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教人做人

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

“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刘擎老师近期成了一名网红。一是他上了奇葩说，二是他最近连出版三本著作《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前两本还未翻开，后者就到手上了，可谓多产。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开宗明义，刘擎老师希望借此书定下一个标准，即与汉密尔顿理念一致的“中国公共写作的标准”。简要地说，在进行公共写作的时候，你就要有把自己晾晒于众的觉悟，不管你观点如何，首先都要经过公众们的检视，也不管检视的方式和立场是否正确——准确来说，是否符合你理想，同时，作为一名读者或公众，你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不要阴谋论先行，不要主观意见先行，不要只看重对方人格人品（善良的意图），而是判断他提出的论点（对事不对人）。汉密尔顿与刘擎老师都说得对，再聪明谨慎的人也有他出错的地方，而普通人也有改变世界的机会。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假定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发言，他的局限性是A，但他的观点是B，如果听众因为A而错过B，B因此被悬空，那么二者就没有达到有效的信息接收与思辨，更毋提接下来可能进行的有效辩论。我们在学习中、工作中、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错误，大概与“概念偷换”“稻草人谬误”的逻辑谬误相当，通俗地说，“永远不在点子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有效雄辩即有效对话是一件多爽的事情，大概只有我们经常接受这样训练的人知道。大家基于某个问题进行思辨，从不同角度出发，但始终围绕这个论题展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局限性会因为他人而打破。某些论题可能基于我们有限的认知而被我们否定，但也会有人以其经历（阅读的、现实中的）作为论据来诘问我们的局限，让我们重新思考某些问题的方向和结论。在这样的基础上，参与者的身份与地位都被隐去，在座者都是平等的，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个问题吵得面红耳赤，据说有些场面还出现站起来的，拍桌子的，但最终我们都是有收获的。这种情况在工作上其实也能轻易遇到，比如会议，尤其头脑风暴，“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人”，理解这点，也就理解刘擎老师提出的“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的意思。

既然是学习如何在公共场合思辨（写出能让读者愿意与你在点子上讨论）之书，那不妨抛出三个论题来与大家思辨：

“祛魅”？学者要不要下神坛走向公众

虽然一直都有学者走向公众的节奏，但近年来似乎越来越甚。其实，学者走向公众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学术研究需要保持它的纯粹性与自由性，即它不能受外界过度干扰，尤其是非学术界。曾有大神坚持学术界本是精英们的闭门活动，并不需要众人过度参与，颇有自娱自乐之意。确实也如此，学者们大都为自己喜好的研究钻之弥坚，宁可坐个十年冷板凳，一般少与公众交流，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每一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学术术语，不愿参与公共活动之学者，最终也两袖清风，得个“读书人”的名号，与铜臭味绝缘。一旦身上惹几分铜臭味，又被学界冠之以“不爱惜自己羽毛”的标签，要是说了超出公众理解能力范围的话，更容易落得个“翻车”的下场。所以，学者以专业的姿态在公共场域转身，也可以是个“祛魅”的过程，但这个“祛魅”能让学者获得更多还是失去更多，这还是得以个案来具体分析。按照目前刘擎老师在公众之间的受欢迎程度看，他的“祛魅”显然是成功的。

且不说他个人是否能作为成功案例，如果以书中文来解释“学者要不要下神坛走向公众”，也未必不可。《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是刘擎老师为《本真性的伦理》中译本所作的导读。这其中主要提到“本真性”的问题。概括起来，便是一个“要不要成为你自己”或者“要不要做自己”的论题。个人主义向来是西方价值观之一与思想界辩论不休的论题，“本真性”与“自我”到底该如何理解，如何实现，也同样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需要面对的论题。刘擎老师在文中给出了不少专业视角的解读，这也可以用以辩证学者如何走向公众的问题，即如何把专业的，公众认为“难啃”的（毕竟没受过长期专业训练），抽象的思想解释给公众，并让他们理解。关于“自我”，总的来说，就是它其实是个人内心主观的感受与评判事物的标准，珍视一人或一事或一物，取决于自身而非那人那事那物。比如我们有的人会喜欢梵高的画，但有人也会不喜欢梵高的画，我们自身对梵高的喜欢与否不在于它本身自备的基本价值，读书也是。价值观——只要不超出人性基本的度——也是如此。在此，还是要强调，“自我”并非完全的放飞自我，往不顾一切，往自私的方向去，它到底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尺度，否则我们也无法形成可以判断高低好坏的价值标准。比如，刘擎老师在向公众作简要通俗的思想解释时，该有的学术术语还是要保留的。此外，关于“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的讨论，书中《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一文也有以韦伯为例的深入探讨。

公共思辨到底是不是一场灾难

在公共思辨，或者说与公众思辨随时要有遇到“概念偷换”“稻草人谬误”乃至“强盗逻辑”的心理准备。换言之，遇到杠精不要慌张。

在中国国内，“爱国”应该是引发辩论最多且最激烈的一个论题，没有之一。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个可能涉及或者并没有涉及“爱国”层面的话题时，总有人打断，说“大是大非面前，你们不该怎样怎样，而是必须怎样怎样”，被打断者很多时候先是懵住，莫名其妙，后来习惯了，久而久之直接先以沉默为敬，把辩台留给那些动不动就“大是大非面前”的人。这自然是无益于社会进步，没有对手的诘问与思辨环境，没有对比，不管是谁都无法进步。这也要回到上文所提的，学术研究中需要保证客观性与中立性，因而在学习中国史时，我们知道中国发展经历过极其复杂的几千年，也正如刘擎老师所说，“祖国”的概念相当复杂，爱国主义也会因其而延伸出不同版本，到底该不该自私地爱国，爱国是否就是利己，爱国是否意味着不可以利己，爱国是否就是必须单一的思想与行动，爱国是否就可以强盗逻辑加身，这些刘擎老师都在书中做了详细的论述。

所以，勇于把这论题摊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检视自己对于“爱国”的观点，再让大家一起参与讨论，是个不亚于“引火烧身”的，十分让人敬佩的做法——毕竟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上多少理性与非理性的读者与公众。（比如我把此问题挑出来，我也有被火烧的炙热感）

关于国家与学者的论题，最近葛兆光老师也作了探讨，可参见：《葛兆光：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

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成为你自己。”这很容易做到，只要不去与别人争辩，不去参与社会活动，如何放飞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地是政治动物。换言之，人总是会生活在社会群体与政治秩序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参与者，不管你是否愿意或者有意无意。当然，在参与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意见不合的人与事，特别是那些超出我们作为人基本理解的范围的，它们总是让我们感到生气、焦虑、绝望。我们也常常会因此发问：“怎么办呢？”凉拌。与公众展开思辨与对话，希望双方能从中获益，大概还是要先成为一个清醒（思想独立）的人，而后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让自己的发言被公众所能听见并且听进去的，或许，或许这个世界会变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