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转轨之殇】聂日明：从计划到市场：尚未完成的改革之路
任何一个巨变时代的状态，都符合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叙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纵观20世纪，历史的迭替中，两个重大事件给了人们深刻的记忆，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与苏东巨变。作为后来者，我们迫切希望知道这些影响广泛的重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新建立的制度是多种可能路径中的一种还是唯一？科尔奈在毕其一生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构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运行规律，这解释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产物。但还有其未竟的工作，自1989年伯林墙的倒塌后所产生的转型经济学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热点。
对中国来说，改革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正是如此，计划经济、短缺、大锅饭好像不再是问题，沦为历史名词。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重读科尔奈在1991年完稿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颇具意义。在我们不远的记忆中，乏味可陈并且奇缺的商品和连年亏损的企业仍让我们心有余悸，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是远离那凭票排队买东西、消除工人怠工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代。而这许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低生产效率与商品短缺，也就是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产品短缺和激励不足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体制内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追溯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社会主义体制是一张逻辑缜密的网络，各个部门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在科尔奈看来，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制结构，这两者必然会导致赶超战略（以证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会通过计划的手段人为压低工资、资本价格，短缺等也就不可避免，而就要求完全取消私有部门以消除来自它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强化了计划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消除不满。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呈现扩散的倾向，并且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当体制稳固下来以后，各种因素就会发展凝结为一个统一体，科尔奈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经典体制）。
要对经典社会主义如此一个宏大体制做出完整的叙事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国传统讲究盖棺定论，但科尔奈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他认为必须做这件事情，这一勇敢的行动也让我们受益颇深。但科尔奈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面临终结，经典体制这张网一旦出现漏洞同样也会产生改革的呼声，无疑其面临最大危机来自短缺和经济效率低下。对比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引入价格自由化对解决配置效率，将资源配置给最短缺的领域，引进私有化解决激励问题，以及与此配套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这也就是后来饱受非议的“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
何为转型？就具体内容而言，无论是苏东地区还是中越国家，转型都直指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和相对应的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国际上对转轨路径的争论最早始于哈佛神童杰弗里•萨克斯的方案，萨克斯设计了“大爆炸”（Big Bang）的转型模式，他与利普顿在1990年的两篇文章《在东欧建立市场经济：以波兰为例》与《东欧的私有化：以波兰为例》代表了“大爆炸”模式的主要观点，支持其观点的包括大名鼎鼎的施莱弗、鲍依科等人。与之相对的就是阿吉翁、罗兰、钱颖一等人的渐进主义观点；科尔奈等人则持中，认为部分领域需要激进，部分需要渐进。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苏东剧变以及中国80年代的转型之时，学术界并没有成型的研究，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以政策论文为主，多是叙述文体，以提供建议为目标，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支撑，这事实上导致了1990S初期国际学术界对转轨认识的混乱。
事后来看，转轨极其复杂，其难点不在于人们通常指责的缺乏价格自由化所必须的市场环境、缺乏私有化的法律保护、公司财务等，真正的难点在于转型将导致一系列变化，要保证转轨继续就必须保证在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成为设计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模式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大爆炸来说，其改革是阵痛的，但转型是不可逆的，而渐进的局部改革虽然不会出现阵痛，但长期会形成利益集团，导致改革的停滞，这两种方式的弊端在中国与苏东的转轨对比中，分别得到了验证。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转轨中的俄罗斯不仅是民选政府，更是一个濒临崩溃的政府，无论是权威还是财政能力都远没有中国转轨时那么优越，这种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在经济转轨中至关重要。十几年前，林毅夫曾经批评过这种过分强调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从而突显中国特殊性的观点，但现在看来，初始条件的差异性对转轨的路径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赫尔曼在1998年含蓄地指出，渐进改革往往在政府权威较强并且对选民较不负责的国家通用，而政府比较接近选民的国家，大爆炸等激进改革成为政府的首选。
转型之难正难在其多任务的特性，评价转型的好坏，我们必须明晓各国在其转型之初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单纯用一个指标去评价不同国家在不同转轨模式下的优劣，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但不少学者往往用中国的经济成就去批评俄罗斯的模式，或者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成就来批评中国，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在转轨之初是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也正因为这种多任务性，所以才需要设计政策的时候，需要同时满足事前和事后的政治约束，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初始环境下，其斑杂各异的结局也就不足为怪。
回顾起近一百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兴起与衰退，以及其引起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巨变，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人民被物资奇缺、政治压迫、义务缠身等麻烦所困扰。在转轨之初，他们期望什么？他们能否得偿所愿？这是每一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需要认真思索的。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对转轨的前景表示了悲观的结论，“经典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响，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我们很难预测，尽管很多人对转轨的长期结局表示了乐观态度，虽然最终形成的制度可能不是一个好社会，但相比当下，在政治和经济上无疑都会出现极大的改善。基于长跨度的历史，我们需要明白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缔造者，我们任重而道远。（原文7000余字，本文为删节版，索取全文请致信本刊编辑部）
[匈]雅诺什•科尔奈著：《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68元。
对中国来说，改革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正是如此，计划经济、短缺、大锅饭好像不再是问题，沦为历史名词。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重读科尔奈在1991年完稿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颇具意义。在我们不远的记忆中，乏味可陈并且奇缺的商品和连年亏损的企业仍让我们心有余悸，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是远离那凭票排队买东西、消除工人怠工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代。而这许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低生产效率与商品短缺，也就是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产品短缺和激励不足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体制内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追溯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社会主义体制是一张逻辑缜密的网络，各个部门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在科尔奈看来，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制结构，这两者必然会导致赶超战略（以证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会通过计划的手段人为压低工资、资本价格，短缺等也就不可避免，而就要求完全取消私有部门以消除来自它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强化了计划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消除不满。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呈现扩散的倾向，并且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当体制稳固下来以后，各种因素就会发展凝结为一个统一体，科尔奈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经典体制）。
要对经典社会主义如此一个宏大体制做出完整的叙事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国传统讲究盖棺定论，但科尔奈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他认为必须做这件事情，这一勇敢的行动也让我们受益颇深。但科尔奈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面临终结，经典体制这张网一旦出现漏洞同样也会产生改革的呼声，无疑其面临最大危机来自短缺和经济效率低下。对比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引入价格自由化对解决配置效率，将资源配置给最短缺的领域，引进私有化解决激励问题，以及与此配套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这也就是后来饱受非议的“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
何为转型？就具体内容而言，无论是苏东地区还是中越国家，转型都直指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和相对应的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国际上对转轨路径的争论最早始于哈佛神童杰弗里•萨克斯的方案，萨克斯设计了“大爆炸”（Big Bang）的转型模式，他与利普顿在1990年的两篇文章《在东欧建立市场经济：以波兰为例》与《东欧的私有化：以波兰为例》代表了“大爆炸”模式的主要观点，支持其观点的包括大名鼎鼎的施莱弗、鲍依科等人。与之相对的就是阿吉翁、罗兰、钱颖一等人的渐进主义观点；科尔奈等人则持中，认为部分领域需要激进，部分需要渐进。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苏东剧变以及中国80年代的转型之时，学术界并没有成型的研究，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以政策论文为主，多是叙述文体，以提供建议为目标，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支撑，这事实上导致了1990S初期国际学术界对转轨认识的混乱。
事后来看，转轨极其复杂，其难点不在于人们通常指责的缺乏价格自由化所必须的市场环境、缺乏私有化的法律保护、公司财务等，真正的难点在于转型将导致一系列变化，要保证转轨继续就必须保证在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成为设计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模式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大爆炸来说，其改革是阵痛的，但转型是不可逆的，而渐进的局部改革虽然不会出现阵痛，但长期会形成利益集团，导致改革的停滞，这两种方式的弊端在中国与苏东的转轨对比中，分别得到了验证。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转轨中的俄罗斯不仅是民选政府，更是一个濒临崩溃的政府，无论是权威还是财政能力都远没有中国转轨时那么优越，这种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在经济转轨中至关重要。十几年前，林毅夫曾经批评过这种过分强调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从而突显中国特殊性的观点，但现在看来，初始条件的差异性对转轨的路径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赫尔曼在1998年含蓄地指出，渐进改革往往在政府权威较强并且对选民较不负责的国家通用，而政府比较接近选民的国家，大爆炸等激进改革成为政府的首选。
转型之难正难在其多任务的特性，评价转型的好坏，我们必须明晓各国在其转型之初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单纯用一个指标去评价不同国家在不同转轨模式下的优劣，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但不少学者往往用中国的经济成就去批评俄罗斯的模式，或者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成就来批评中国，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在转轨之初是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也正因为这种多任务性，所以才需要设计政策的时候，需要同时满足事前和事后的政治约束，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初始环境下，其斑杂各异的结局也就不足为怪。
回顾起近一百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兴起与衰退，以及其引起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巨变，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人民被物资奇缺、政治压迫、义务缠身等麻烦所困扰。在转轨之初，他们期望什么？他们能否得偿所愿？这是每一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需要认真思索的。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对转轨的前景表示了悲观的结论，“经典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响，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我们很难预测，尽管很多人对转轨的长期结局表示了乐观态度，虽然最终形成的制度可能不是一个好社会，但相比当下，在政治和经济上无疑都会出现极大的改善。基于长跨度的历史，我们需要明白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缔造者，我们任重而道远。（原文7000余字，本文为删节版，索取全文请致信本刊编辑部）
[匈]雅诺什•科尔奈著：《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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