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消解与即兴

悬停、消解与即兴

赵松

完成意味着远离。

不管你倾注了多少心力与时光，怀有过怎样的期望，小说完成后，它就离你远去了。跟作者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作品都是过去时的。就像攀登陡峭的山峰，你向下回望，能看到的并不是步步生成的来路，而是无尽的虚空。如果作品还确乎有些意义，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只因它们曾以某种方式穿透现实世界面对过虚空。生命本身也是如此。不断生成消解的记忆，验证了生命个体的存在，也呈现了虚无本质。

海明威在其状态正好时，对采访者表示：“有时候我感到很难写下去，就读读自己的作品，让自己高兴高兴……”就像他的那些写作教诲，这话也曾触动过我，带给我某种踏实的感觉，甚至让我相信作品之间会自然生成阶梯的关系，踩着前作就能抵达新作。不过现在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在其创作后期，海明威也不再会有这样的念头了。他可能会经常想到那段话的后半句：“于是我想到写作总是困难的，有时候几乎是办不到的。”

旧作已远去，新作却杳无踪影，这才是常态。除了意识到自己处在困难重重且前后空茫的中途，你无法知道下一个驻足的点在哪里，它不在地图上——不，写作从来就没有什么地图可以遵循。

试图以小说构建别样的世界，意味着要在不可逆的时间直线上创造出磁力般的场域（只是不会像磁力线那样闭合而已），并以此回应有限生命的延展与消逝。小说本身的时间，就像围绕现实时间线制造的虚拟分叉，因其充满不确定性而生发出某种悬停的效果——仿佛小说世界的时间是全然孤立存在的，可以不受现实时间消逝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小说的行为即便不是对现实时间的逃逸，那也是在现实时间线上凿出孔洞，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窥见并体验仿佛可以不断重启的别样世界。

小说完成之后，还会给作者留下些问题。其中包括谈论它是否必要。当它变成了书，其物质的状态除了会带来踏实的完成感，还会有莫名的陌生感。因为在等待它到来的时间里，遗忘已经悄然发生了，而作者的心里已近乎清空。当然，谈论并不意味着能把它重新拉回到此刻，而是意味着，要试着在它诞生后留下的世界里搜寻与之相关的各种痕迹或碎屑，而这，又无异于另一次虚构。

《小说界》杂志喜欢让作者写篇短小的“自问自答”，放在小说的后面。我很快就从中找到了乐趣——以一种貌似解谜的姿态来制造更多的错觉与假象。现在我来写这篇创作谈也是如此。至少，我不会也不可能企图把小说集《伊春》里的那些线头以某种合乎情理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以便于读者能借此找到什么因为所以的答案。在我看来，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或动机，作者都不应该主动出现在其作品与读者之间。

当然，我也可以做一些有暗示性跟误导性的解释。比如，那篇《伊春》里的男主人公跟我的另一部小说集《空隙》里出现过的那个警察马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甚至有可能就是同事。关于他的那些经历，可能就是我直接或间接从马戈那里知道的。他们的性格与人生是如此的不同，可偏巧都在工作中碰到过寻找离家出走者的任务，跟马戈间接促成了出走者的自杀不同，《伊春》里的那个男人意外地完成了任务，而实际上他自己才是真正迷失自我的人。跟马戈只是在稳固的状态里出现某些游离不同，他的精神世界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濒临瓦解，他试图挣扎出来，从那些错乱的线索里找到能让他逃离迷宫的那一条，尽管到最后他手里有的也只是一团乱麻。

或许我还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把《南海》《爸》《凤凰》《尼泊尔》里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归入此类，他们都处在暧昧悬停的状态里，有所追寻却始终无可归依，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他们唯一能拥有的，可能也就是这种悬停的状态，怀着某些微弱的动机或希望，还在途中却已意识到各种可能性的消解，于是就近乎本能地让这种悬停尽可能持续下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十几分钟，也是好的，在哪里都无所谓了。对于他们，你是无法用“生活在继续”之类的陈辞滥调提供什么抚慰的，因为他们可能只有在那种悬停的时刻里才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出神也算是生活的话），尽管从内容上说，这其实像是某种归零的状态——仿佛还能期待点什么，又近乎无所期待。

在那些人物的存在过程中，如果悬崖与深渊都是隐然就在附近的，那么除了悬停里的犹疑与近乎本能的徘徊，还有什么可能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答案。我只能说，重要的是其中也有难得的即兴成分。当我决意把那篇多年前写下的游戏之作《邻居》收入这本小说集里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它让我回想起当年写它时那种那种无拘无束的即兴状态。这要感谢向我约稿的人，她是那么随意地向我发出了邀约，万圣节到了，活跃一下气氛吧，随便写点什么吓人的故事。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但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十七八岁时，住在我对门的那对夫妇。他们感情不错，却又经常吵架。她是个喜怒无常的漂亮女人，而他则是个表情严肃的瘦高男人。他们那个五岁的儿子，叫小树，整天蔫蔫的。她不工作，白天独自在家时，经常穿着白色睡衣坐在地毯上抽烟，敞开着房门，总是把录音机的声音调到很大，放的都是流行歌曲，有时她还会跟着哼唱几句。

我有点怕她。后来，她男人去了南方。过了一年，他回来接走了儿子。没过多久，他们就离婚了。那时我不住在那里了。据说她结交了各种男人，差不多以此为生。在那幢日式老楼拆迁之前，我回去过一次，在那个已变成仓库的房间里找些旧物。对面房间已没人住了。邻居说她早就不知去向了，说不定都进了精神病院呢。

实际上，当我想到那个似乎懂《易经》的文静女孩时，都还不清楚这个故事要怎么写下去。直到那套英国人丹尼尔·哈里森写的六卷本英文版《中国古代灵异事件研究》出现在想象里（受王央乐译的那本《博尔赫斯小说集》的启发），我才兴奋了起来。当时我的窗外经常会出现一只野猫，而我的床头又放着本《金刚经》，于是就有了寺庙里的那只猫与和尚的报恩式故事，而切入的最初话语，就是那句“不解金刚何意”。就这样，我只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写完了这个鬼故事，也算是表达了对博尔赫斯的敬意。

这样一个即兴写下的应景故事，有什么可说的呢？对于我来说，最在意的，其实就是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当时写它的过程中所有的耐心与那些意料之外的想象——尽管它们都如同随手的一击，却要远比我那些精心构建的小说更值得铭记。因为至少，它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尽可能地为那种无所顾忌的即兴状态和乐趣保留足够的空间，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2021年2月19日

（刊于《深圳特区报》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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