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版的霸权稳定论？

与一般的政治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体系内主要大国的收益—成本的动态平衡体系，大国是否有动力变革国际体系，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由此搭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际政治变革问题的基本框架。特别地，作者尤其重视经济因素和技术变革在国际政治变革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思路

在阐述核心假设之前，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具有某种同构性，即“社会体系和政治制度的产生是由那些追求眼前利益的强有力的行为者决定的。”换而言之，国际秩序主要由大国所决定，国内秩序主要由统治集团所决定。在这个假定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行为的假定，总结来说就是：（1）当国际体系处于均衡稳态时，说明大国无利可图（反之亦然）。（2）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大国将停止变革体系。（3）当边际收益为零时，大国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成本增速将大于自身的经济增速。（4）当体系平衡无法解决时将产生危机，新的权力分配将导致新的平衡。

就国际体系的性质而言，作者认同国际政治理论中关于国际社会处于一个没有最高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但是作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代表无序。作者认为国际社会存在有规则的互动以及不同的国际分工。大国对国际社会施加着控制作用，这种控制由权力的分配关系和国际威望所支撑。就国际政治的变革而言，作者认为可以分为体系的变更、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其中体系的变更是指体系特征，即主要行为体（大国）性质的变化。而华尔兹所说的权力分配的变化（结构变化），在作者看来则属于系统性变化。

在影响国际政治变革的环境因素方面，作者认为技术的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不仅是指交通技术、通信技术、军事技术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创新，使得人类可以摆脱土地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束缚。但是就起到更大作用的内在因素而言，作者认为是统治集团对于权力对比的认识（修昔底德陷阱）。

在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国家行为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而影响国家变革行为的因素，又取决于国家的社会构成。原始及封建类型的社会由于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盈余而对行为影响很小。在国际政治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社会类型是帝国社会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社会。作者认为，国际政治变革（大国扩张）面临的限制性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阻碍、对立国家的抵抗和“最适规模”规律。特别地，就“最适规模”来说，“虽然扩大的政治单位在提供公共利益方面创造出规模经济，但需要满足的个人偏好的总范围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也就是说，当国家扩张后，可能会由于利益集团的分化或者国家分裂趋势的出现导致行政成本升高，从而降低扩张收益。抑或是统治集团本身变得更加趋于保守和安稳。

当大国停止扩张，国际体系趋于平衡时，大国的衰落也就开始了。“维持国际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配国用于支撑其地位和现状的财政能力上升得更快。”造成衰落的内部因素包括：经济基础被腐蚀（边际收益递减律作用同时且技术停滞，即“先发劣势”。）、战争成本增加规律、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经济性质的结构变迁以及道德衰败。这一系列因素最终使得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而外部因素则主要是霸主的防务开支增加、义务负担过重以及技术扩散导致的经济领先地位受到威胁。

当霸主国家的统治能力衰败，无法与当前的体系内国际权力分配趋势相匹配时，国际政治就面临着变革的风险。霸主国为了应对挑战，只有两种途径：提高自身汲取资源的能力或者“降低它现在承担的义务/成本，以致最终不危害其国际地位。”可是前者由于体制僵化难以实行，而后者又可能是自损威望和地位的冒险之路。当和平的手段用尽时，将不得不开启霸权战争作为解决之道（也是最常见的方式）。

就当今的世界政治而言（20世纪70、80年代），作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民主化）以及核平衡都降低了霸权战争的风险，但从根本上无法消除暴力手段使用的可能。吉尔平认同华尔兹关于两极稳定论的观点，但是也指出如果出现有一方失衡、第三方势力出现抑或阵营极端对立，都有可能引发战争。

二、 本书的价值和不足之处

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吉尔平教授没有囿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之中，而是在当时条件下另辟蹊径，借鉴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制度主义）的成本—收益关系视角，去考察世界政治的变革。作者将世界政治的进程视为崛起国出于利益追求，从谋求霸权统治到维持现状再到不断衰败，最后在霸权战争中被新的霸权国取代的过程。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版的霸权稳定论。但是这种霸权稳定论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版本，特别是不同于华尔兹的静态理论。第一，作者认为国内利益集团决定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影响体系变革。第二，作者认为技术创新和收益递减律深刻影响国家实力，从而影响世界政治。而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国内政策的影响。因此再度强化了单元层次的重要性。尽管根据作者的理论，国际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霸主更替导致的动态平衡体系，但是若从华尔兹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主义理论”，忽视了具有独立作用的结构的影响。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在此仅指出两点。一是体系与系统概念混淆，定义不清且没有价值。作者认为体系是指的行为体的性质（帝国或是民族国家），而系统则是一种统治方式，且体系变更包含了系统变革。首先本书所谓的系统一词易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结构”相混淆，而且在书中的含义更接近于国际秩序一词。作者认为系统性变革涉及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华尔兹所说的结构变化，即系统变化。此外，在欧洲历史中，从未出现频繁出现由帝国长周期的统治历史，自罗马帝国后，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王国混战时代。而且霸主性质的变化，并未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特质属性产生影响，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体系变化。

第二是本书中时刻存在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矛盾。按照温特的说法，理性主义选择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个体主义理论。它假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作者同时又认识到，国家本身没有利益，国家的利益来自社会精英或及其联盟对利益的认识。同样地，作者还认识到国家威望及统治合法性在“相对控制”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以及在谈及霸权国扩张的限制性因素时，统治集团心态的保守化也是重要的。这些因素都反映了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变量矛盾，而作者却采取回避而不是直面这些矛盾。也就是说，国家的扩张与否，到底是取决于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还是取决于统治集团对于利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