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更少一点

“站在今日世界，人拒绝财富和权势的支配，奋力做出辨识和选择……这只是人给自己的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只身的、安静的、隔离的、有结果通常也是有去无回的，但如博尔赫斯所说，这是一个义务。”（《声誉》）

去熟人开的餐厅吃饭，她面色疲惫，眼皮浮肿，但还是非常殷勤地招呼客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量不遗漏每位食客的需求。送走一批客人，她拉过椅子坐下来，告诉我她昨晚吃了医生开的安眠药，好歹睡了个囫囵觉。我询问原因，她说最近打算开一家新店，正在装修，去年又买了新房，现在每个月车贷房贷加起来上万元，还得养活好几个员工……想起这些就睡不着。又说，之前流产后只休息了几天，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一个劲往前奔，趁着年轻多赚点儿，老了才能衣食无忧。我只能开玩笑地安慰她，再拼搏两年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了。

那么，人能不能减少一些需求，降低一些欲望？比如租房而不买房，坐公交而非开私家车出行之类。只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不是轻松得多吗？当然没那么简单。

放眼四顾，人每天都被各式各样的广告包围，它们千方百计地帮助你发掘新的需求，诱惑你购买花样繁多的商品。这种超越绝对需求之上的感官满足是无穷无尽的，去购物网站浏览一圈， 人对于物质世界的认知就会拓宽好几倍。精挑细选、用心打理、整理收纳，过一两年再送人、卖掉或丢掉，然后购入新的物品，开启新的循环……选择困难症、囤积狂、收纳癖也应运而生。

仔细算算，我拥有多少超过生存必需的东西呢？衣食住行，数不胜数：那个花了100元的复古铁凳，那个整整挑选了两天的实木扶手椅，那个有着美丽波纹的珐琅锅……可是，过去十几二十年里购买的衣和物，我频繁使用的还不到一半，剩下的都存放在箱柜里不见天日。我承认在得到它们的那一刻，有种被美好之物包围的小确幸，只不过这感觉短暂、清浅、易逝，与购买和归置它们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相比，得不偿失。

生也有涯。人到中年于此深有体会。一天只有24小时，刨除睡觉时间，你常常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工作还是购物，看书还是观剧，陪娃还是刷豆瓣……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往往成了一个严肃甚至激烈的人生选择。

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描述过有关阅读的抉择：

“这不只是时间分配从而丢失东西而已，就像你放弃临了十年以上的汉隶魏碑，让一堆美丽而且相当不便宜的日本二玄社书帖在书架上招尘；或你收起围棋子并把陪伴你度过千百个不寐夜晚的吴清源实战谱封存起来云云。四十岁之后的阅读抉择不仅仅只是这样单纯的悲伤告别，还包括阅读内容的路线冲突问题，除非你不打算再深入追究了，除非你肯让阅读从此停留在消遣享乐的浮面上，否则你终究得选某一边站，因此，这是人生位置的确认，决定你只能当什么样一种人，这会是很激烈的。”

有朋友建议我做个读书博主，用拍视频的方式跟人分享一本书。对方的好心，我敬谢不敏。且不说我看书太少太慢，根本支撑不了自媒体的更新频率；也不说我尚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思想积淀，不足以输出观点与经验……单说用几十分钟讲书与听书的做法，它本质上与读书求知背道而驰，后者没有所谓摄取精华、速成这回事（成功学读物、工具书、鸡汤书之类除外）。多数情况下，你只能一本一本去阅读、思索，有时不得不放慢步子，调动想象与经验去领悟；有时则会误入分岔小径，体验迷路、探险的乐趣；有时还须回到生活中去实践、检验书中所得，如此间接经验方能化为直接经验。就像人很难依靠维生素、营养粉过活， 也无法一口气吃成胖子；食物也好，知识也好，都要一口一口咀嚼品味，一点一点消化吸收。

对读书一事的不同理解——是闲来无事的消遣、附庸风雅的装点、洋洋得意的攀比，还是无法舍弃的心灵需求——往往映射出人生道路的差异。且不论高下，但它确实需要选择。

《声誉》源于唐诺和梁文道在香书展的一次闲聊，俩人约定要各自写一本小册子，致力于谈清楚某个领域的某个问题。好几年过去，唐诺交出了《声誉》。梁文道忙于工作，无暇写作。唐诺谈到自己与杨照、梁文道的不同选择——前者是沿着某条路独自钻研精进的写作者，后者是用明白晓畅的方式普及文化、常识的启蒙者。于是，唐诺写出一本又一本书，道长和杨照做出一期又一期节目。二者各展所长，众人各取所需。

去年疫情期间，我常收听《八分》。道长在节目中谈及各种社会议题，普及常识，希望能减少撕裂，弥合分歧，促进理解。值得欣喜的是，很多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听众都会认真聆听、发问、争论，而不是攻击、指责、谩骂。道长花费心力搭建平台、制作节目的初衷实现了。不过，启蒙只是个开端，接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书要读，假如你还想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别人和身处其中的世界。那么，唐诺时时挂在嘴边的那些作家作品，便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了。

不止读书一事。人到中年，你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一样动辄呼朋引伴、潇洒玩乐、不醉不欢——既没有可供挥霍的身板，也找不到几个有精力的同龄人。你开始斤斤计较花在某些可有可无社交上的时间，犹豫要不要和某些人继续往来，怀疑某些岁月静好场景背后的空虚无聊，比方说几个人围坐在午后的咖啡馆里晒晒太阳，聊聊家长里短，谈谈国际局势，慨叹下时光飞逝，顺手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这就是享受生活吗？为什么一颗心还是轻飘飘的没有着落？

前些天，我花了一个小时整理微信通讯录，删除了两百多人。比起同一堆人谈笑风生，或流连社交平台，为别人的生活瞬间、点滴感悟刷刷点赞，或斥资不菲购买各类名家课程，企图一夕之间变得谈吐不凡、睿智清明……跟一个人、一本书认认真真交往——同挚友彻夜长谈，分享读过的书，交流做过的书，讨论和规划长长短短的目标；花上几天甚至数月啃完一本大部头，尽可能用贴切的字句将其引发的感触诉诸笔端——会带来更为持久的满足，激起精神的共鸣，唤醒创造的快乐。人生即将过半，有二三知己足矣，其余的不妨让它随风而去，彼此相忘于江湖吧。

在专职写作之前，唐诺曾是出版界的一名老兵，和所有编辑一样得在财富大神和权势大神夹击之下辗转腾挪，在“声誉和财富，知识传承和市场法则，好书和卖得好的书”之间做出取舍。台湾出版业持续快速下滑的状况——读者不断流失，一批富有品质和价值的书再无机会出版——令他忧心不已。虽然他自嘲这已经不关他的事，但还是忍不住一次次苦口婆心地讨论，希望能挽留部分读者，让好书重见天日。

由于人口基数的缘故，大陆出版行业的衰退相对缓慢，但书越来越单薄，读者越来越稀少，也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不少编辑纷纷转行，但仍有一些令我欣赏和尊敬的同行留了下来。每每看到TA们又做出一本本不错的书，我的信心就又多出一分。年轻时，我有过“不做某本书会抱憾终身”的执念，仿佛我的职业生涯需要借由某些作品获得认可，说到底这是出于虚弱和虚荣。如今那些念头愈来愈少，看到心仪的书出版只觉得高兴，不管由谁做出来都很好。再小众的书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给予某个读者陪伴与安慰，这是最让编辑欣慰的事。

可惜，如今恐怕没几个编辑能安安静静躲在书后面，多多少少都得亲自上阵、卖力吆喝——录音频、做播客、直播卖书——哪怕收效甚微，哪怕只是聊以自慰。印象里，侃侃而谈、光鲜亮丽的编辑属于少数。想想便知，但凡能说会道，似乎也不必、不甘做个编书匠；熬夜看稿难免顶着黑眼圈，戴着近视镜，皮肤也不可能多清透。我很好奇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编辑出声、出镜而买了书，至少这一点还构不成我买书的充分理由。

作者也无法置身其外（坚持隐身的意大利作家费兰特大约算是孤例）。去年《阅读的故事》再版，唐诺竟也破天荒地参与了一次直播（我猜他既不忍让出版方为难，也期待大陆出版业的萎缩能缓慢一点，为此愿意尽些绵薄之力）。但他惯常的严肃的思考和讲述方式，与讲求插科打诨、夺人眼目的直播形式显然不太搭调——他并非不懂开玩笑，只因有些东西的确没法轻松调笑或敷衍了事。好在此后唐诺没再被安排参与类似活动，大概没几个观众有耐心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坐在那儿长篇大论，而他的读者并不需要跟他在屏幕上积极互动，埋头读书、心有灵犀便好。

《声誉》的阅读之旅将尽，唐诺回到他最熟悉的领域，毫不回避地询问包括自己在内的写作者：

“你究竟要奋力写成一本最接近完美的书，还是希望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是要完成一本接近一百分的作品，还是生产出一百本六十分所以总数是六千分、数字效益高达六十倍的作品们？”

随后又满腹深情地作答：

“我真正信任的是这个工作和人的基本关系，这在足够长的书写日复一日时间里，必然已生成为某种绵密的、纠结盘缠的‘绊’……像是书写本身给人的回报，一种隐藏的也延迟的真正报称系统，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命归属感甚或博尔赫斯所讲的‘幸福’。如果我们说现在才想改行已来不及了，这是玩笑话或者嘲笑，可也一定程度是正经的、严肃的，这里没侥幸的余地，你心知肚明换一条路从头来过绝对来不及走到这里、这种程度，认真想下去，你不会想换的，你舍不得。”

这是常年栖身写作的切身感受，也是对同道中人的殷殷期盼。这份不合时宜的固执信念看得人鼻头发酸。絮絮叨叨了近二十万字后，唐诺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倘若将书写视为志业，那么在无可抵挡的死亡来临前，一个人只须沉静地、专心地写下去，不惧任何障碍和诱惑（比如财富、权势），也无需任何报偿（比如声誉）。

某天孩子问我为啥要在床头摆上两本书（《尽头》《阅读的故事》），我脱口而出：“镇妖除魔。”孩子又问：“就像奥特曼吗？”我哈哈大笑。

活在眼前由财富权势统治的世界里，心神难免混沌摇摆，时不时地困惑、怀疑、犹豫、懊恼……而唐诺和他笔下那个应然世界让我得以超越一时一地的困境，望向虚空中的理想国度。此外，世上有人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坐在某间咖啡馆的桌子前写作，没有智能手机，不用社交网络，这件事本身就足以穿透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带来一种“奇妙的、低温的、近乎透明的宁静”。

唐诺很清楚自己翻来覆去表达的东西，或许没几个人听到，或许听到了也难以践行，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写下去，只是为了“在实然统治的乏味世界里，奋力留一点应然的东西”。他多么想把那些深邃美好的事物留住，引诱哪怕一两个人去读一读那些伟大作品，为此不惜长篇累牍地引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以至于到了令一些读者厌烦的地步。

虽然唐诺不在乎也不需要，我还是想稍作辩驳。作为编辑，我很少从语法角度细究他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从属于他的思想。啰啰嗦嗦的话语背后是数条曲折蜿蜒的思维小径，它们构成了一片思想的密林，在浓荫覆盖之下，那些长句自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独特节奏，循着它们定会有所发现——在接连不断的惊喜面前，沿途的枯枝碎石显得微不足道，反而增添了些许挑战的乐趣。假如肯花些时间和耐心，放下戒备和抗拒，细细品鉴，便会尝到不同寻常的滋味——一种与简洁短促的文字形成对照的繁复之美。这种作用于心灵的美好体验深沉而持久，是一顿美食、一场欢爱难以企及的，也是文字之外的其他媒介难以抵达的。

或许是为了迁就“小册子”这个讲法，或许是为了从视觉上降低阅读的压力，唐诺惯常的万字长文被分割为一篇篇短文。但形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轻巧、轻松——这并非唐诺的书写目标——你还是得投入全副心神，认真地对待他的疑惑、诘问，严肃地审视、反思自己眼下的选择与未来的路途。

说到唐诺，就不免牵扯到朱天心，谁叫他字里行间总是出现她的身影呢？相较于亲人或伴侣，二人更像是彼此信赖与欣赏的同道，“不受利诱，不为势劫”。从早年拒绝进入影视行业，到如今尽量远离互联网、自媒体的潮流，两个人一心一意留守文学园地，一笔一画书写所念所信。正是这种超越了血缘捆绑和盲目激情的淡然、宽广、精致的友谊，让一对友人携手同行了三十年之久。

朋友感慨，今时今日要拒绝诱惑太难太难，希望朱天心、唐诺这样的人能长命百岁。这心愿固然美好，个体寿命却是有限。而且，声誉的终极敌人并非财富、权势或虚假声名，而是“全然的、死亡般的遗忘”。因此，珍贵的价值需要一代代人坚定小心的守护与传递。而唐诺孜孜不倦书写的目的也在于此：

“我以为我们一次次重述他们、使用他们，最终极的是要他们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尸体，而是栩栩如生的、带着光亮飞出来。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