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 谈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
唐宋以下数百年间，治词评词者代不乏人，词学之实绩略具形态，而词学之名尚无所归。张炎著《词源》，实已意味着词成为专门之学，是为传统词学的肇始。清词中兴，是清代词学成立的基础，清人考据学风，则是清代词学取得可观成就的重要因素。词学之名因此确立。龙榆生总结清代词学成就为五个主要方面，即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等为代表的音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为代表的词史之学和以王鹏运、朱孝臧为代表的校勘之学。再包括况周颐、郑文焯等之词话及批点之学，传统词学至此可谓趋于极盛。这种传统词学的主要呈现形式是词论、词话、词谱、词韵等，而以前两者为主。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和感悟点评之批评方法，决定了传统词学的长处在于直凑单微、深抉词心，而其短则在于不免模糊影响、似是而非。如张炎《词源》所标举之“清空骚雅”、近代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诸老辈所标举之“重拙大”之论，即为显例。不过，在传统词学极盛的晚清时期，亦已渐生词学之学术化的萌芽。王鹏运、朱孝臧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学术背景下，以治经之法治词，在词籍校勘方面注重实证，发凡起例，所得甚多，在文献方面为现代词学奠定了基础。况周颐之《蕙风词话》卷二、卷三及卷五，及其为刘承幹所编《历代词人考略》等，则已有明显的梳理词史之意识。但是，同王、朱之校勘学尚在清儒笼罩之下一样，况氏的词学亦终未能越出张宗橚《词林纪事》之藩篱。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夏承焘先生的词人谱牒之学横空出世，显示出以浙东史学的学术传统与浙西词学的博雅精神相融合的特色。夏先生是浙东永嘉人，其学术路径形成的过程中，深受浙东史学的影响。在他三十岁左右确定以词学为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方向之前，同样经历过长时期的摸索甚至彷徨。但这种摸索不是无谓的，其意义在于为夏先生后来研治词学提供了学术背景。如其二十余岁在西北大学任教时，对宋明理学即有极浓的兴趣，并一度欲以研究整理宋史为事业。归乡后，又遍读孙诒让玉海楼及黄仲弢蓼绥阁两家藏书，在传统的经史之学方面培养了深厚的根基。其后，夏先生虽以词学名家，但宋史研究的宿愿一直萦于胸中，未尝去怀。自30年代始，其日记中屡有史学撰述的计划，如与宋史相关的著作计划即有《宋元野记著作年代考版本考及索引》《宋史表》《宋代文化志》《宋史别录》《宋史考异》《宋学系年会要》《宋学年表》等23种。这些著作后来虽都未能完成，但却提供了夏承焘先生学术理路形成的清晰过程。从这些著作名目，足以见出清代黄宗羲、全祖望及章学诚以来浙东史学传统影响夏先生学术路径的痕迹。宋元以来，尤其是清代，浙西地区向号词人渊薮，以杭州、湖州、嘉兴诸地为中心，从姜夔、张炎、周密、仇远、张翥以下，至清代朱彝尊、厉鹗，直至近代词学的核心之一归安朱孝臧等，风流雅韵，不绝如缕。朱竹垞之博学、厉樊榭之清雅，即是浙西学术在词人中的投影。夏承焘先生以浙东史学移治本为浙西擅场的词学，遂能将浙东专家之学与浙西博雅之韵，融而为一。这样，词学就跳出了晚清以来结社唱和、校律品藻的传统藩篱，以严谨精密的考证、知人论世的眼光，进入了现代学术的层面。正如吴熊和先生在《追怀瞿禅师》四绝句其二中所云：“独开史局谱花间。”并自注谓：“以年谱体例考订词人行实，年经月纬，条分缕系，承史家之专长以治词史，唐宋词始得有序论次，得观通变。”这是对《唐宋词人年谱》的学术史意义的准确定位。
【本文节选自《唐宋词人年谱》后记，作者陶然，见碎金书坊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20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