决定，由此一直向前推到宇宙大爆炸那个时刻。这个自然主义化的计划一直受到新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推动，它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应用到人类行为，其中还包括曾经属于非物质的范畴：情感、思想、习惯和知觉。在这个研讨会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于这种称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还原论自然主义或者称为唯物主义的新达尔文主义还原论等等的个人阐述。他们的看法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唯物主义（为了限制主义名称的泛滥，我们就先这么称呼它吧）是对我们所知的生活的通用解释。
但是这些专家有个大分歧。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应该以其真实、强烈，克里克式的方式来教育并解释给大众。那么大众也许就会发现：一个完全随机，没有目的或者自由意志及灵魂的宇宙并不是像一些迷信的人们（信教者）所想的那么糟糕。
丹尼尔·丹尼特的看法不同。丹尼特觉得，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一台“人肉机器”（moist robot），这可是冒着泄露天机的危险。如果我们一再告诉人们，他们对于自由意志的感觉或者相信客观道德的存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幻觉，那么这种觉悟可能破坏文明本身。文明的秩序要求大家普通认同个人责任感，这可紧密联系着自由意志。丹纳特说，假设公众被告知，“一般可以这么说”，自我和自由意志和客观道德确实存在——就像颜色和声音同样存在一样——“只不过不是以他们所想的方式”，这样结果会更好。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其实就是说，它们根本不存在。
讨论这个话题时，会场气氛不免有些焦躁。我想起了半个世纪前在英国审查《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出版时的情况。一位审查官如是说：“这书你我看看无妨，但是它适合你的夫人或仆人去读吗？”
现场的唯物主义者们似乎也没有其他烦心事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将自己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不单与会者的著作，几乎所有科普著作的结论都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描述实在的真实图景。但是，在得知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服膺于新达尔文主义的真理时，与会者们显得有点烦躁。研讨会的录像记录了丹纳特抱怨一些（仅仅是一些）当代哲学家们顽固地拒绝将科学的自然主义结论融入哲学思考，还继续玩弄着过时的概念比如道德性，甚至灵魂。
“尽管我认为过去25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还是很震惊地看到仍然有一股逆流。”他拍桌说道，“他们津津有味地要重操过时和脱离实际的哲学，还引诱其他人们。他们的作品是很机灵是很聪明，同时一文不值。”
会议气氛有点既好笑又好气。一位参会者开玩笑说：“你能说个名字吗？”
丹尼特说：“不说名字！”
《无神论者导论》的作者，哲学家Alex Rosenberg，向前倾了倾身，他没有被逗笑。
“还有一些作品既不机灵也不聪明”，他说道，“那就是托马斯·内格尔写的。”
是啊，托马斯·内格尔，他的《心灵和宇宙》已经在英美哲学家中间引发了一群骚动。
丹尼特叹了口气，悲哀多于愤怒，无奈大于厌恶。他盯着桌子，“是啊，没错。”
围着桌子一圈，大家似乎都发出了一阵关于托马斯·内格尔的叹气声。
托马斯·内格尔也许是美国最知名的哲学家。他发表于1974年的《做只蝙蝠的感受是怎样的?》被认为是一篇经典论文，今天它进入大学的哲学课。他著作涉及伦理学、政治学和心灵哲学。他的作品不仅因其哲学内容，而且以其罕见的简洁明晰风格与时而闪现的文采，而饱受赞誉。
内格尔教授在纽约大学拥有的教席使他拥有教学自由。之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5年。他常给《纽约书评》写写文章，现在则是《新共和》的常客。作为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对教徒常有的神圣感天生免疫，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没这么免疫，他曾为没收财产和激进的再分配行为进行过大量辩护，这使他跻身成为受人尊重的学院公知行列。
总而言之，托马斯·内格尔是一位迄今很受尊重的杰出知识分子精英。像他这样的人本不应该在《心灵和宇宙》上使用这种副标题：为什么唯物主义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你当地的主教走上布道坛，开始阅读一本尼采文集。“托马斯·内格尔搞什么名堂？”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推特上问道（没错，平克也玩推特）。平克给内格尔的书写了一个差评，它“暴露了一个曾经伟大的思想者的劣质论证”。今天，在这个科学、哲学、公众舆论的危险交织带，大伙很自然地认为，攻击自然主义的结果，使托马斯·内格尔成为同事们的难堪和一个反叛之徒。
《卫报》将《心灵和宇宙》评为2012年最受恶评的科学书籍。评论多如潮水，几乎全是负面性的。其中最善意的一个评论，是登在英国杂志《展望》，标题是“托马斯·内格尔没疯”（真的，他没！）。其他评论者可不敢如此肯定。就在内格尔这本书墨迹未干之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和知名博客作者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就已经磨刀霍霍了。德隆是新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经杜撰过一个流行词“拼装猴”（jumped-up monkeys）来描述我们这个物种。拼装是因为进化已经给我们定制了通向理性的能力和脑袋。
内格尔确信理性使我们“把握客观实在”，这使德隆感到深受冒犯。一个好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客观实在。“托马斯·内格尔并不比我们聪明”，他回应一个称赞内格尔智商的评论，“事实上，在我看来，榆木脑袋如果读过大卫·休谟的作品，也要比内格尔脑子转得快。”
有人写，“你可以无视托马斯·内格尔的这些东西”，还有人写道，“他是一个自我矛盾的白痴”。一些人则简单地诉诸权威，“这些家伙难道从来没听说过理查德·道金斯和丹尼尔·丹尼特吗？”还有一些人则因为看到内格尔的堕落至斯而心碎。“真悲哀，昔日的跨栏勇者，今天却被《圣经》绊倒，真悲哀。”
内格尔并没有在他的新书里谈到《圣经》，据我所知他在其他书里也没有。但是对于唯物主义者们来说，理性思考和《圣经》是格格不入的，有人要是把你和《圣经》稍微沾点边，那可是有意的侮辱。因此他们有意用这种联系来侮辱自命无神论的内格尔，这表达了他们的执见：那就是这本书糟糕透顶，不值一哂。
一位评论者愤怒地写道，“进化论者们发现他们中间有一头害群之马”。在文化、哲学、科学各种背景下的许多评论者都在攻击这本书，高声叫嚷着为什么像牛津大学出版社如此杰出的出版社怎么能够允许这样一本书出版。《哲学家杂志》使用 “不负责任”一词来描述出版社此举。为何大家反应如此激烈？在《圣母哲学评论》（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里，英国哲学家杜普雷（John Dupré）道出原委，“《心灵和宇宙》，肯定将给达尔文主义的宗教敌人们带来抚慰（同时还将卖出好多本）”。剑桥大学的布莱克•波恩（Simon Blackburn）得出同样结论：“我对这本书的出现表示很遗憾。它只是给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信徒们带来抚慰。”
但是那些中间派呢？你不必是一个圣经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一个神创论者或者一个智能设计论者——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来发现《心灵和宇宙》是本令人兴奋的书。“长期以来，我很难相信唯物主义者对我们及其他有机体作出的解释”，内格尔写道，“乍看起来，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只是物理运动加上自然选择的机械式运动的一系列后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日常生活的印象，加上不断被印证的常识，它们应该比专家的讲述更有力量。“我想要为那些淳朴的反应而辩护，我们的日常淳朴反应并不信任那些还原论新达尔文主义对于生命起源和进化的解释。”
这种不信任感不是一种对科学的简单无知，就像唯物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它来源于一些更基础和内部的东西。新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者们的解释向我们提供了一幅我们完全认不出的世界图景——一个没有声色，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意识，没有善恶、没有自我，甚至无私的世界。内格尔说，“它脱离了常识”。唯物主义解释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内格尔的慎重措词和试探性口吻并没有掩盖这本书的反叛意味。空气中充斥了对他的各种愤怒与不屑。内格尔的理想天堂是“建成一种世俗理论和当代开明的文化占主导地位。” 按照他的说法，今天的实际情形，是超理性地致力于建成“一种支配性的科学自然主义，一边倒地依靠达尔文主义学说，然后武装到牙齿来对抗来自宗教的攻击。”《心灵和宇宙》是一部哲学民粹主义作品，它致力于保护人们的日常见解免受知识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观的侵袭。在当今的知识气氛中，他的立场显得很激进：如果唯物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正统派们的看法有悖常识，那么我们就要反对“正教”，而不是反对常识。当推理之链将我们导向违背常识时，我们应该在放弃常识之前再多推敲推敲。
内格尔沿着唯物主义者们理性的推理一直推到不可避免要停止的死胡同。敏锐的批评者们指控内格尔对科学的攻击，而实际上他只是攻击不科学地运用唯物主义的做法。尽管他确实赞扬了智能设计论对正统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干扰，但他本身不是神创论者。他肯定“我们都是自大爆炸以来宇宙漫漫历史的产物，我们的祖先是几百万年不断经受自然选择的细菌。”他假设自我和身体携手并进。“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他写道，“我们的精神生命，包括我们的主观感受等等很可能都严格依赖于我们大脑的物理运动、身体与外部世界的物理互动。”相信还有其他东西就是去相信，就像唯物主义者们以嘲笑的口吻说的，有幽灵式的东西。内格尔不相信有幽灵式的东西。
唯物主义，目前为止运用得当。尽管唯物主义者的雄心不至于此。唯物主义是科学的预设，不是科学的发现。科学家们假设任何现象都可以还原为物质的机械的起因，通过排除所有的非物质的可能性解释，来进行研究工作。唯物主义者的解释确实行之有效而且很有效——在检测和量化那些有物质和机械的事物上。唯物主义允许我们预测和控制自然界的东西，它带来了惊人的成功。现代科学这一从空间探索到微形手术的宏伟惊人的大厦就是明证。
但是唯物主义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只能看见成功两字。唯物主义从一种硕果累累的方法论变成了公理。如果说科学不能量化某些东西，那某些东西就可以说不存在了。主观性就是如此，它无法量化，我们精神生活的非物质“显明观”就被证明是一种幻象。
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之矛攻唯物主义之盾。内格尔坚持认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存在，尽管它们很明显，唯物主义还是遗漏或者无视之。还原论唯物主义并不能解释 “原始事实”（brute facts）——比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会存在，或者生命如何从非生命中诞生。贴近生活说，它不能可信地解释我们日常的基础信念：我们主观感受的真实性，我们的理性能力，我们判断道德与否的能力。内格尔说，这种失败可不是我们的知识中的暂时缺口，可以等待科学将来的新发现来填补。唯物主义的原则决定了它无法解释原始事实。原始事实是不可还原的，而唯物主义这种通过将事物打碎为物理成分的方式，在它们面前无所作为。他写道，“这些事实几乎不可能只依赖于物理法则。”
哲学家爱德华·费舍（Edward Feser）在一部眼花缭乱的反驳内格尔的作品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来描述唯物主义者的基本错误——企图将唯物主义从一个研究假设延伸成为一个对世界的广泛解释。费舍对唯物主义的论证方式打了个比方：“1.金属探测器目前在找硬币和其他金属物体上比其他方法都更为成功。2.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金属探测器可以向我们揭示关于金属物体中任何可以被揭示的东西。”
但一个金属探测器当然仅仅只能探测一个物体的金属属性。它只能告诉我们，它的颜色、尺寸、重量或者形状。费舍写道，同理，即“机械论的科学在精确地预测和控制自然现象时同样成功，因为它们仅仅聚焦于自然易受预测和控制的那部分。”
唯物主义者们也照样无视了其他东西。对于一个渴求成为描绘整个广泛世界图景的理论来说，这可是致命弱点。随着核磁共振技术的发展，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大脑的具体结构，比如当我在人群中看我女儿的脸蛋时，随之活跃的神经元能够被观察探测到。但科学不能量化或者描述当我看到我女儿时我体验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之真一点也不亚于神经元之真。
这点可能听上去可能过于感性了。活跃的神经元和对爱的感觉无疑是紧紧联系一起的，但是神经元和感觉的不同是物质与精神的不同，是质的不同，类的不同。这两者，还原论唯物主义只能搞定前一种。
内格尔写道，“这个世界令人惊奇万分，最神奇之事莫过于产生了你我人类。”唯物主义者所做的就是驱除神奇和神秘，他们想要祛魅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他们想告诉我们：神秘世界是可以还原为完全并不神秘的组成部分的。他们的勃勃雄心在一些领域似乎徒劳无功。新达尔文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现象，任何物种的任何特性，都是随机几率的结果，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内格尔说，“有些东西叹为观止到了它们必须作为非偶然现象来解释，假如我们试图真正理解世界。”
“显明观”展示了许多非偶然的惊奇事物。内格尔认为进化不可能完美地解释意识本身。进化确实很容易解释一些初级的认知能力。几十万年（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前在非洲大草原上，早期人类进化出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即能够感觉到危险或者识别求偶信号这些有助存活的能力。
目前为止，很好。但是人类大脑能做到的远远不止这。它能够计算微积分，思考形而上学，作曲——甚至能够发展出一种关于进化的理论。以上任何一种能力都不具备明显的生存价值，更不用提几十万年前精神生活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被捕食。我们的大脑能够发展并获得这样一种通过随意甚至错误的自然选择（正如新达尔文主义者所坚持认为的那样）的而且是非适应性的能力吗？这个几率，按照内格尔的说法，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内格尔是对的，那么唯物主义者们处境艰难。新达尔文主义思想既要作为一种通用的解释理论，又要能够解释有意识的大脑如何能够产生新达尔文主义思想，极其不可能。（The conscious brain that is able to come up with neo-Darwinism as a universal explanation simultaneously makes neo-Darwinism, as a universal explanation, exceedingly unlikely.）
内格尔对其他认知能力也有个类似的论证。“进化的故事将理性的权威放在一个弱得多的地位。”新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理性的能力，是因为理性是适应性的产物。它必然帮助我们在以前的日子里生存。但是理性也经常和我们的知觉或情感发生矛盾——而后两者对于生存来说同样也是适应性的和必备的。为什么当理性和知觉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待”理性呢？就其本身而言，新达尔文主义方案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来说我们应该选择哪个适应性能力。但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们坚持我们应该拥抱新达尔文主义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理性，即使它和我们的直觉相悖。这种对理性的辩护是非理性的。
我们的道德感也是如此。大伙起码都赞同，“我们的道德判断是客观有效的”——即我们的个人判断也许有对有错，而使之对错的，不是简单的幻想或者看法。2加2确实等于4。为什么这种确信会内在于我们自身？它怎么是适应性的？新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者们告诉我们，道德感是一种机械式的进化（其他东西也一样）：我们发展出一种帮助我们生存的行为的本能。能够加强这种行为的手段，我们称之为善。如果做出相反的行为，则将减少生存的几率：我们称之为恶。实际上两者都无所谓善恶。这种道德判断只是人类愚弄自己的有用诡计。
但是我们的道德感，内格尔指出，即使在最基本的层面和早在大草原之时，也发展出了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复杂性。内格尔说，我们 “能够摆脱成见来思考善恶对错”，然后我们照之而行，或者试图照之而行。这样一种复杂而且非适应性的思考能力，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自然选择产生，它需要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
内格尔这种对“常识”的依赖，使得在对他的批评声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蔑视。一位科学家在赫芬顿邮报上把内格尔这种行为称为“诉诸无知”（argument from ignorance）。在《国家》杂志，哲学家雷特（Brian Leiter）和韦斯伯格（Michael Weisberg）对于这位曾经伟大的哲学家从复杂思维堕落到偏爱常识而大摇其头。
他们写道，“这种形式的论证，唉，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曾几何时，我们的常识和直觉告诉我们天圆地方。唯物论科学早已经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种答案（地球绕着太阳转）。
尽管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直觉都是一种类型。我对于地球形状的直觉确实错了是一回事，但对于我是否存在，或者真理和谬误是否独立于个人意见，或者“自我”是否多少能够控制我的行为，这可是另外一回事。确实，一个人不能改正他的错误直觉除非这些直觉是正确的——除非他是一个理性的、有能力区分对错并选择其一的人。这就是唯物主义对直觉的攻击——“常识”，这让内格尔觉得很荒唐。
雷特和韦斯伯格像绝大多数批评者一样，对于内格尔胆敢超越他的专业范围，而对纯科学的东西指手画脚，感到非常惊奋（agog）。在当今，哲学家怀疑科学家是一个罕见的景象。随着人文学科的普遍衰落和自然科学的成功，科学家与哲学家对科学的关系已经完全逆转。近到20世纪中叶，像罗素和艾耶尔这样的哲学家也许可以轻松地向科学家们解释他们研究工作的哲学涵义，而今天这权力完全转移到了科学家手中：哲学家一旦说错，那就等着听到“回家玩泥巴去吧，哲学小屁孩”。
就像科学家们由于学科的高度分化所导致的无法相互沟通，有些哲学家也已经退却到某些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比如一些人做着所谓“实验哲学”，似乎能够给他们带来像科学家那样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另一些哲学家，比如丹尼特，则把研究领域变成了科学的女仆：温顺和感激地接受科学家们带来的发现——从大脑扫描到希格斯玻色子——然后他们以此来例证：脚踏实地的科学胜于过时的“书斋式哲学”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内格尔也是一个复古派，他不仅胆敢不解释科学而且还和科学家的看法相左。他坦承，当依赖于“一种哲学主张来反驳一种被经验证据说支持的科学理论”时，确实感到“不大自在”（strange）。但是他知道当谈到宇宙论时，科学家犯下哲学错误就像哲学家犯下科学错误的可能性一样大。而内格尔确实被指责犯下很多特大错误，按照雷特和韦斯伯格等人的说法，他对于当今的实际科学研究是无知的。
雷特和韦斯伯格说，内格尔过高估计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即使仅仅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他在攻击一个稻草人。他写得活灵活现，仿佛“还原论唯物主义思想真的在主导科学共同体”。事实上，他们说，绝大部分科学家反对纯理论式的还原主义。50年前，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或许已经相信所有的科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但是现代科学并非按照这个原则来运作。比如心理学家并不试图将心理学还原为生物学，生物学家也并不想把生物学归结为化学，而化学家并不想把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确实，一个进化生物学家——即使是一个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会在他的工作中完全诉诸于物理学。
有一点是真的，就像内格尔自己在书中所写的：纯理论式的唯物主义，“对于任何科学实践来说都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者无论是否乐意信仰唯物主义，依然可以取得科学进步。（这也是为何把科学进步当做支持唯物主义的证据并不让人信服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批评者的要点也是诡辩式的（disingenuous）。如果唯物主义真的能够解释任何事情——唯物主义者们坚持这样认为——那么比如心理学事实一定能还原为生物学，再还原为化学，最后还原为物理学。如果它们不这么还原，那么它们（啊哈！）就是不可还原的。那么任何一个按照这种定义所谓不可还原的事物，也就是独立自存和非决定论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物质性的。它也许甚至就是幽灵式的东西（spooky stuff）。
雷特和韦斯伯格的这点诡辩也被著名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轻微地斥责了，毕竟他对于雷特和韦斯伯格在《国家》杂志上对内格尔的炮轰感到十分高兴。科因也是这次伯克郡研讨会成员之一，他指责雷特和韦斯伯格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摇摆——试图回避得出还原论唯物主义所要求的强硬结论。各学科的科学家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把所有的科学还原为物理学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一个只有在遥远未来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是，他写道，“认为所有的科学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物理法则的观点，它必然是真实的，否则你就是信教的。”要么我们是运动的分子，要么我们不是。
你可以原谅雷特和韦斯伯格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的这种回避。它试图作为一种指导万物的哲学，就已经受到重重的阻力，如果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甚至更糟。幸运的是，唯物主义从来没有被贯彻为唯物的生活。作为同事和朋友，丈夫和母亲，妻子和父亲，儿子和女儿，唯物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按照他们的实际看法来动真格的（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没人认为他的女儿仅仅只是运动的分子，没人认为大屠杀仅仅在相对意义上才是邪恶的。一个根据他声称的信念（即认为不存在任何道德责任的实体）所生活的唯物主义者，假如他眼中的朋友、敌人、家庭都是被基因所决定的机器人——那这不仅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将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论你怎么看雷特、韦斯伯格以及那些研讨会上的学者们，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他们谁都不是精神病患者，沾不上一点边。
按照内格尔的看法，唯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是有用的，但是再试图越界使用它，那么它就是明显荒谬的。《心灵和宇宙》可以被看作是奥威尔的一句著名刻薄话的延伸版，“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这些东西，普通人可不会这么傻。”（One has to belong to the intelligentsia to believe things like that: no ordinary man could be such a fool.）严肃地贯彻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不存在客观的真、善等价值，这种英雄壮举是一种认知失调症。内格尔因为指出他的知识分子同行们在承担这样的壮举，而注定要被知识界所放逐。
内格尔说：“面对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人们却还是支持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我想，应该归结为它是唯一能够替代有神论的世俗理论了。”
宗教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最近在《纽约书评》发表的评论《冲突根源究竟在哪》中写道，内格尔既本能地躲开有神论，又渴望得到一个合适的其他理论。内格尔曾经说，“如果我要是因为确信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字字为真而热血沸腾，那么最大的可能性解释是我大脑短路，而不是福至心灵。”内格尔承认，当他发现不能接受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时，他感到一阵惊慌，因为对于一个世俗知识分子来说，替代它的理论（即宗教）是不可想象的。他将这种思想抽搐称为“宗教恐惧”。
不久前，他在一篇名为《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和对宗教的恐惧》的文章中写道，“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有一股深深的恐惧感。我想要无神论是真实的，而且我所知道的一些最聪明博学的朋友是宗教信仰者的事实使我很不安。这不是简单的由于我不信上帝所以希望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是我希望没有上帝！我不想要有个上帝。我不想要一个有上帝的宇宙。
内格尔认为很多知识分子都思考过 “宇宙主宰者问题”。这就是为何知识分子们要紧抓唯物主义这根救命稻草，同时敌视那些迷失的羔羊。唯物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因为它“将我们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内格尔在《心灵和宇宙》中试图想走出可能存在于有神论（在情感上可以接受，理智上不能接受）和唯物论（站不住脚）之间的第三条路。他想描述的自然是“目的论”的——非随机，不完全屈从于几率，而是倾向于一个特定的目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可不需要跟上帝有什么瓜葛。
我不认为内格尔成功地找到了他的第三条路，而且我不相信他和他的后来人会成功，但无疑的是，他的努力闪耀出了诚实诚信和自由思考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