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太太》：女性的英雄主义，是面对着真实去生活

克拉丽莎•达洛维告诉女佣自己要去买花。这是1923年6月里的一个清晨，英国上层社会的贵妇达洛维太太为了晚上的交际宴会，流连于马尔伯里花店的花罐之间。这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辆神秘的小轿车停靠在花店门口的人行道边上。达洛维太太捧着花出门看，猜测轿车里是某位大人物。她没有注意到路边那个惊恐的年轻人塞普蒂莫斯，更无法预料到十几个小时后，这个陌生男人的死将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达洛维太太》发表于1925年，是英国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达洛维太太举办晚会和塞普蒂莫斯自杀为核心事件，以伦敦西区的普通人为散点，借他们在一天之中的感官印象与内心独白汇聚而成的意识之流，直观地呈现出一战后五年里英国社会的变迁。《达洛维太太》也是一部有关女性的身份认同的小说，吴尔夫塑造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热爱生活的贵妇、聪慧虔诚的家庭教师、街头吟唱的卖花老妇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形象，用她们描绘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整体的生存处境，并以此追问，对于女性来说，“成为你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吴尔夫曾在日记中提到，《达洛维太太》有意批评社会制度对人的压抑。小说中英国上层阶级的物质生活十分富裕，精神世界却一片虚空。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压抑主要源自于婚姻生活带来的一系列限制和自我牺牲：克拉丽莎的智慧高出丈夫达洛维一倍，但她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事物，引用他说的话，为了他的仕途不停地举办交际晚会。布拉德肖夫人为了帮助丈夫实现对于统治和权力的热望，毫不犹豫地顺从他的意志，放弃昔日的自由生活。利西娅怀着对爱情的憧憬远别家乡意大利，新生活给她的职业却是做个任劳任怨的妻子。不论处于哪个阶层，女性都如波伏娃所说的那样，她们不能直接控制未来和世界，她只能通过丈夫向群体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吴尔夫没有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性别对立，“把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谴责，都是荒唐的”。实际上，不论是羞于向妻子表达爱意的理查德·达洛维，还是从贵族生活的繁文缛节里获得满足的休·惠特布雷德，小说中的男性也同样承受着父权社会“男性气质”与“成功标准”的精神压抑。但吴尔夫在这些妻子们的牺牲和妥协中，看到了某种更深的局限：如果一个女性的意义半径被框定在厨房与客厅之间，那么家庭既是她全部价值的体现，也将成为她的束缚，如同《达洛维太太》封面上那只隐没在灰白玫瑰后的粉色鸟笼。

“她感觉很年轻，同时又感觉有说不出的苍老。她如一把解剖一切的刀，但同时她又是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她什么也不懂，不懂语言，也不懂历史。如今，她几乎什么书都不看，除了躺在床上看回忆录”；“没有了她，这一切都还会继续下去，她对此会有什么不满吗？”

克拉丽莎独处时，身份危机一次次袭来。于是她一次次退回到热闹的人群中寻求庇护。

真正的觉醒不容易，因为克拉丽莎·达洛维直接面对的不是父权社会的生存规则，而是父亲、丈夫、亲友、宾客们的目光。人在社会中生活，他人的态度、评判往往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少女时期克拉丽莎渴望得到父亲的喜爱和恋人的认可，成为达洛维太太后，客厅和晚会中越来越多的目光敦促她努力扮演完美女主人的角色。她必须如此，因为离经叛道会带来孤独的痛苦：医生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疯子”隔离起来进行“治疗”，塞普蒂莫斯在战场上冷酷麻木，回归正常生活后遭到“社会自我”的道德审判，他很快精神错乱，无法与人沟通。在这里，孤独是一种规训与惩戒，它迫使人们压抑真实的爱欲和情感，戴着社会面具逢迎。

但同时，孤独也正是觉醒的契机。一间阁楼上的狭小房间能让两个少女激动地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也能让达洛维太太卸下所有面具，直视镜中真实的自我——她的疲惫、渴望和缺陷。因相貌丑陋而被孤立的家庭女教师基尔曼走出男性领地，开启了现代版的简·爱对抗物质文明的新征程。而塞普蒂莫斯的纵身一跃更像一枚钉子，把死亡深深地楔入达洛维太太的幸福生活。它刺破热闹的幻影，迫使克拉丽莎在生命的薄暮里，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吴尔夫在1928年提起《达洛维太太》时，承认自己原本打算让克拉丽莎在结局中死亡或自杀，但她最后决定创造一个人物代替克拉丽莎死亡，那就是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处于同一时空，他们未曾谋面，却对孤独、死亡有着相似的感受。塞普蒂莫斯在病痛中领悟到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无法互相理解，人生的本质是孤独。克拉丽莎被他自杀的勇气所触动，她终于明白，为了迎合他人，让自己的生活遍布闲聊与谎言，这种做法不但毫无价值，还将损坏生命的中心。

生命中那个至关重要的中心，是本真的自我。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萨莉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她曾是叛逆飞扬、热情大胆的少女，后来成为棉纺织厂商的妻子，生养了五个儿子。她把生命中的选择当作探索自我的岔道，在每一种身份和状态中寻找快意与满足，真正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说塞普蒂莫斯的自杀折射出一战后知识分子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那么克拉丽莎、萨莉则凭借女性独有的处事智慧，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不完美的世俗生活里寻找惊喜，并赋予它们意义。也许是台地上的一次散步，和挚友的热切交谈，或者仅仅是傍晚时分瞭望天空。这些无可替代的片刻光阴本身，就是生活的价值之所在。它们捍卫生命的中心，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面对死亡渐近的脚步，也“不再惧怕骄阳酷暑”。

克拉丽莎独自站在窗前思索，她离开人群又回到人群中间，背后却是西方文明从基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向现代个人主义自我认同的转变。由此《达洛维太太》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女性主义：只有不再局限于依靠容貌、婚姻、财富这些标签来定义自我，不再试图从他人的眼光中寻得自我存在的价值，我们才能从容做自己，真正地拥有生活与爱。

事实上，吴尔夫用意识流的手法擦亮了一扇观看日常世界的玻璃窗，她接过简·奥斯丁的火把，“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只是心平气和地如实记下每个时代女性仓皇和顿悟的时刻，她们有关世界、他人和自我的漫长探索。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境况时，翻开这本小说，似乎还能听到吴尔夫带着《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那种热切的期待轻声敦促你我：拓宽自己的意义半径，面对着真实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