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实验袍的性别歧视 V.S. 猎杀女巫的厌女情结

同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见我的另一篇书评 厌女 反对男性性），该书写的美国的厌女症，而前者写的是日本（东亚）的厌女症。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国度相同的女性困境。上野千鹤子主要从人（男人，女人）的心理层面去说明厌女症的产生缘由，而在《不只是厌女》本书中，作者试图阐述这是父权意识形态核心的表现产物。

作者强调，我们可能会透过一种事后的合理化来说服自己，不要太严格地看待仍在我们的文化中残留运作的父权力量，与此同时，父权力量则聚集在一起，在背后嘲笑我们，并因我们的缺席而日益茁壮。而这么最直接的风险便是：个人主体不会因为厌女行为而受到责怪或承担责任。就如同最近的杨笠一次又一次的广告被取消，某种程度上女性的声音被吞噬了，而父权体制就可以因此觉得，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作者称上野千鹤子这种对厌女症的理解为「天真式理解」，认为厌女情结是个别厌女者所拥有的一种属性，他们倾向因为女性身为女性──也就是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普遍性地仇视女性。在作者看来，厌女情结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功能，而非心理学上的状态。对于主体来说，厌女情结不一定需要任何来自内在的特定「感受」或现象学，它是父权意识形态核心且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一个相对边缘而且不含政治本质的现象。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现象。这类敌意丝毫不需要直接立基于个人主体的心理状态。制度或其他社会环境也可以针对女性持有不同程度的严峻、冷淡或敌意。

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结的差别

1. 厌女情结是父权秩序的「执法部门」，其功能为监督并执行其中的治理规范和期待。性别歧视是父权秩序的「辩证部门」，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扮演着合理化与正当化父权社会关系的功能。

2. 性别歧视之所以得以运作，乃是藉由自然化性别之间的差异，把父权逻辑下的社会框架给正当化。它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各种预设、信仰、理论、刻板印象，和广泛的文化叙事，透过某些方式来呈现出男女大不同，因此给予男性和女性差别待遇，性别歧视自我标榜科学理性。厌女情结在于以直接和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意味的方式，来制定和生产符合父权逻辑的社会关系，厌女情结更加无所顾忌和不择手段。

压制与消音

亲密伴侣暴力形式有一种叫做“勒脖”的行为，美国许多州没有将勒脖定罪（而是将其纳为单纯的伤害罪，通常属于轻罪），但是研究者说勒脖带来的痛苦和水刑近似。考虑到被威胁，遭到勒脖的受害者通常不愿意作证指控虐待他们的加害者，她们的声音消失了。统计上来说，一旦双手被放到了脖子上，下一步就是谋杀，这些女性因此错过了生的机会。

作者多次提及川普及其政治团队成员的厌女行为（在本书写于其成为总统之前）。丽莎汉宁的前夫安德鲁帕兹德（是川普劳动部长人选之一），其曾向媒体爆料丈夫家暴但后因被威胁又改口，汉宁说，“她意识到父权力量是如何让她无法获得法律协助或她所期待的保护；她谈到，问题在于整个社会并不支持她，尤其当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且非常成功的律师。昭然若揭的是： 尤其当你对抗的是司法体系时……这是个非常父权的体系，这是些优秀的老男孩们。他们罩着彼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有一定公众曝光度的女性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更多被消失的女性。某种意义上说，厌女情结也是一种弱势暴政。女权主义者安娜罗素提出“杀害女性”的概念，植根在性别权力结构中，对妇女和女童的谋杀，并指出杀害女性既有个体性，又有公共性。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国家的无能。第一层的失败是，杀害女性发生前，国家没有及时行动阻止暴力的发生，杀害发生后，没有调查和惩罚性别暴力；第二层失败指的是，通过制度化公权力机关的厌女症，国家司法机关也参与到杀害女性的罪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