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对静态、非历史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标杆，自然成为众多学者论争的场所。其中对华尔兹最主要的批评，在于批判结构现实主义忽视国际体系转换，即没有从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国际体系。这种批评可见诸于《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录的多位学者的论述中。基欧汉批评华尔兹在定义体系概念时忽略了进程，因而没有考虑到单位之间的各种互动方式，如国家间交往力度的变化、经济进程、信息流通以及国际制度。罗伯特·科克斯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问题解决理论”源于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经验考察，华尔兹却假定它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他从静态角度理解国际体系，假定国家间权力关系恒久不变，但这样的假定不符合国际体系随历史发生变化的实际。阿什利批评华尔兹否认历史的过程性以及概念结构的变化。阿什利认为，历史是无限不确定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概念不断受到历史的界定而流动，但华尔兹使用固定概念导致了既存秩序的静止，将社会进化的动态过程化约为利益的反映。同类批评中，约翰·拉格（John Ruggie）对华尔兹静态的、非历史的理论批评最全面也最具针对性。从不同概念定义出发，华尔兹与拉格展开激烈论战，在辩论中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特色与局限性显露无疑。

双方在概念上主要有三组差异。

首先，双方对“分异”（differentiation）的定义不同。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体系结构包含三个要素，第二个要素为“单位的分异及其具体功能”，而华尔兹与拉格对其中“分异”的理解不同。根据拉格的说法，华尔兹将“分异”理解为“差别”（differences），即单位本身的相异性。然而，拉格认为“分异”应解释为“分离”（separateness），意为“作为组成单位之间相互分离基础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constituent units ar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其次，双方对体系结构变化的看法不同。按照华尔兹对“分异”的理解，结构变化源于单位本身的变化。为此，他借用了涂尔干的“机械社会”与“有机社会”的概念。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他将“机械社会”与“有机社会”分别理解为无政府秩序与等级秩序。因此，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就是组成社会的单位从相似（alike）到相异的过程。而按照拉格对“分异”的理解，结构变化并不源于单位本身的变化，而是由单位层次的进程（unit-level processes）所致，基于他的定义，“分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单位层次的进程。举例来说，单位“分异”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由中世纪“异质性”制度性框架向现代“主权”制度性框架的结构变化。一方面，中世纪“异质性”的“分异”状态，指的是同一地产由多种所有权拥有，不同政治单位对同一地产的管辖权相互叠置，政治单位之间的领土分割形式不具有现代主权观念的排他性含义。因此，在中世纪国际体系中，主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主权”的“分异”状态，意味着现代统治体系是由相互排斥而非叠置的管辖权组成，政治单位之间的领土分割是排他的，从而体现了主权观念。

最后，双方对结构变化背后动力的理解不同。结构变化的动力即交往力度（dynamic density）。在华尔兹的语境中，交往力度是一种单位层次的状态，一种可以使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无政府秩序向等级秩序转变的力量。在交往力度的驱动下，当“社会的发展和浓缩使更大程度上的劳动分工成为必要时”，革命就会爆发，从而导致结构变化。而在拉格的语境中，交往力度指社会运行中的交易数量、速度与多样性，交往力度的压力使得以整个社会结构为特征的财产权基本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中世纪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具体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和拉格的概念均来源于涂尔干的论著，但前者参考的是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而后者参考的是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因此，双方的概念差异以及理论分歧也就不难理解。那么，在厘清概念差异后，双方的论战观点是什么？

拉格批判华尔兹的地方在于，拉格认为结构变化源于单位层次的进程，而华尔兹由于不确切地界定“分异”的概念，把单位层次的进程从体系理论驱除出去，从而把体系转换的最终来源视为外生的。也就是说，华尔兹无法解释国际体系转换（结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只有再生产的逻辑，却没有转换的逻辑。

华尔兹争锋相对地回应称，拉格所谓的交往力度可以重塑财产权的结构，但财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其所引发的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国际体系的变化，不会导致华尔兹自己所谓的结构变化，因为他所认为的结构变化特指从机械社会到有机社会的变化。设想结构现实主义无政府秩序下的均势政治，已经由多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单位（如部落、城邦、封建领地或民族国家等）实践了几千年，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从古希腊城邦到意大利城市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国际体系不会导致华尔兹所谓的结构变化。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华尔兹为什么回应拉格称自己有意从体系理论中驱除单位层次的进程？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如果将单元层次的进程涵盖在华尔兹的理论中，这种理论就会成为还原理论，不符合华尔兹构建体系理论的初衷；第二，华尔兹为了使体系结构的定义更为简单抽象而选择将单元层次的进程驱除，通过这种方法，华尔兹不仅只需要用少数几个变量就能够说明理论体系从而符合简单标准，还可以保持自身理论的抽象性，防止理论被大量密集的描述所掩盖；第三，华尔兹认为自己的结构层次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大于单位层次或单位层次的进程。至此，华尔兹的理论旨趣得以显现。

总之，无论是华尔兹还是拉格，他们的论述各有千秋，但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拉格通过对华尔兹的体系转换概念的静态性、非历史性的批判并取而代之，向我们提供了更为动态地理解国际体系的方式。而华尔兹通过演绎抓住了国际政治的若干关键本质和特征（如无政府状态、均势政治、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其科学的方法与简练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探寻国际政治的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O.基欧汉 编，郭树勇 译，秦亚青 校：《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