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的“空间”与“时间”，形式和政治

如赵园所言，《呼兰河传》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呼兰河传》强调历史生活中的共时性方面，强调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因而这部小说里的时间感和时间意识并非线性演进的，而是有类一个平面的空间的推演，而至于一个共时性、带有普遍意义的循环。在赵园看来，既要为一种文化形态作传，为一个文化地理空间作传，就必得着眼于时间上的普遍、重复性，而时间上的普遍和重复，便构成空间。萧红依据空间原则来安排叙事，不依“时序”而直接用场景结构小说，各构成部分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熔冶在一起。《呼兰河传》通过文字与文字的组织，把“空间”构建为一种富于“整体感”的“功能”。小说对时间空间化的处理带有一种俯瞰的宇宙视角，从而形成有类“风俗画”的展演模式，从而弱化了情节、弱化了“小说性”，而助成某种“散文特征”。呼兰河城恰恰是在散文化的叙事方式中被建构为一个“时空体”，但“小说性”的弱化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失去，《呼兰河传》里那些由空间性的整体感所带来的散文特征也常常被一些时间性的小说质素所触碰和扰动。而恰恰是在时间扰动的意义上，“年盘转动了”，《呼兰河传》再一次确立了它是一部“小说”，而非“散文”。

《呼兰河传》的结构乃由一个俯瞰式的宇宙视角慢慢下推、逐渐聚焦于具体的生活场所（“我家”，“我家的后园”）和具体的人（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叙事视角由故事开初的俯瞰而变为平视，也就是要在一种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带来时间性的扰动。但从小说提供的内容来看，人物的命运仍然像一个空间性平展的循环，没有带来任何内在的或外来的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因素，没有带来时间，但萧红这样安排小说的结构，是有意识地希望在凝滞的空间中带来时间的。萧红有一些努力，除了叙事结构上的设计外，萧红也通过对照性的反复修辞来实现对空间的扰动。对照性的反复这一技术和句法，遍布于《呼兰河传》，构成小说修辞上一种整体性的形式景观。反复的句法营造了一种轻佻、活泼的孩童语气和诗化的节奏感，轻巧的情绪也便蕴含在自然化的叙事进程之中，有时候是单纯的轻巧，有时候这种轻巧也带有反讽的态度和意味，有时候又不断延伸乃至生产出新的内容。反复的修辞在萧红这里同样是结构性和主题性的，小说人物的命运和呼兰河城风俗历史的展开都具有重复性，因而是非时间的，而是空间的，是一个平面铺展的循环。萧红当然也通过在这些情节性和人物下降式命运的反复中不时安插反讽（这种反讽以叙事者语气的介入加以呈现），来对呼兰河城和北中国反复出现的凝滞、愚昧的生活风俗史进行批判。也便是说，萧红在散文化和自然化的笔调里暗藏的那些社会性因素和中下层人物阶级意识的朦胧兴起，是通过对照性反复这样的修辞来呈现的。反复在《呼兰河传》中是贯通全篇的结构性修辞，反复意味着一种空间化的对社会生活的展布，但由于萧红在反复中不时安插了反讽，搅动了反复所带来的那种同义性、重复性的生活局面和历史态度，搅动了凝滞的空间，而把一种时间性的因素掺杂了进来，使得整个小说叙事，也使得整个呼兰河城平板的生活“动”了起来。这种时间性的“动”的因素对空间性的“静”的局面的搅动，是由叙事人强力调度出来的（“亲切”“宁静”的萧红精心地安排着她的小说结构和叙事走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萧红作为一个有着自觉的社会意识的自觉的作家，如何在一种成熟的形式感中表达自己的社会态度，但又不破坏小说文体和形式本身所包含的那些自然的惯性，如何在社会意识和形式感两者之中求取平衡。在这里，社会历史生活乃至萧红本人对社会历史的态度构成了一种时间感，这恰恰是一种左翼的时间感，这种时间感对自然化了的呼兰小城静态的生活风俗史造成了扰动，在整体的空间性中杂入了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

《呼兰河传》中形式—政治的通路，或许正是在反讽性反复对静态的情节性反复的修辞扰动中实现的。而在由俯瞰的上帝视角到具体人事的聚焦镜头的叙事转变中，这种时间对空间的扰动没有达成它的效果，萧红所试图询唤出来的救赎性时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萧红向救赎性时间伸出去的手势，不能不说是方向清晰和明朗的。 2021/3/24 京西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