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读书札记

天下分合：国家之统一与分裂，仅为表象，其后乃社会向心力与离心力之相互作用。前者强则合，后者大则分。 贵族豪族：贵族、豪族，都拥有众多族人及依附人口。但贵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紧密，世袭垄断官位倾向强，以此形成门阀，往往弹压新兴政治势力。豪族与中央皇权的关系较疏远，往往仅在地方政权中崭露头角，但进入中央政权时常常受阻，可视为下层贵族。中央贵族多拥护汉帝国的中央王朝，但其与中央皇权关系微妙，可能受到中央王朝的猜忌与打压，因此也可能成为中央帝国的离心力。地方豪族依赖于汉帝国的统一政治，正是中央王朝的和平统治培育了豪族。然而，豪族的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地方政权，其势力一旦壮大，扩张欲望便无止境。对下兼并土地、人民，对上渴望进入中央政权、成为贵族，两个政治追求相辅相成。上述愿望均能被朝廷基本接纳时，他们便拥护中央皇权；若其政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便成为分裂帝国的离心力量。 三国分裂：曹操的崛起离不开地方豪族的支持（沛国夏侯氏、颖川荀氏、颖川陈氏等，李典、许褚亦有数千门客、壮丁）。孙氏依靠江东豪族（陆朱顾张）建立东吴政权，皇室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蜀汉为汉皇室流寓政权，但建立亦离不开蜀地豪族支持（除益州豪族外，诸葛氏亦为山东琅琊望族），蜀地豪族为巩固其贵族地位，不愿进行对外战争。 汉魏革命：曹魏新贵族与东汉旧贵族之矛盾催生九品官人法。（补充：东汉末年，邺城魏国政府与许都东汉政府分立，另有洛阳旧都，曹魏建立存在一个“进驻”过程。）东汉后期官员录用混乱，为审查官员任用资格、排除反魏势力、团结原汉室朝廷中的曹魏支持者，创立九品官人法。乡品九品与官品九品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相互对应性，乡品九品的存在以官品九品的存在为前提。起家之官比乡品低四个等级，即由起家官起步、升迁四等后，官品与乡品等级将保持一致。但实际实施时，或在上下一品范围内浮动。九品官人法设立之初，意在公平，亦合乎自古“乡举里选”之理想（依据当地舆论、乡评任用贤才），它作为一般法律发布，魏国现任官僚恐亦不可避免审查。魏朝建立后，九品官人法逐渐贵族化（一度为曹爽势力垄断：何晏、丁谧等典选举；司马懿提议设立州中正，则意在争夺人事权，通过派遣亲信出任州中正培植自身势力、联络地方豪族）。实际上，九品官人法本身也留存着汉代的任子制度，且主要着眼于二千石以上官制品级的细化（将二千石以上官员细分为五品），其制度实行的开始便隐藏着贵族化因素。 魏晋易代：曹魏皇室力量根基不深，司马氏团结贵族官僚、铲除曹魏皇室势力（如曹爽），以五等爵制度团结魏朝贵族。与汉魏嬗代的“进驻占领”不同，魏晋革命以“各安爵土”的方式完成。晋文（仍为魏朝）西吞蜀，晋武东灭吴。 西晋内乱：晋朝的贵族色彩浓厚，清谈之风盛行，并与九品官人法结合。武帝中期，山涛执掌人事，铨选人才相对公平。惠帝时期，王戎、王衍典选举，九品官人法的贵族运作方式确立，乡品由门阀决定，重视家世等级区分，是为“门第”，门第高下称为“流品”。惠帝昏庸，贵族势力内部发生内讧，外戚贾氏、杨氏争权，杨骏见杀。贾后专权，宗室介入，赵王司马伦等引发八王之乱。实权渐落入下层军人及参与内乱的异族之手。匈奴刘聪攻陷洛阳，西晋灭亡，五胡时代开启。 东晋中兴：晋室南渡。皇室与北方贵族南渡，南渡贵族与江南土著贵族矛盾重重。但出于对北方异族的畏惧与排斥，江南土著贵族仍然拥护东晋的统治。王、谢家族兴起，南方贵族社会日趋稳定。其时，九品官人制度号称兼顾“人地”/“才地”（即兼顾才德与门第），但实际录用时，中正只需知其家世便可。（贵族谱牒由中央吏部保管，吏部更能准确了解各家族经历。）在东晋与北方异族政权的战争（如淝水之战）中，北府军团崛起，一直为贵族排斥的寒族军阀力量崭露头角。桓氏（桓温、桓玄父子）专权，废帝自立，此时之平乱者（起义兵、诛桓玄、破孙恩），即为北府军阀刘裕。 晋宋嬗代：南渡贵族为巩固自身统治、打压寒族，支持军阀势力，希望借助皇权稳固统治，直接推动晋宋易代。刘裕实行“土断政策”（取消校北方侨民的白籍特权，使其获得现居地本籍、承担郡县义务）。王谢二族支持刘裕。军阀帝王与贵族完成政治合体，皇室与门阀贵族联姻。 宋齐更替：琅琊王俭支持新兴军阀萧道成，谢氏（谢朏［音fei上声］拒绝交出国玺）因拒绝合作而迅速衰败。 宋齐两代，皇权与贵族相互斗争，皇帝积极任用寒族亲信，贵族巩固九品官人法，与庶族就任的官职分离。贵族独占清官和庶族就任勋位两种制度并存。（门第范围确定，选举官吏只需中央吏部承担，地方中正形同虚设 ，沦为州郡属官，仅对地方官僚任命有发言权。） 梁武新制：南齐帝位不稳，皇帝猜忌心中，诛杀宗室，反动摇帝位。宗室萧衍在社会拥戴下称帝。改革九品官制，原六品留在流内，分为九品十八班（“门地二品”之士族为之）；原七品以下部分被归入“流外”七班（“位不登二品”之“寒微士人”为之），又置三品勋位、三品蕴位；武官则归入其他体系：流内十品二十四班，流外八班十四号。为寒族创立学馆，考试授官，为贵族子弟另设国子学。考试制度成为新风。梁武帝文化上兼容并包，军事外交上优柔寡断，埋下晚年侯景之乱祸根。 陈朝兴衰：南梁内乱，陈霸先崛起，建立陈朝。然陈朝国力弱小，北方受北齐之压迫而失去江北，蜀地又为北周夺取，荆州则后梁（萧梁余党）之属地。借助任子（根据父亲官职来确定二子起家官品）制度建立以天子为中心的新贵族制度。隋朝统一北方后，陈朝即为下一个吞并目标。 五胡之乱：少数民族政权扎根华北，需要得到汉族贵族（贵族重视联姻，家族势力范围可辐射全国）支持，便给予汉族地方自治权力，由是形成中央—地方的胡汉双轨制度。 南北并立：鲜卑拓跋氏统一华北、建立北魏。为巩固统治，北魏太武帝需妥善处理鲜卑、汉族关系。重用名门汉人清河崔浩，推行汉化政策。崔浩不仅将汉人制度纳入北魏朝廷体系，也似有意模仿江南的贵族制度。 孝文改革：为调和鲜卑、汉族矛盾，巩固政权、恢复经济，民族融合势在必行。由于汉文化的优势地位，鲜卑汉化顺理成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鲜卑放弃了民族尊严，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南朝军阀主动贵族化实质相通。孝文帝统治中期的太和前令主要继承魏晋官制，亦似受到南朝影响（孝文帝初年，刘宋宗室刘昶、琅琊王肃逃亡至北魏，受到礼遇）。太和十九年颁布新官制，史册记载不详。太和二十二年再次改革官制，为九品三十三阶，与萧梁新官制大致相同，而先于后者十年推行。二者似乎均受到南齐流品思想的影响。 北魏隐患：崔浩（曾任冀州中正、司徒）时代以前，北魏选举制度接近魏晋，中正对中央地方人事拥有较大发言权。崔浩被诛后，孝文帝时代开启，选举大权移入尚书之手，吏部掌握人事大权，中正职权日渐缩小孝文帝改革带来两个新倾向：一则依据门第确立起家（中正参与门第评定）；二则奖励秀才、孝廉制度（州郡长官负责推荐，中正亦有参与）。（在孝文帝驾崩未几，南朝齐梁革命，齐王室萧宝夤等北遁至魏，备受宠遇。然因此前孝文帝已吸收南朝制度，萧宝夤似未对北魏制度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孝文帝改革促使鲜卑上层社会过度贵族化，引发下层军人阶级不满。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孝明帝时代，各州中正贵族化，以家世衡人用人，招致武人不满，引发骚动。孝明帝正光元年，朝廷一度废止诸郡中正，使吏部权限扩大，几乎完全掌握人事权。孝明帝晚期，北方六镇叛乱，华北、中原再陷混乱。 东西分裂：北魏上层鲜卑贵族汉化，多数下层镇守鲜卑边境，无暇汉化，故保留其民族原始特性。迁都洛阳后，北方鲜卑与汉化鲜卑及汉人形成新对立局面。北部六镇兵变，汉化鲜卑贵族无力平叛，北魏朝廷被军阀尔朱荣操控。尔朱荣遇刺，邺城高欢与长安宇文泰各拥傀儡天子、东西二分北魏，是为东魏、西魏。分裂原因：北方下层鲜卑武人与洛阳上层鲜卑汉化贵族矛盾激化；五胡时代以来，华北形成了邺城（前燕都城，与中国东北部开放有关，汉族为主，山东文化占据优势地位）、长安（前秦、后秦国都，与西域贸易有关，五胡杂居，汉族文化衰退）东西两个政治中心。 高氏北齐：东魏时期，侯景叛乱，降梁后复叛，梁朝大乱，贵族北逃，影响东魏/北齐（不久高氏篡位）制度。北齐高氏，号称渤海高氏，实为鲜卑。北齐重用汉族官僚（如弘农杨愔等），大力推行汉化，重视文治，扩充国子学，建立文林馆（模仿南梁士林馆）。官制基本承袭北魏，中央尚书、地方州郡掌握人事大权，中正仅为选举顾问，专司贵族谱牒。贵族势力庞大，皇帝势必扩充君权，故又有不问门第、任人唯才的倾向，具体表现为考试制度（似受到梁朝学馆考试制度刺激）。 宇文北周：重用汉人苏绰（三国魏侍中苏则九世孙），推行古制。大改九品官制：流外九命十八阶，流外九秩九阶，阶有高低，流无清浊（贵贱），是为官僚式区分（依能力擢升），而非贵族式等级（以门第承袭）。然人之授官起家不同，或据任子之制，重武勋沿袭。北齐趋时，北周复古，似背道而驰，实殊途同归——俱受汉化，皆以己为正，而欲与南朝争锋，志在一统。 隋代一统：北周并北齐，杨坚代周自立，又陷江陵，破建康，先后灭西梁、南陈。隋文践阼，废北周六官制度，恢复北魏九品三十阶旧制。勋官（类似南梁将军号，本为实职，武人因功晋升，隋代称为“散实官”，后因军功泛滥，价值逐渐贬值）产生。地方废郡，以州辖县，州之僚属乃用州都督军府幕僚之名。军府属官向由朝廷任命，而州府可辟幕僚，中央以军府官名任州府新吏，意在收回地方人事权（原州官以闲职优待，称之“乡官”）。中央人事权则归吏部，中正制就此彻底终结。隋文帝大力打击贵族门阀政治，此外，强化君主专制：卢恺等妄议门阀、甄别士庶，谪为庶人。然而，杨坚并未否定门阀政治，其即为当世门阀（十二大将军之一）起家，李氏亦是（八柱国之一）。是为新旧门阀之争（新门阀以当世功勋论之，旧门阀上溯汉魏）。 科举肇始：北周宣帝下诏各州郡举荐人才（州举秀才，郡举孝廉；上州、郡一年一举，下州郡三年一举）。入隋后，文帝改革：废郡，以州辖县；将州县地方人事权收回中央。孝廉名目不复存在，州郡僚属由中央吏部指派，中央必须依靠考试制度广泛选拔人才，由此催生选官制度改革。（“进士”名称可能在文帝开皇年间便已存在。隋唐，“进士”考察文学，“明经”考察经学。科举产生之初，似旨在补充低级官吏。）此外，南北统一，江南土地纳入统治范围，势必需要大量下级官吏。（常规贡举与临时群制之区别，亦在隋朝方形成。） 隋朝覆亡：山东、江南贵族与关中贵族之矛盾，奴婢制度，是隋朝覆亡的两大重要原因。 大唐崛起：唐朝初年的主要政治势力有三：关中贵族（以李渊父子、张孙无忌为代表）、山东贵族（以北齐宗室高士廉为代表）与江南贵族（以南梁宗室萧瑀、南陈宗室陈叔达为代表）。其时，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的山东贵族最受推崇，高士廉编纂《氏族志》时曾推清河崔氏为天下第一名族，仅将陇西李氏列为第四，以致激怒太宗李世民。太宗乃令重编《氏族志》，崔氏遂被压制至第三位，是为《贞观氏族志》。其时，贵族制度已然衰败、趋向瓦解，官僚制度方兴未艾；由于文学流行于贵族社会，进士（侧重考察诗赋）地位亦逐步提升。汉朝是贵族制的孕育期，唐代则是贵族制的没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