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使命感和道路自信——萨拉查时代葡萄牙的自我历史定位
作为一个在19世纪之后长期衰落，但依然保留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拓展了殖民地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对待往昔的辉煌历史和近代以来落后的本土现状时，采取了一种让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宏大叙事心态。
这种叙事体系的特征是强调葡萄牙“并非一个欧陆边陲可有可无的小国，而是一个从建立起就具有特殊使命的伟大命运体”。它的存在是天主的授意，它的自立不仅源自葡萄牙人的勤劳勇敢，更来自命运的垂青。
在这种叙事之下，作为近代国家的葡萄牙，被赋予了中古十字军式的光环，它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单位或族群，而是可以突破地理限制，在五大洲不断延伸的帝国。
1910年代，这种思潮和“热带葡萄牙主义”合流，为葡萄牙自古以来的“伟大”提供了佐证，为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保留提供了依据。
1920年代末开始的【新国家】体系对此也予以高度青睐，萨拉查多次对这套理论进行完善，并给予理论家们不遗余力的各方面支持，大规模的修复本土的中古历史建筑、葡萄牙语地区（尤其是巴西）巩固和深化的往来合作，二战后持续向非洲输送本土移民。
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开始退潮、隔壁的西班牙殖民地丧尽之际，葡萄牙终于构建起了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观和使命观，它在20世纪曾经为这个小国在面对欧洲乱局时选择置身事外提供了充分的自信和团结之力，却也在1960年代后长期困扰了它对殖民地大局的把握。在过往的简中媒介中，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一直较少，本书对此专门分了一章进行描述，在此摘录整理一下，谨作参考，已备遗忘：
萨拉查对葡萄牙使命的定位
萨拉查认为，葡萄牙的角色与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殖民地。他赞同巴西作家吉尔贝托·弗雷雷提出的“葡萄牙热带主义”观点，即认为葡萄牙和热带地区的亚非拉人天然能够协和，不存在类似盎撒的racismo，而是血浓于水的融合、教化的关系。
萨拉查将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果阿、澳门）置于其世界使命的框架之下，在1930年《殖民地法案》中，萨拉查将海外领地管理权集中起来，主张通过同化手段将殖民地人口引入葡萄牙。1951年，这些殖民地被更名为“葡萄牙海外省份”。
葡萄牙历史——一个大而无疆的有机整体
科英布拉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吉罗（萨拉查母校）在1959年出版的《葡萄牙地图集》中对葡萄牙的“诞生”和“在全世界的发展壮大”进行了专门探讨：
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一个在许多人看来依然只是西班牙省份的国家……人们对葡萄牙的地理认识，也存在不少谬误。关于葡萄牙本土与海外地区地理方面的错误观点在外国书籍中屡见不鲜。因为，许多人仍然受到错误殖民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国家如何能在散落世界各地、没有连续陆上边界的情况下，仍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作者把葡萄牙描绘成一个“拥有完成探索与教化之举世无双使命”的国家。他认为通过地图，可以向人们展示：
这个有机整体由……海外省份……与祖国一道组成……地图绘制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也许能让人们理解，这些不同地区如何最终组成一个由海事基地与其他成员共同构成的庞大国家组织。整个国家在本质上遵从基督教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观而建。它在地缘政治上实现了基督教福音派的训令，将训令思想深植四大洲。
“葡萄牙是如何诞生的？”这一节共有9张地图，大多是关于初出茅庐的葡萄牙与摩尔人在光复运动中的持续战争。作者在结尾处写道：“葡萄牙由此形成；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教的使命立即得到里斯本圣安东尼（1190—1231年）的回应……伴随着他的足迹，让他的声音几乎传遍全欧洲。”
“葡萄牙是如何在全球扩张的？”共5幅地图，进一步对葡萄牙的历史使命进行了阐述。
第4幅地图将里斯本描绘成【新罗马】，第5幅地图则展示了16世纪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远东第一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的行程，他是“葡萄牙传教与教化活动的典型代表”。这幅地图名为《果阿：“东方的罗马”》。
沙勿略主要活跃在葡萄牙帝国内，并以此为根据地。若昂三世在葡萄牙帝国支持耶稣会传教活动，大力推动耶稣会建立传教倡导者帝国的想法。地图集将葡萄牙帝国描绘成浑然天成，而非军事征服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赋予葡萄牙明确的自我定位。
在一副1934年的地图当中，葡萄牙的本土及其殖民地被刻意与欧洲地图重叠在一起，通过殖民地的广袤，向读者说明“葡萄牙并非弹丸小国”。
触摸伟大——对葡萄牙历史遗迹的再发现和修复
在萨拉查时期，对葡萄牙历史的赞誉集中在中古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相反，对19世纪以来葡萄牙的历史则着墨不多，一方面是这一时期葡萄牙确实停滞困顿，另一方面，传统和进步势力的南北对立，也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更现实和熟悉的国内分歧，这当然是Estado Novo所不愿看到的。
与对近代的忽略相比，古代的历史遗迹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在波尔图大教堂附近，纪念碑矗立起来，许多古迹和名人故居得到修复。作为庆祝1139年葡萄牙独立战争胜利800周年的一部分，葡萄牙修复了12世纪拉梅古城堡塔楼，并修缮了1187年修造的布拉干萨城堡。20世纪40年代，基马拉斯城堡也得以修复。自1939年起，政府让阿莫洛城堡遗址焕然一新：增建开垛口后让它“更具中世纪气息”。城堡也成为葡萄牙的肉食者官邸。1940年，修复蒙桑图城堡的工程开工，两年后竣工。
另一项更让普罗大众能够阖家欢乐的历史遗产则是1938年在科英布拉建造的“袖珍葡萄牙”公园。这座和当代“世界之窗”很类似的主题公园囊括了葡萄牙不同地区（尤其是北部）地标和古迹的复制品。一经开放就大受欢迎。随后，第2期和第3期的公园建设也分别于1940年代和50年代完工，内容包括了葡萄牙其他地区的地标、海外殖民地乃至巴西的著名建筑。此处每年仍吸引着约33万游客。
1940年，葡萄牙召开世界博览会，旨在纪念建国800周年（1139年脱离西班牙的前身莱昂王国独立）和恢复自立（1640年反抗哈布斯堡西班牙）300周年。
世博会在里斯本市中心的贝伦市广场上举行，世博会期间共吸引到300多万前来参观。
这届世博会完全聚焦过去，【葡萄牙帝国】几乎是一切的主题。葡萄牙所有殖民地的展品都出现在了世博会上，而巴西则是唯一受邀参展的非殖民地国家。当时这个葡萄牙语大国同样处于另一种“新国家”治下。
17世纪大型横帆船复制品与葡萄牙探险者纪念碑都是重要观光景点。探险者纪念碑是木质的，如今看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鼓舞人心。恩里克雕塑居于纪念碑中最重要的位置。
两年后，展现大航海时代伟大功绩的葡萄牙海事博物馆在热罗尼姆斯博物馆西翼开放。
作为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奠基人，恩里克王子在萨拉查时代受到不断推崇。1960年在波尔图西部一座重要教堂外墙上装饰了纪念恩里克的瓷砖画。另一个呼应航海时代的标志是20世纪40年代，许多新建政府办公大楼房顶上都安装了浑天仪，这些传统风格的浑天仪遭到批评家诟病，说它们缺乏艺术创造力，是“头脑简单的葡萄牙”的产物。
1948年，里斯本葡萄牙民俗艺术博物馆开放，这座博物馆内充满了萨拉查政权所推崇的田园生活与传统价值观，它向人们展示了当地服饰与其他传统工艺品。这与理想化的米尼奥地区的天主教权利相一致，而米尼奥地区是葡萄牙的发源地。
这种对民众观念的强调与萨拉查政权对公众的要求息息相关。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相比，萨拉查政权更希望本国民众顺从、驯服于传统。意大利与德国的群众集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1970年代之后，随着【康乃馨】，葡萄牙的这种宏大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退潮了，但萨拉查时期留下的纪念碑、修复的历史建筑，乃至赋予葡萄牙的“航海家”形象，都深刻烙在了本国人的记忆深处，并持续对外界对这个国家的形象定位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