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后再相见

我第一次听到卡夫卡的名字，是在五年之前，也就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出于对这位名字用汉语写出来显得很有简洁对称之美，而用汉语念出来显得铿锵有力的作家的好奇，我买到了他的散文小册子，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卡夫卡散文》。
这本书刚刚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像往常对待一位让我充满想要了解的兴趣的作家一样，迫不及待的翻开了他的作品。不过，很快我就垂头丧气，因为我根本读不懂，即使我尝试着自己去进行强迫性的阅读，也是徒劳。后来我才了解到翻译编辑此书的是国内翻译卡夫卡比较权威的叶廷芳先生，然而在当时，即使据说德语原文如同法律文书的文章经过了叶先生精心诠释，十六岁的我依然面对这些晦涩难懂的格言，短篇，断章和速写无可奈何。
于是阅读卡夫卡的强烈愿望就这样戛然而止。而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我虽然对他的作品望而却步，却逐渐了解到了关于他的与他的作品紧密相关的背景，也许是因为关注，他的名字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无疑，卡夫卡是我阅读生活中注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今年寒假回到家里，无聊之间再次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已经布满灰尘的《卡夫卡散文》。起初，我企图以一种阅读枕边书的悠闲态度来读这些散文，就像五年前一样。但很快，我在被吸引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转换了阅读姿态，读卡夫卡，得正襟危坐，勤做笔记。
这却不是因为卡夫卡在他死后背负的盛名对读者提出的严肃要求。事实上，所谓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山鼻祖，一代宗师的名号，虽着眼于他身后的轰动性效应，却是一种与主人生前品格，习性，与事迹并不相符的追谥。在阅读他的过程中，也不必被这些封号吓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阅读卡夫卡，之所以需得保持认真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因为他诉说的，是他一个人的隐私，也是所有人的隐私。这些隐私是教人痛的东西，于是再一次读卡夫卡，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心有怜悯之情。
这里我不由得牵扯到了我在长期阅读中形成的一条感受，有一些作家，也许你很早之前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有着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愿望，然而，当你在他看来还太年轻的时候，他绝不会向你开启他的大门，非要等上三五年或者更久，这像是一个陈放好酒的过程，只不过被陈放的不是书，而是你。
在我看来，读卡夫卡，需得有两手准备。一是了解作家本人的生平，这是因为，卡夫卡的写作是带有浓重的内向型色彩的。这位作家生前并不以成名为目的，虽有惊世之作，却一辈子默默无闻。他写作，只是因为“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又不至于粉身碎骨呢？”（见《卡夫卡散文》第177页）这个疑问的驱使。二是读者必须是具备一定的生活思想阅历，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生活思想阅历越丰富，阅读卡夫卡乃至任何一位文学大师的作品，都会感受出自己的心越来越如明镜般透亮。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布拉格，父亲是一位经过独立自主创业而发迹的犹太商人，性格刚愎自用，蛮横粗暴。卡夫卡内向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形成，就其根源，恐怕就是来自父亲对他的专制统治，他在一则格言里写到：“观念的不同从一只苹果便可以看出来：小男孩的观念是，他必须伸直脖子，以便能够刚好地看到放在桌面上的苹果；而家长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的递给同桌者。”（见《卡夫卡散文》第3页），这一则格言在主旨上与他明白的描述父子关系的小说《判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卡夫卡的创作题材面并不宽阔，他一生都在反复的以不同的形式叙述着一些类似或者相同的主题。然而，在我看来，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痛苦的放大，我不得不那么觉得，他的那些传世小说，从《变形记》，到《审判》，再到《城堡》，其中痛苦气质的根本还是在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家庭生活中遭遇的父权阴影。父子关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亦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卡夫卡敏锐的窥探到这一点，将其合理的由本质放大出种种现象来，再在艺术中以高压形式反作用于人脆弱的心灵。可以说卡夫卡不关心社会生活和时政格局，但不能说他不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
除去与父亲关系终生不合这一条之外，卡夫卡一生未婚的状态也与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息息相关。尽管如此，他生前依然少不了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爱情带来的痛苦无疑也是催生文学作品的一剂良药。我喜欢看卡夫卡生前拍摄的一些照片，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一对智慧的大耳朵，还有一双水亮亮的大眼睛。一直到他晚年，当然那个时候他才进入不惑之年，依然是高大英俊。以人之常情来看，他一生必然不会缺乏艳遇。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和两个女人分别订了三次婚，却三次毁约。他并不是花花公子。爱情带给他的痛苦不是来自追求爱情而得不到，而是他对爱情来临后接踵而至的婚姻生活的抗拒，只有他的第二位情人密伦娜理解他。卡夫卡在和第一位情人彻底分手后曾经说：“我的生活基本上总是由写作的尝试构成，这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尝试。而一旦我不写作，我就立刻被击倒在地，像一堆垃圾……。现在对您的思念丰富了我的生活。在我醒着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刻不曾想过您，在许多个这样的一刻钟内，我别的什么也干不了。而即便这件事也与我的写作有关。”而卡夫卡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当他终于决定和心爱的姑娘携手的时候，死神却向他招手了。卡夫卡有一篇不被广泛了解的短篇《徒费口舌》（见《卡夫卡散文》第153页），虽然被视为“用讽刺题材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在各族人民中间的和平使命》这个题目所作的一种改写”，然而这篇类似语寓言中，还是能明显看出卡夫卡对婚姻的抗拒态度。但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也渴望着爱情，他写过“我爱她，但不能和她说话。我窥伺着她，以便不与她相遇。”（见《卡夫卡散文》第24页），就在这婚与不婚，爱与不爱的挣扎中，他度过了一生。有人说矛盾的心理状态最有利于催生出文学大师来。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卡夫卡青年时期曾迫于父亲的压力，在大学读书期间没奈何由文学转而学习法律。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法律以及其相关的意象却在他的作品里出现次数最多，从一些小说的题目也能明显看出来。法律是一个社会的规章制度在文书上的严肃，强硬的体现。卡夫卡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出身，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的作家，自然而然会从自己身边最熟悉的地方来抨击社会的不合理性与利用自己理想中的法律形态来派遣他的苦闷。
并且有人阅读卡夫卡认为他的作品逻辑散乱，有些地方类似人说梦话那样，思维时而断裂，时而跳跃。但我认为卡夫卡在作品中更多的体现着严谨与理性。这得益于他在文学和哲学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想象力丰富得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不同于很多在想象力丰富的同时难免个人感情色彩也淋漓的体现在作品里的作家，卡夫卡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但他不管说什么，都能让人心有怜悯，如他写道：“我总觉得，仿佛他在要求我去阐明他的敌意。‘你这孩子，’我想，‘你想拿我怎么样？你已经把我搞成什么样子了！’我一如既往的站起来，走到门口，又敲起门来。没有回答，可是这一回门未锁，而房间里却空无一人。他走了，这就是真正的惩罚。”（见《卡夫卡散文》第135页），是写父子争吵的，没有任何激烈的词汇，依然教人不寒而栗。如果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有色彩，那么卡夫卡的作品在我眼里是银白色，像雪一样冷，又像刀刃一样锋利。
卡夫卡于1924年6月3日去世，他的英年早逝对世界文学史是一大损失。12年后，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在本质上与他的气质极为相似的大师去世了。这位先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鲁迅，早卡夫卡两年出生。在而今，姑且让我们用鲁迅先生的散文诗歌集《野草》的一些话，来将这两位生前无缘认识会面的文学大师联系起来。在《影的告别》里，鲁迅先生写到：“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