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头饰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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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背后的政治史》读后感
我与本书作者吕博老师相识于2019年的东京,当时我在东京大学任化学特别研究员,吕老师已是武汉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要在东大访学一年,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年出生。
游学东洋期间,有一次我邀约吕老师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西洋绘画,凭借着自己以往对于西洋美术的一知半解开始向吕老师讲解绘画的构图与色彩。后来的交谈中,吕老师说自己在赶写一本唐代历史的书,为此还推脱掉了我们的几次饭局。
时间到了19年底,我离开日本去了上海,接着来到北京。临近春节的时候,突然传出武汉发生病毒疫情,接着开始城市隔离,别的国家陆续发生类似的感染,世界进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迷幻之境。武汉大学正处在这座封闭城市的中央,学校一时回不去,吕老师只好延长签证滞留东京,无法与分别良久的家人朋友师生团聚,孤悬海外,每日闭关在家读书写作,虽然苦闷单调,或许也是人生中一段难得的清净时光。我在北京办理好学校的入职手续,开始了自己的教职生涯。到了年中的时候,国内情况基本稳定,吕老师也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武汉。
到了21年三月,我回湖北老家探亲,途经武汉,拜访吕老师,两年未见,世事变迁,不禁心生感慨。三月江南多烟雨,江城水暖,樱花盛开。我当时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杜甫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临别之际,吕老师送了我这本《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回到学校后,诸事繁杂,每至深夜回到家中,翻开这本小书,竟爱不释手,忘却了白日的焦虑。断断续续的两周里,我把这本书几乎一字不漏的读完了,现在记录下读完此书之后的一些感受体会,推荐给诸位读者。若是有理解偏差与不到之处,也请吕老师与诸位读者海涵。
大唐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看到这里,不知道读者中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胡姬会出现在李白诗歌的酒肆中呢?李白活跃的大唐开元天宝年间,“胡姬”所代表的胡风文化,又是如何改变着唐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气候?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从哪一个角度入手研究会比较容易一些呢?考虑到乐曲与食物都不易保存,而服饰的资料相对容易获取,有足够的实物、文字、壁画、雕塑等可供参考,服饰可以成为更好的选项。
中国古代是一个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服饰除了作为装饰保暖之外,也蕴含着多种社会信息。我们只要稍作想象以前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与博物馆,回想里面展示的不同朝代人们的常服样式和颜色,以及同一朝代皇帝与不同品级官员的服饰差别,便能知晓一二。而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从服饰的变迁历史中看到更多的政治与社会信息。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古代封建社会对于礼仪服饰的规定相当繁复严格,而头饰又是整个服饰中最明显的部分,从头饰这个细微之处来研究唐代政治与社会的变迁,可谓见微知著,角度新颖。然而,唐代距今一千多年,早已物是人非,要研究一个早已远去时代服饰背后的政治史,是只能穿越过去看看唐人的服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的吗?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撰写《菊与刀》这本书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正处二战期间,美日处于敌对状态,本尼迪克特无法亲自前往日本实地考察研究日本国民的性格,除了少许被拘禁的日本人外,她更多的是通过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了这份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制定对日战后政策提供依据。
显然,本书的作者也运用了类似的方法,通过大量考察唐代的实物、书籍、绘画、雕塑等,并结合史料记载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化,来还原过去的历史,并且探求头饰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可以预见的是,本书中会有大量生动有趣的绘画雕塑实物图片,以及对应的史书记载与趣闻轶事,读来时常让人会心一笑,如置身大唐实景之中。
这是一本为物立传的书,本书的副标题——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记录了从武周、玄宗到五代时期的头饰变化,重点考察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头饰形制,如“武家诸王样”、唐中宗的“英王踣样”、太平公主的“女扮男装”与“玉叶冠”、唐玄宗的“长角罗幞头”、杨贵妃的“假髻”,鱼朝恩的“山子军容头”,后唐李存勖为伶人创制的“二十品巾子”,以及后唐韩熙载的“韩君轻格”等。在某种程度上,头饰可被视作权力更替的表征。每一个头饰名称背后,都是一段政治史。本书试图从头饰的变化中,向我们揭示出政治演进与社会变迁的历史。
从下面的两段《旧唐书》记载来看,我们便能窥见一二。《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载:
武德已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
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到武则天时期头饰的变化。不难想象,这种“武家诸王样”的高头巾子,很可能与武则天为建立武周“新秩序”之间存在关联性。
唐人在安史之乱前的服饰变化,《舆服志》亦有记载:
武德来,妇人着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着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历史学家遂认为,胡服的流行似乎已预示着这场颠覆大唐盛世动乱的到来。“笑入胡姬酒肆中”的那份洒脱自信,从此也烟消云散,成为唐人的过往记忆。
从这两段简短的记载来看,便能感受到服饰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难怪作者会认为,《舆服志》中记载的每一次的服饰变化,都是一次政治事件。
本书的封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佩戴着名为“韩君轻格”的纱帽,与画中其他人物所佩戴的垂脚幞头形成对比。韩熙载身为北人而在南唐为官,这“韩君轻格”是否与他当时的处境有某种关联呢,也请读者朋友来思索体会。
期待有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体会到读书看图的乐趣。
江州司马
2021年04月02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