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善到善治

孟子政治思想的最大特点实行仁政，而不同于大多西方哲学从人是罪恶的角度出发，孟子理论的前提是性善论。他认为虽然人皆无耻，但是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路见不平，善良救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为他责己，正义使然；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不争不抢，行之良善；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判断，理性选择。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说明人天生有此四端，那么向上推，就是人的本性是善的，如果把这种性善的内心外散出去，人便有了仁义礼智，社会就会变得和谐稳定。

但是既然人本性是善的，为什么现实中社会上的君子还是那么少呢？比如高铁霸座、网络谩骂、你争我夺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为此，我们可以用《告子章句上》中的牛山之木来说明：牛山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大城市的郊区，其地树木葱郁繁茂，至真至美。但是城市的发展一定是需要建材的，那么城里的人就每天来这里伐木以此打建外表看起来繁华的城市。但是，没过多久，牛山的树木就被砍伐光了，不过，在大自然的滋润下，仍有新芽冒出。

在经济学中，牛山之木可以定性为共有物品。共有物品是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其中竞争性是指商品本身会因为使用人更多而变少，代表的是稀缺性。排他性是指卖家可以排除那些没有付钱就享受该物品的人，是一种物品具有的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该物品的特性。简单说来就是共有物品人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但是其资源是有限的。比如清洁的空气，过度污染导致清洁的空气是稀缺的，具有竞争性，但同时你呼吸并不能阻碍其他人呼吸，具有非排他性。其他的例子诸如拥挤的不收费道路、海洋中的鱼、清洁的环境等等。

对于牛山之木，由于没有其他规定，人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它，但是其资源是有限的。城里的人想要占有它，牛山附近的牧民也想在这里让自己的牛羊群吃到鲜嫩的食物。因此那些新长出来的嫩芽也被吃光了。久而久之，牛山就成了荒芜之地。

人们从这里走过，见此情状，难免就会认为牛山本来就是如此荒凉。但是难道这是牛山的本性吗？显然并非如此。在孟子看来，人性亦是这样，难道人就没有仁义之心吗？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有些人之所以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他们善的本性就像牛山之木，不仅每天被刀斧砍伐，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最终善良之本心就被人们遗漏在了隐蔽的角落，不见踪影。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于君子而言，他们仍葆有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性善，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寻仁义。而对于大多普通人而言，他们虽然有善的品质，但是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不免会为了一点私利罔顾良心与道德，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丢掉了本心所在。因此，孟子主张实行教化。“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用君子的情怀与品质感召普通人的道德之心，就像用风吹动小草，小草一定会顺风而倒。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说的就是我们的仁义之心吧。

孟子同时还认为爵位有天爵和人爵之分。天爵就是自然的爵位，犹如自然法般存在，蕴含着公平与正义的原初理念，孟子认为这就是仁义礼智之心。君子修养自己的仁义之心，自然会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还有许多人假装或者也先修养与保持了自己的仁义之心，但是他们是为了追求崇高的社会地位—人爵，把自己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即践行了康德所谓假言命令。等待自己的目标达到后，则弃仁义礼智之心于粪土之下。君子获得天爵得意忘言，而小人获得人爵得意忘形。当一些小人通过层层选拔，千淘万洗终坐上自己追求的地位之后，就拥有了“人爵”的自满心理，左拥权，右抱美人，而弃之仁义忠信，自觉全能。于婚姻不忠，与子女不慈，于父母不孝，于工作不敬，于朋友不仁。这种现象，我愿称其为——错位现象。天爵与人爵本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错位错的是得人忘天，得鱼忘筌。

对于牛山之木令人惋惜的结局，经济学中称之为公地悲剧—对于这种虽然稀缺却可以免费使用的共有物品，普通人肯定愿意更多的去使用与占有该物品，直到该物品枯竭。就像牛山最后成为荒芜之地一般。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

孟子对此问题的阐释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没有归属的物品，普通人为了抢占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那么，对于公地悲剧的解决，就需要需要界定产权，制民之产，使其变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私人物品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归自己所有，拥有“恒心”，可以自由支配。人们为了使有限的资源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添补欲望的深谷，就会对自己的“恒产”长远考虑，精心经营。最终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还增进了社会经济福利，实现双赢。而如果不界定产权，公地悲剧的结果只能是人与社会两败俱伤。当然，如果产权界定过多又会造成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你拥有牛山树木长得最高的地方，但是邻居拥有牛山草地最茂盛的地方。而你原本擅长放牛，邻居擅长做木工，此时你们俩就需要进行交易。交易的发生需要成本，而且你们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拒不交易者，这就造成了产权界定过多而导致的效率无法实现最大化的问题，这在经济学中又被称为“反公悲剧”。

除了界定产权能解决公地悲剧，另一种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是政府进行管制，比如朝廷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或者发放开发许可证的方式对牛山进行限制性开发。但是政府一旦参与进来，就会对老百姓产生额外的成本。税需要取之于民，许可证的获得也需要政府的同意，而政府的同意就是一些官员的同意。在孟子的时代很多官员又是得人爵而忘天爵之辈，所以为了实现良治，需要规范他们的言行，因此孟子对统治者主张实行仁政，以仁政治天下。

在实行仁政中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税收，孟子认为：“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政府如果减少税收，那么天下之民，无论哪个行业都会有所受益。在经济学中，征税会造成市场上的无谓损失—由税收引起的社会总剩余减少。税收会带来无谓损失是因为征税前社会是有效率的，能使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征税后，在市场中买者购买同一物品的价格提高，而卖者得到的货币量减少，这会造成买者的需求量减少，卖者的供给量减少，市场规模缩小。

而且，对于税收的获得，孟子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即需要取之有道，而且税率需要稳定与统一。孟子认为“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即最好的税制是十分税一，以此才能实现富民之道。

面对杨朱、墨翟之学充斥天下的现状，孟子敢于责难于君，陈善闭邪，践行自己的“恭敬”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做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诗经》中说：“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多言必失。包括现如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多说无益，说多了甚至还会引来未知的骂名与罪名，得不到任何的同情与理解，只能获得别人的奉劝与讽刺。因此，一些仁人志士只能选择沉默，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在时间的洗磨中，最终变成不愿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的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孟子和我们坦诚相见，告诉了我们战国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自己的仁政究竟如何实行。他的坦诚不仅是历史的典籍，更创造了一种思想的文明。若不可坦诚，何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