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数据和个案，理性和经验之间——读《村落的终结》有感

2008年，《连线》杂志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说过：“数据爆炸使得科学的研究方法都落伍了”。后来，他在《拍字节时代》的封面故事里提出，大量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理论的“终结”。

作为写过《长尾理论》《免费》这样互联网新经济圣经的作者，对大数据的推崇，是理所当然的。在大数据全面兴起的现在，我们暂且不提物理，天文等领域，它至少对经济学，特别是对统计学和社会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不再需要数据样本，因为我们可以掌握全部数据；甚至不需要用因果关系分析数据，因为我们只需要考察数据的相关性。

就像克里斯安德森说过的：“现在这个海量数据的时代，应用数学已经取代了其他的所有学科工具。而且只要数据足够，就能说明问题……只要掌握了这些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安德森的观点引起了激烈争论，而我几乎是占在他的一边，直到认真读了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我才对这个问题作了重新思考。

　　李培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从本书看来，运思行文，尽现大家风范。初读时，我觉得作为一本2000年代之后的社会学著作，理应在工具上更新，角度上更富有妙想。但读毕此书，我并没有见到这些，却收获了很多更有意义的想法。

在较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内，李培林先生此书的方法，很是推陈出新。他开宗明义，在本书的前言里，详细说明了自己写作本书的方法论——

纠结于费孝通先生的“文本概括法”，和林耀华先生的“文学概括法”，李培林先生看似综合二者之长，将全书前半部分归为“文本概括”（“文本概括”是我们熟悉的，《江村经济》式的社会学传统路子。“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练、比较条理化的文本语言表达出来”）；全书后半部分做了“文学概括”（文学概括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它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而是把调查的一些片断、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细心一些，会发现李培林先生，有着自己的思考，甚至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李培林先生的思考，是从数据开始的。因为“文本概括法”中无法绕开的，就是数据搜集和分析。但李培林先生对于数据，充满了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因为我们现在用人类学方法搜集数据，难免是共时性的数据，对于研究一个城中村的变迁历程，研究一个历时性的课题，数据很难到位。他说：“宏观的大规模村落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有往往会丢失甚至‘遮蔽’一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村落生活和制度历时性变迁的‘过程’研究，一个时点上的共时性问卷调查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次，李培林先生所看重的生命历程的“质感”和日常生活的“有血有肉”，也很难在数据中找到。他说：“从生活到话语已经存在一层‘遮蔽’，从话语到文本产生了又一层‘遮蔽’，把生活感受转化为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像把一道道千滋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了滋味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萨特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一件日常小事，如果形诸文字，变成文本，立马就会变成一个传奇。虽然立意正与李培林先生相反，但是逻辑和思考是一样的；《周易》里也有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思考，是说“文字无法传达语言之意；而语言又无法传达意念之意”，如果把这句话换成“数不尽言，言不尽意”，大概也正是李培林先生所要表达的。

李培林先生说：“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深描’的永恒魅力，也许就在于它的‘去蔽’能力”。挖掘数据下深埋的日常生活，是一件浪漫而有英雄色彩的事情。所以，他安排了全书尽一半的篇幅，来讲故事。然而，就算数据再枯燥，统计再“遮蔽”生活；那么，花很大气力去讲故事，讲一个一个孤立的个案，真的是社会学所需要的吗？

　　李培林先生也想到了这点。如果是简单的讲故事，一个记者或者一个小说家，进驻城中村，采风半个月，大概都能够完成他的任务。显然，李培林先生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复述而已。李培林先生对此做了加工，也许正是这样的处理，才使这本著作，成为一个方法上带有创新意味的名著。

　　首先，李培林先生对“讲故事”的局限心里有数，他说：“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随后他介绍了很多学者和理论，杜赞奇的，王汉生，丹尼尔　贝尔，王晓毅，李国庆……这些学者们都旨在走出现实类型的局限，“试图提炼某种村落比较理想类型或象限图示”。

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到，如果说到“理想类型”，说到“象限图示”，那自然而然是往马克思韦伯的理性主义老路上靠近；如果是讲故事，谈经验，那自然而然是往涂尔干的经验主义老路上靠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无论从哲学上，还是社会学上，都一度是水火不容的两条思想路径。沿着这二者其中之一的路径走下去，这本书都会成为一本方法上比较传统的著作。然而李培林先生在表达了对生命历程“质感”的追求的同时，也显示出对“理想类型”的偏好。那么，无疑，他是想做二者的综合。

如何做这个综合？

李培林先生要做的，就是将经验主义的“故事”，赋予理想类型的理性。按他本人的话说，即是塑造“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这种理想类型，好像是小说家从芸芸众生中抽象出的某一类人，如鲁迅的阿Q；又如商学院从无数案例中遴选出最能说明问题的经典案例；正如本书的副标题《羊城村的故事》显示的那样——“羊城村”其实并无这个村子，是李培林先生虚拟出的。但我们从“羊城”可以看到某个城市的影子，“羊城村”故事里隐约闪现的各类人群，我们也轻易能够得到心理上的反映和共鸣。

这种“塑造现实类型”的方法，也许有人会觉得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未免轻浮；但李培林先生讲方法论的前言里，特别谈到一个故事。他谈到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家的讥讽：“社会学没有理论，只有一些没有结论的细致描述和没有精致提炼的素材，其余的就是同情的眼泪和愤慨的话语”。对于这样的讥讽，李培林先生有他自己的回应。但我觉得，相比于经济学中，无比重要的基础——“理性人”；社会学宁愿更重经验一些，把那个冷冰冰的，异常冷静算计得失的“理性人”，放到一个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还原为“现实人”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培林先生“塑造现实类型”的讲故事方法，反而不显轻浮，更显厚重了。

最后，既然李培林先生最终选择了一分为二式的书写，我还是斗胆对“文本概括法”的那一半提一下工具上的畅想。方法上定下基调，既然是在“理性”和“经验”中行走，那么我们还是不妨在“理性”部分，借用更加有效的工具。以矫正一味追求“经验”的偏颇。

在数据爆发的现在，大数据作为强大的分析工具，如果找到科学的可操作的切入角度，无论对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的研究，我们会取得更好的成果。举本书的例子来看，《村落边界和生活半径》中，李培林先生提出了一个完整村落共同体，具有五种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这样的概括没有问题。接着，李培林先生将这个模型，运用到羊城村的发展历程上。他说“这个边界分化的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有一个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房的基本次序”。言下之意，羊城村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无疑应该是按照前后顺序，依次为——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然而，以本书的表述看来，这个次序只是一种臆想，一种基于对制度和典故心中有谱的猜测。就算经济在变迁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在数学上接受了“模糊”，在量子物理上接受了“混乱”的概念之后，会发现这种线性的发展路径，一定是不符合规律的。所谓层层突破，只是一种纯文学化的描述。如果能够完成数据采集，使用模糊分析，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展示出更加细腻更加纠缠的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