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内争来解构鸦片战争的全貌

从清朝内争来解构鸦片战争的全貌 詹姆斯·M·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孔祥文 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转折点。整个事件的起因是由是否禁止鸦片引起的，但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清政府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入。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迫使中英贸易断绝，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向英国鸦片商人承诺英国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损失，从而引发了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且陌生的阶段，在新旧历史的更迭以及中西方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清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末路。 对此事件的研究，传统史学基本沿用了胡绳先生的观点。然而，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作者根据所占有的史料在自己的角度上而得出的。历史事件的出现，经常是各种合力的结果，鸦片战争也是这样。美国学者詹姆斯·M·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的《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The Inner Opium war）从清朝内部争斗出发对其进行多角度解读，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清朝外交政策中文人的“朝堂政治” 中央政府的政治动态对清朝军事和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作者的主要关注点，更确切地说是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清帝国政府对关键外交政策决策的制定，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角逐。作者把对鸦片的政策和文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总概。 通过具体量化，把“文人”这个儒家精英文化所代表的群体定位在“宣南士人”，包括科甲精英“内嵌”群体、翰林院的官员和内阁中书舍人群体。清代科举制度在帝国文人之间形成一种恩庇观，恩庇观的最终结果就是朋党的形成。随着清后期皇权束缚力的放松，朋党卷土而来。作为文人宗派的宣南诗社有了参与国家政治的要求和机会，但是与宣南诗社有关的官员改革策略引发了官僚机构内部冲突，最终导致宣南诗社的消亡。但另一个新的文人派别春禊派崛起了，成为继宣南诗社之后文人政治诉求的代表。 相对于清朝政治环境而言，如果不是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依靠私人友谊发展壮大起来的春禊派是不会有机会干涉有序的政治活动。但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致仕，潘世恩为竞争首席军机大臣之位而寻求春禊派领袖的支持。19世纪30年代的农业危机造成官僚机构瓦解，皇帝对于劝谏采取的宽容态度，使得春禊派成员只用了六年时间便稳稳地坐上了权力的宝座。 波拉切克认为在推动1840年事关鸦片问题的外交和军事摊牌过程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清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而清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是受到内部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不是外在经济或军事威胁。这种内部压力起因就是春禊派想要在清朝政治体系内更为稳固地构建其非正统权力基础的合法性。 在作者看来，传统主张“中国受害者”的理智派历史学家们所持有的1839年中国封锁对外贸易，以此拼死保护货币体系，最终迫使清政府迫于外部压力而走向战争的证据并不存在。与此相反，未将贸易禁运（旨在终结鸦片输入）视为当时中国货币逐步解体的有效解决方法得到了绝大多数官员以及皇帝的支持。 也就是说，鸦片贸易是导致19世纪30年代出现银荒的唯一或主要原因的证据并不明显。对贸易口岸的监管，如果在没有铲除本土走私的情况下，强行中断贸易，只会迫使走私者和合法商人都要采取非法途径。而且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已然发生，结果海关税收开始大受损失。 英人律劳卑勋爵（Baron William John Napier）1834年在广州制造的挑衅事件，足以使清廷认识到自己军事实力的薄弱。到1936年初，有关对外贸易和鸦片政策的大讨论不再有任何显要支持贸易制裁。鸦片贸易在社会上、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的惊人破坏，没有提供一个足以迫使清政府为了政治意图冒着发动战争的危险停止通商的动机。所以作者得出了1939年最终转向贸易战的动力来自主流官僚观点之外——也就是文人的结论。 正当清政府在1836年考虑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且处于成功边缘之时，在1835年监察机构突然涌现一股以春禊派为先锋有力的抵抗，这股力量受到文人政治家网络所拥有大量信息资源的支持，并获得了皇帝的支持。此时，中央政府内部职位出现了变动，春禊派成员获得了更多的职位，加之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政策支持者卢坤死于任上以及阮元一党的坠落，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支持也就随之告终。 黄爵滋1838年的著名奏折，把打击目标放在了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身上。这个计划得到林则徐的支持。与春禊派合作的林则徐怀揣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加之其他高级省府官员对黄爵滋法令的强烈反对，迫使他们及其支持者不得不将禁烟运动局限于东南一隅。波拉切克认为林则徐之所以参与外交政策的游戏，是出于国内的政治意图，是为了提高他在清朝政治内部机制中的声誉，这使得他从未充分意识到即将面临的真正危险。而春禊派也痴迷于即将属于他们的荣誉，是他们促使道光皇帝走向曾被告知绝不会爆发的战争。 对战争的争论促成新文人团体的成形并终结了满人外交 对于控制清帝国对英政策的主导权，林则徐与琦善展开了较量。林则徐的问题在于他的虎门销烟使得天朝大国陷入一场重大的军事对抗。他的误判使得英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几乎到达北京城外。皇帝决定用琦善撤换林则徐，然而琦善私割香港岛的传闻，使得二人同时被弃用。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清廷和英方双方，最终在广州的三元里发生一场冲突。但是这场冲突最终被缔造成为一个神话：即三元里“胜利”的神话。 对于鸦片战争的争论，波拉切克认为，危机期间文人的政治抱负激发了一种内向的思想僵化。在战后的几年出版的一系列西方著作，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迷恋，没能导致强烈的自觉意识，也没能激发对使敌人能够获胜的军事和经济制度的积极评价。与之相反，反退到重新相信林则徐是正确的，西方海上强国尽管表面上坚不可摧，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根本不需要重大体制的改革。虽然战争引起了惊慌，但是最终却促使更加紧密地绑缚于中国战略自负的旧思想。作者通过直隶总督琦善陷害林则徐和厦门钦差大臣怡良弹劾台湾守将这两个事例证明：即使没有新的军事技术，清朝能够并应该能够和它的海上敌人打成平手。这些新著作只不过是一种辩论，意图在于使春禊主战派领袖避免因其行为导致失败而受到责备。 在鸦片战争尾声，穆彰阿掌握了权力，主战派官僚都无法轻易对其发起挑战，更不用说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南城文人了。但在实际中，从1834年底左右开始，文人官僚反对派形成所谓的“顾祠会祭”，在1850年成功地革除了穆彰阿有其重要省府外交代表耆英的职位。同年，咸丰皇帝即位，姚莹和林则徐被召回，使得文化精英政治舆论领袖们的回归出现了转机。新皇帝对文人反对派要求选择了让步，这使得他的帝国再次面临外交危机。 鸦片战争后满人主导的外交，是用一系列条约和赔偿协议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实施可能引起新的军事对抗，这激起汉族文人的义愤，但确实有助于维持和平。但是随着穆彰阿失势，以及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外交政策难以维系。最终咸丰皇帝罢免了穆彰阿，明确否定了满人外交。 对于清朝后期政治的演变，1850年的转折是相当关键。朝廷决定避免在引导中国适应改变了的国际环境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领导角色。这使得清帝国权力结构皇室和满蒙权贵会将外交和制度的现代化视为一种需要加以牵制或者遏制的威胁。这些看似是对外政策的讨论，其背后有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定: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不安感造成的不言而喻的“内在”规程，这种不安感是在一个依旧为满人主导的世界中，所有汉人文官在仕途升迁过程中都要遭受的。这使得侧重去集权化政策实施的传统和赞成将监管权力分散到私人手中的倾向有了可能性。同时还要考虑汉族文化精英的阶层虚荣心，这为针对条约体系的非比寻常的敌意找到了理由，最终把矛头指向了满人。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使得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可以正确描述为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朝内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