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与社会》中保守主义部分的讨论和思考

写于2020年12月4日夜

雷蒙·威廉斯为我们呈现了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这种根源既是一种历史潮流，同时也是这股潮流所破坏的对象，最后是试图以个人之力阻挡这种破坏的历史中的每一个人。这三个层次构建出了最早的保守主义（具体来说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及其在历史中的发展。

可以说保守主义这个词从字面来讲，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它置身于洪流之中，也因为这股洪流而被激发出来。过去我常常强调大家不能只关注“保守”一词，而还要去关注“保守什么？”，今天我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为何保守？”（但是反过来如果保守主义变成了洪流本身，那也将是灾难性的，此处就不展开了）。

对于英国的保守主义来说情况确实如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在进行，（而外部世界则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但在本书中并没有过多提及，仅仅提到雅各宾派）。埃德蒙·伯克以及他之后的的政论家、思想家、艺术家，例如科贝特、柯勒律治、马修·阿诺德、威廉·莫里斯等人，所看到的是工业革命本身对旧社会的破坏：贫富分化、阶级出现；人际关系变质，纯粹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过去的道德观念；因为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权利的运动（宪章运动）此起彼伏。

保守主义就是在这种社会急剧变革的汹涌浪潮之中诞生的。面对这一剧变，保守主义关注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如何抚平工业革命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和带来的伤害。对于伯克而言，他认为社会和国家（即伯克眼中作为现状的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是有机体般的存在，是在历史中和人的具体交往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每个人都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今天有一个很普遍地说法是保守主义强调人性的恶，但这种说法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下，至少“人性恶”的结论出处并不一定是来自保守主义，很有可能是基督教与保守主义的合流造成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主要是和伯克的观点有关，伯克的社会国家有机论，意味着我们无法把人单独拎出来分析他的普遍人性（无论善恶），这个观点是我从伯克的社会有机论里衍生出来的。人性不仅不能简单的遑论善恶，而且人性是在通往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使人性变得完善正是社会和国家的功能和责任，人-社会-国家三者因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看出伯克所反对的对象，那就是个人主义和轻率的对社会的改造计划。社会有机论中敌视个人主义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伯克反对轻率的改造社会同样来自他的社会有机论的观点：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通过计划人为产生的，如果人为的试图干预和改造社会的话，那么只会造成社会有机体的解体（伯克正是因此而敌视法国大革命），社会解体后所释放出来的人性的恶（不是本恶）会大大偏离人为改造社会的蓝图里对人性的善的期待。伯克在当时所批判的对社会的轻率改造，所针对的可不是什么大型福利计划或计划经济，恰恰是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它们的教条：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不干预主义（laisser-faire）。这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惟利是图战胜了道德和宗教，一个叫亚当·斯密的家伙甚至写书鼓吹说如果每个人都惟利是图便会为带来一个有序的社会并且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在伯克眼里，如果以上这些还谈不上人为（非自然）和轻率（非审慎）的话，那在当时就没有比这更人为和轻率的东西了。工业革命和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左翼思想，同在左翼范畴里的还有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想家们提出的分权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而正是这些关于权力归属和权力分割的学说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了美国国父们建设早期合众国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在伯克看来，这一系列实践都是保守主义试图要反对的。

如果说保守主义反对工业革命对社会人伦的破坏以及知识精英轻率的改造社会和国家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在那个时代倡导哪些东西来抵抗当时的进步浪潮和权利运动呢？从伯克到马修·阿诺德再到威廉·莫里斯，他们为那个时代开出的处方正好是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和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所反对的，那就是国家的干预。自由放任的不干预主义（laisser-faire）一直都是当时的保守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如果我们去思考社会有机论的话，这种攻击就并不奇怪了。除此之外，保守主义者们把他们关心的重点放在了文化上，他们中有不少人（但并不是全部，科贝特就不是）也支持社会公共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但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化领域，或者是对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的提出上（从雷蒙·威廉斯，即《文化与社会》的作者看来，“文化”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同时他们还树立了一个与那个时代相对应的词作为否定的对象，即文化的对立面，这个词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简单地说，文明代表了那个时代发达的物质生产所带来的低级的享乐，是消费主义、低级趣味、道德败坏、市民文化、毫无品味和审美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文明是工业革命和商业经济领域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产物，动摇有机社会的存在。而文化则高级得多，它是有机社会所产生的，是源于历史所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物质，代表的是人类在道德上最好的一面。当有机的社会因为工业革命岌岌可危，经济领域的无政府状态正在透过文明享乐入侵人的精神领域，这时候国家就应该站出来进行干预，并通过提供公办的教育，以文化为教育的内容来挽救整个社会。（文化与文明的这组对立一直延续到了一战结束后的魏玛德国，当时的德国保守主义运动同样是一场文化运动，如果你有机会读到《文化与社会》，你会发现马修·阿诺德比卡尔·施米特这位被誉为纳粹的国师的重要法学家更早的就提出了基于阶级的民主是如何使国家腐化的理论）。

总结一下以上的文字，我要表达哪些观点呢？我认为这个时代“保守主义”一词已经沦为了空洞的、没有所指的符号，但是它却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成为很多人自我认同的符号。但是通过《文化与社会》对保守主义滥觞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保守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文化上的能动性（或者说它在文化上剩下的只有基督教的那部分，然而基督教那部分往往却非常的腐朽——此处待议，暂且不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能动主义完全被经济上的不干预所彻底改造，曾几何时保守主义是提倡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作用的，在今天却成了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一切人与人的有机联系都被斩断。而讽刺的是，对国家干预的抗拒、泛滥的个人主义，却是当年保守主义所反对的激进对象。

最后，我也知道讲到保守主义，肯定就会讲到中国，讲到今天中国思想领域左右的分裂。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前面所探讨的内容可能更加的清晰，但同样需要时间和文字进行梳理，所以我暂时不做展开。但是我不妨简单的稍作说明，基于各国的历史脉络的不同，每个国家的保守主义的内容是无法化约的，至少迥异的东西方文明做不同，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保守”只是一个动词，更重要的是保守“什么”？这个“什么”就蕴含在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历史当中，韦伯在《论俄国革命》一书里就写到：

“今天的俄国什么是真正‘有历史的’？”只有教会和农民公社，……，除它们之外，也就只有沙皇的绝对权力有历史，这种绝对权力可以追溯到鞑靼人；……，沙皇的绝对权力也就只能在完全没有历史的‘自由’中徘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主张保守主义的时候，我强烈要求必须声明保守对象的原因，而如果一旦他所保守的对象在中国的历史找不到根基的话，例如：私有财产、宪政、权力分割制衡、法治……那么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进步主义或激进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