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之《中国：传统与变迁》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费正清大师级史学家，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传统与变迁》是其文集的一篇，通过中国通史，传统（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及变迁。看了第一遍，对书的阅读，做些必要的笔记，有断章取义之嫌，记下大师的真知灼见：
中国的概况：
“东亚”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
中国的自然环境：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交通的山地丛林。
气候：大陆性气候，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0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3人口的稻作经济；以北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一条分界线就是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入侵而修的长城，分开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
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整套种稻工序都需用手操作，推行机械化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连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茶叶一样。
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汉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笔画复杂，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印刷和打印困难。优点方面，文字的象形和复杂性，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字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唯独很少见到演说词。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上往往胜人一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
4000年的中国历史：
夏、商、周，封建制度，后世中国思想家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仪、道德等统治原则，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天圆地方。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经典：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的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以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2000多年，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终结了中国思想黄金时代，“中国”（china）一词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汉朝存在了200多年，司马迁的《史记》，直笔实录，不虚美，不掩恶。法家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王朝的循环：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繁华的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晚唐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杯酒释兵权，中国在接下来的１０００年中常常被称为“专制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王安石变法——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尚武精神的丧失，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好汉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都市化发展，改变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农村。“三村金莲”，畸形的色情癖。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明清——第三帝国：
明朝帝国——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但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对外漠然，逃避外界，“内转”的狭隘视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中国精神文明冠与全球）。
明代的专制统治：明朝十七帝的统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1398年）；
２）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1424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３） 历时100年的衰败时期；
４） 16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５） 17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
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之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朋党之争。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
政府结构，明清两代的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三头政治及“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代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地方官员的地方管理离不开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jinshen)阶级）的辅助之功。1487年规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骈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清朝——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暗淡的一页。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清朝的军队，八旗军控制全中国，战略要地驻扎；另一种军种是“绿营兵”，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四倍的汉族人口呢？ 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早期的中西交流：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yu)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入中国。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内忧外患的一个世纪，西方入侵与国内的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
费正清大师级史学家，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传统与变迁》是其文集的一篇，通过中国通史，传统（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及变迁。看了第一遍，对书的阅读，做些必要的笔记，有断章取义之嫌，记下大师的真知灼见：
中国的概况：
“东亚”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
中国的自然环境：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交通的山地丛林。
气候：大陆性气候，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0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3人口的稻作经济；以北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一条分界线就是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入侵而修的长城，分开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
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整套种稻工序都需用手操作，推行机械化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连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茶叶一样。
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汉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笔画复杂，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印刷和打印困难。优点方面，文字的象形和复杂性，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字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唯独很少见到演说词。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上往往胜人一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
4000年的中国历史：
夏、商、周，封建制度，后世中国思想家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仪、道德等统治原则，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天圆地方。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经典：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的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以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2000多年，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终结了中国思想黄金时代，“中国”（china）一词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汉朝存在了200多年，司马迁的《史记》，直笔实录，不虚美，不掩恶。法家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王朝的循环：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繁华的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晚唐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杯酒释兵权，中国在接下来的１０００年中常常被称为“专制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王安石变法——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尚武精神的丧失，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好汉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都市化发展，改变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农村。“三村金莲”，畸形的色情癖。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明清——第三帝国：
明朝帝国——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但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对外漠然，逃避外界，“内转”的狭隘视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中国精神文明冠与全球）。
明代的专制统治：明朝十七帝的统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1398年）；
２）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1424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３） 历时100年的衰败时期；
４） 16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５） 17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
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之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朋党之争。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
政府结构，明清两代的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三头政治及“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代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地方官员的地方管理离不开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jinshen)阶级）的辅助之功。1487年规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骈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清朝——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暗淡的一页。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清朝的军队，八旗军控制全中国，战略要地驻扎；另一种军种是“绿营兵”，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四倍的汉族人口呢？ 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早期的中西交流：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yu)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入中国。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内忧外患的一个世纪，西方入侵与国内的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