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与兵祸——战时河南的生态灾难

1938年，日军在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汉。为阻止日军， 国民政府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洪水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军进军，但这也造成了的严重的生态灾难，由此引发的洪水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严重受灾，大量百姓被迫背井离乡，许多人死于洪水和随后的疾疫和饥荒。1942年，洪水、厄尔尼诺现象、交通中断和中日军队的粮食需求叠加，在河南引发了极其严重的饥荒，导致约2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逃离。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即表现了1942年，河南因洪水和饥荒酿成的惨剧。

美国历史学家穆盛博近年来研究内容是“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其所著《洪水与饥荒》一书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探讨了花园口决堤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书中，穆盛博从生物学中借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以“社会新陈代谢”的概念将能量和物质流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强调社会、军事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存，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抗战期间黄泛区军事、民政、难民、水利工程的互动和战后重建的历史，解释了战争如何改变了环境，这又如何反作用于军事系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事系统需要消耗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良好运转，其从环境中获取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和其他资源，并向环境中排放废物。作为中日激烈交锋的战场，河南聚集了大量双方军队，他们都需要不断获得补给。但1938年的决堤事件不仅直接导致生态恶化，而且由于其导致大量居民逃亡，这使得当地缺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资源，从而加剧了环境恶化，大片农田沦为荒地。泛滥的洪水将敌对双方阻隔开。国民政府试图控制洪水，通过封堵决口来使其保持一定规模，以达到“以黄治敌”的效果。日军在其占领区为巩固统治也加紧修复堤坝。然而，无论敌我双方都面临巨大困难，他们必须设法筹措到足够的劳动力和物资——大量丁壮被征兵或逃亡，物资被征用或毁坏，而修筑堤坝反过来也影响了农业生产。实际上，正是因为军事系统耗尽了地方能量，才使得地方无法迅速从洪水中恢复。

到1942年，当发生干旱和蝗灾时，持续的战乱和混乱使得河南根本无力抵御，中日双方军队竞相争夺粮食，他们夺走了农作物，却没有留下足够能量供耕种者生存，而百姓因被征兵或征召修筑工事而脱离农事，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河南最终陷入饥荒。国民政府也试图控制黄河水流，但这需要大量的能量，而由于缺乏劳动力和资源枯竭，其控制黄河的努力归于失败，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破坏，使得当地农业无法恢复。事实上，国民政府完美诠释了麦克尼尔的“军事寄生”概念，其使用毁灭性手段进行无情的掠夺，最终破坏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导致农民甚至会袭击败退的国军。而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军队展现出了更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为农民提供保护，并更有效地汲取能量，从而巩固了自身权利基础。

受此影响，大量饥民选择了流亡，其中一些迁往陕西等相邻省份，给当地的食物和燃料供给造成压力，并增加了当地生态压力。而其原先的家乡因此被遗弃，农业生产就此荒废，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直到战争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始援助河南黄泛区的重建，这一外部能量输入才推动了战争受损地区的重建，从1946年到1947年3月，数万民工堵住了花园口的决口，使河流恢复到了1938年的河道。当地共产党也组织民众开展灾后重建，河南人口逐渐回升，农业生态慢慢开始恢复。但内战的爆发再度影响了重建进程，如国民党为切断共产党军队补给来源，没有预先通知就完成了堵口，导致约500个村庄被淹，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当地生态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恢复。

将战争与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已成为环境史领域的重要分支，在美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都不乏通过操纵环境来实现军事目的的例子。本书通过大量文献、档案和亲历者回忆，展现了1938年到1950年间，河南省因军事冲突引发的严重生态灾难及其重建过程，从军事系统新陈代谢和能量流动角度，对这一事件的发展演变作出了独特解释，为我们理解战争与生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