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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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从5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了从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已荡然无存了。我在七八年前曾说过，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这个观察，我自觉在今天还未失效，甚至更严重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 五四"先辈那样坚实。..."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7页）
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看到形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句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难道不正是现代年轻人的困境？这篇文章不是主要论述知识分子的，所以第一句作为原因，似乎远不够。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先生对于现状（以及青年人）的忠告，未可得。不过经常在余英时先生其他文字中，见到反面的论述。考量话语的背景，而不是直接拿来，例如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另外，提及20世纪初期，邓实 (1877-1941) 指出：当时求实求新的知识人"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很奇怪的现象，但至今依然有存在的影子。
2008年3月24日
(2)
读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中文章《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和《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摘录若干如下。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 基于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p430）
YY：注意提到"调整与转化"。
* 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以兴也"。近代中国便正缺少这样一个"积德"的阶段。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从无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务。自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来，这种偏向便愈来愈显著。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亦复如此。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p431）
YY：看看中国现在高校里的现象即知。另外，一些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经常拿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来说事，例如建议英语变母语等等。不安心研究西方文化的特点，拿了鸡毛当令箭。
* 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p432）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p448-463）
YY：上述论述中，余英时比较了中西文化在根源上的差异。可以间接解释以下的问题：一、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容易混淆世俗与神圣的界限。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差异。二、中西方国家对外政治的差异，在于中西文化中"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或者内向超越的（中）、或者向外向上的（西）。
*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教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p455）
* 康德的伦理哲学强调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又说：除非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样做。这是西方现代观念。但中国儒家的思想想来便是如此。康德的道德法则更合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Golden Rule）更为合理。...（p460）
YY：上述比较，也是一个根源性的差别。例如，近阶段德国施行的"价值观外交"，很符合基督教金律，难免让国人难以理解。更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篇是长文，尚未读完。对于余英时的论述，难免断章取义，不过暂且记录。
2008年3月2日
"...但是从5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了从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已荡然无存了。我在七八年前曾说过，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这个观察，我自觉在今天还未失效，甚至更严重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 五四"先辈那样坚实。..."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7页）
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看到形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句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难道不正是现代年轻人的困境？这篇文章不是主要论述知识分子的，所以第一句作为原因，似乎远不够。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先生对于现状（以及青年人）的忠告，未可得。不过经常在余英时先生其他文字中，见到反面的论述。考量话语的背景，而不是直接拿来，例如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另外，提及20世纪初期，邓实 (1877-1941) 指出：当时求实求新的知识人"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很奇怪的现象，但至今依然有存在的影子。
2008年3月24日
(2)
读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中文章《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和《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摘录若干如下。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 基于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p430）
YY：注意提到"调整与转化"。
* 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以兴也"。近代中国便正缺少这样一个"积德"的阶段。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从无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务。自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来，这种偏向便愈来愈显著。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亦复如此。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p431）
YY：看看中国现在高校里的现象即知。另外，一些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经常拿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来说事，例如建议英语变母语等等。不安心研究西方文化的特点，拿了鸡毛当令箭。
* 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p432）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p448-463）
YY：上述论述中，余英时比较了中西文化在根源上的差异。可以间接解释以下的问题：一、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容易混淆世俗与神圣的界限。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差异。二、中西方国家对外政治的差异，在于中西文化中"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或者内向超越的（中）、或者向外向上的（西）。
*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教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p455）
* 康德的伦理哲学强调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又说：除非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样做。这是西方现代观念。但中国儒家的思想想来便是如此。康德的道德法则更合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Golden Rule）更为合理。...（p460）
YY：上述比较，也是一个根源性的差别。例如，近阶段德国施行的"价值观外交"，很符合基督教金律，难免让国人难以理解。更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篇是长文，尚未读完。对于余英时的论述，难免断章取义，不过暂且记录。
2008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