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感想

17世纪的领导人与20世纪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不是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之间的对比，而是两种虚情假意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比。

人物形象的建构在今天的史学界是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任何一位看到这本书的人都会为其标题“制造路易十四”中的“制造”一词吸引。制造一词，多少与工科、理性、实验、技术等词汇相联系，人作为鲜活的生命，使用制造一词实则是将他放置在一个研究客体的位置进行研究和审视，并作出专业化的研究。

这里的制造是全方面的。从廷臣、庇护人到诗人、画家，从诗歌、绘画到印章、外交文书，从与传统的意象相类比到路易十四本身的自我感觉，路易十四作为一种人物形象，是传播与阐释的结果。历史好巧不巧，让路易十四、乾隆皇帝、彼得大帝几乎生于同一时期，于是在我们这些后辈人眼中，路易十四常被拿来与后二者类比，便成为伟大的太阳王，光辉万丈长，功勋卓著，形象伟岸高大（当然，后二者的形象，若要写制造乾隆、制造彼得大帝，范式与写法大致与此类似，区别只在所研究的材料吧。）

有趣之处在于，当时法国政治社会（这种提法是为了与民众的态度相区别）致力于将路易十四塑造成所向披靡、治国有方的统治者形象，在当时受到民众的抵制与英国的嘲笑，在今天这一形象反倒巩固下来，并成为不太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的共识。或许差别在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社会，法国对外战争的连年失败造成了官方塑造与确切史实之间的割裂与鸿沟；而到了今天，历史的发展有意无意忽略掉过程，简化了我们的认知。毕竟，太阳王路易十四，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记忆的。

彼得·伯克作为一个文化史家，研究角度很广，就我目前的阅读量（《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与文化史》《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法国史学革命》）等，就可看出伯克此人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但也因此受到研究深度不够的诟病。这一点，我在阅读《语言的文化史》时就略有体会。伯克喜欢在书中引用大量的文献材料，然后在根据自己的理论和预设作出分析和判断。文化史的研究角度让他的著作角度新颖，常常能吸引大批读者；但无奈理论分析与运用略显浅薄，无法做更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出现跳过大段大段的材料而只看研究与分析的部分。只不过，伯克在书中大多浅尝辄止，让人看不过瘾。

不过，相较于批评深度不足这一弊病，我更倾向于关注伯克研究历史的角度。传播学、文化分析、阐释等常出现在《制造路易十四》中，以至于让我产生了可以再去照猫画虎炮制一份《制造莎士比亚》《制造乾隆》《制造丘吉尔》的幼稚的想法。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点，西方侧重印章、绘画等物件，而中国，则多文献等文字材料，盲目类比，除了能得出相似的结论外，似乎无助于历史研究的进步。伯克这人有一点很好，他会在序言中交代清楚自己全书的行文逻辑和线索，这很好的避免了他的史料与分析结果过于琐碎和凌乱而带来的论证过于分散的问题。他的理论分析也不是像人所批评的那样浮于表面，他在第十二章《客观地评价路易十四》中的总结与升华可谓精彩；在《欧洲文艺复兴》一书中的序言部分对文艺复兴的中心与边缘、语境与接受等问题的探讨也是文化史研究的经典文本。只记得当时我在阅读时，叹为观止。

（这本书可算作是非常友好的通俗读物，史料铺陈逻辑清晰，理论分析不至艰深晦涩，虽是形象建构相关，但视为路易十四的小传也未尝不可。本想着写个小短评，无奈我废话太多，便写了这么长一段个人的感受。因为，我连标题都想不出来，可以看出我是在天马行空地讲废话了。）

最后的最后，读完这本书，收获最大的地方在于，让我看清了许多东西。但是看清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未尝不在时时刻刻地为自己树立人设，也为他人树立人设以满足自己的想像呢？相比于想像，制造一词，突然更加温和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可以解释生活中的种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管理自己的形象，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新鲜事；最怕的是，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最后，想起了之前听的西方思想史课的一段话：“社会现实并不是在那边的、固定的，只需要被描述和记录。它是由个人在应对无限的可能性中构建出来的，这些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以互相矛盾的方式被实现。这种复数的、上演式的社会现实观是拟剧论革命性突破的本质。”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