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吾诚——“无成”
读罢《活动变人形》，对倪吾诚的可悲感到愤懑，小说以倪吾诚的儿子倪藻的视角去回忆父亲倪吾诚一生的经历，他高谈阔论却又一事无成，志大才疏，不切实际的幻想太多，对西方文明有种近乎奴性的谄媚，但是他的无能却又可怜到可恨的地步，从激起读者的复杂情感这一点上来说，无疑这个可悲的人物塑造得尤其成功。本文将针对倪吾诚的形象探讨他性格悲剧的背后隐藏的文化、人性意蕴。
一、“活动变人形”意象
标题“活动变人形”一开始是令人疑惑的，到倪吾诚给孩子们买玩具的时候，云雾散去，读者才明白这是一个日本儿童玩具“活动变人形”，结合倪吾诚这个主人公来看，他身形高大仪表堂堂，但腿却畸形，其实最开始从外表上就已经暗示他是一个割裂的人。
“活动变人形”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可以独立翻动，在倪藻与倪萍两个人玩玩具时我们就能隐约知道这个意象的象征意味——人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脑袋、身子、腿脚可以千变万化随意组合，有的组合和谐，有的组合生硬可笑，这个象征意味在赵尚同与倪吾诚的谈话中指明：“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和行动，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
不幸的是，倪吾诚的组合是扭曲畸形的。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野蛮、残酷和污垢深恶痛绝，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冲破这窒息旧文化牢笼的渴望，他渴望西方现代文明，向往西方的服饰舞会社交饮食还有女性。但在现实生活里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合他的心意：他自幼渴求文明，却生在了视自己“反缠足论”为痴狂病的封建家庭里；他向往绅士的风度，但宽阔的裤子里却掩着一双“罗圈腿”；他渴求罗曼蒂克的爱情，却陷入了姜氏母女三人的咒骂与抵抗中；他坚信“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却亲自屠戮了孩子们的童年；他痴狂于西方文明，“文明”到来时，他却已然离世……
倪吾诚空想不切实际，没有能力满足自己崇尚的欧化生活，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拥有自己对西方文明狂热的信仰，同时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抱有无限的柔情。总的来说，倪吾诚拥有高入云端不可及的理想（头）、一知半解无法深得其精华的蹩脚知识（身）、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欧化生活风气的物质环境（腿脚），他精神世界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他整个人的形象上大下小，畸形丑陋。
二、倪吾诚的悲剧来源
（一）游离于中西文化之外的孤独的“零余者”
倪吾诚是个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王蒙用冷静与狂躁的笔调刻画了倪吾诚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下被中西两种文化夹击的“零余者”，实际上他也代表了时代思想意识交织中下受到新文化冲击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倪吾诚的悲剧来源于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家庭。
倪吾诚置身于一个充满对峙与冲突的家庭之中，在这里他孤身一人。
倪吾诚与妻子静宜毫无共同语言，他给静宜讲康德，让她一天刷两次牙，走路要挺胸，她却给你说康德一天也要吃喝拉撒，挺起胸走路的人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刷牙费牙刷、牙粉、牙刷盒子，一遍一遍的质问他钱呢？钱呢？钱呢？
姐姐静珍，她每天都会用一种独特的仪式进行她的梳妆打扮，在梳妆打扮中，上骂到天皇武帝，下骂到狗牛猪兽，可谓是骂的惊天动地，骂的酣畅淋漓，她十八岁就丧夫，自此以后就忠诚地“守节”，并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静珍经常加入到帮腔静宜和倪吾诚之间的战斗中，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静珍和倪吾诚都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都是异于常人的疯子。不同的是，静珍以民间泼妇的阴鸷、狠毒来安放自己的心灵获得充实感，倪吾诚把西方文明奉为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
姜赵氏和两个女儿一起，三个人统一战线，经常破口大骂并合谋败祸倪吾诚。在这里，三个女人抱作一团骂人的场景是非常震撼人的，粗野的句子，一整段不间歇的高声轰鸣，显示出像野兽一样绝对的野蛮和丑陋。同时，这种咒骂背后的亢奋、狂躁、恶毒、激情、专注也表达出了经历种种磨难、摧残、压抑的中国女人充满快感的发泄。
倪吾诚女儿也会连用一整串反问句质问他的不切实际，儿子也和妈妈更亲密，子女对于他们爸爸倪吾诚的慷慨激昂感到反感甚至嫌弃，因为父亲所有关于科学、营养的发言并不能对他们的实际拮据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
“不仅三个女人，而且两个孩子也加入统一战线，反对他。”这种反抗更高意义上代表着东西文化的冲突。相比于倪吾诚的对西方文明的狂热崇拜，书中另外一个人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
史福岗先生是个欧洲人，但是他却爱中国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古老的、完整的、独立的、统一的。它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的完整性和独特的应变能力。”史先生推崇中国的礼治文化，相信不管形态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能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倪吾诚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把自己锁在西方文明的理想国中，丝毫不考虑现实处境，就像一个孩童热切盼望着另一个勇猛的大人，但是却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人无完人，文明同是。
实际上书中对东西文明都进行了反思，在西欧，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带来的消极后果严重，甚至带来了战争，每个人都各行其道追求个性，但是人际关系、婚姻和家庭制度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活动变人形”讲究一个“变”字，在深层意义上，指向了一个关于“变”的辩证法的思维观，阐明了“变”的哲学观，即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永远处于纯粹之中，而是必然要和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除旧纳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固然有着五千年灿烂的独特的文明，但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封建文化的负荷，在向现代化转型期间，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吸纳世界其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内核。
（二）人类自身对于超乎能力之上的美好事物热烈渴望却求而不得的悲剧
倪吾诚的悲剧更是来源于自己，剥离掉小说对历史对中西文化的反思背景，我们也可以从中观照到对人性的反思。
倪吾诚死后以他儿子的视角对他的一生做出了总结：“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倪吾诚，“吾诚”——“无成”，似乎从名字上就预告着他的命运。
实际上他更像一个打着文明旗号追求精致生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享乐主义者，他一股脑地把他在留洋期间所见所闻搬到中国，硬塞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他喝茶、请客、喝酒、洗热水，渴望开明的女性拥有真正的爱情，他要他的孩子模仿西方补充营养的方式吃鱼肝油，但是他把生活的零零碎碎与柴米油盐都丢给了妻子。
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有百分之九十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他七十多岁时他还声称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未开始，他的潜力正如书中举例的电影台词所说的：“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永世不得发芽的痛苦。”人类理性想脱离物质载体从而超越一切的理想，就如同倪吾诚想漠视严酷现实而拥有一切一样，这只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烦恼与痛苦。倪吾诚的悲剧就是：人类自身对于超乎能力之上的美好事物热烈渴望却求而不得的悲剧。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最大的悲剧在于“包袱太重”，中国自古就知道“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对于温饱生活拮据的倪吾诚来说，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文化包袱”成为他的终极理想，但是现实却永远将他钉在无能的耻辱柱上。正是因为他见识了对他来说更好的世界，他才开始蔑视不可接受的愚昧麻木贫穷的现实。
由此来看，对一种文明的向往可以泛化成心灵对欲望的追求，对于平凡普通的现代人来说，正是因为提前知晓了生活太多的可能性，才遭受了更多痛苦，如果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封闭和无知之中，反而会过得幸福起来。乔治•佩雷克在他的《物》中提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背景中，越来越多的人既非富裕，也非贫困，他们梦想着财富，也的确有致富的可能，于是，他们真正的不幸就由此开始了。”
这些生活的可能性，是人们不幸的根源，人的欲望会在这种期待中得到无限的膨胀，驱使人们始终行走在追逐欲望的道路上。更加不幸的是，这个物质充沛的社会里，只要你愿意，无时无刻不可以营造出一种假象，好似一杯上好的茶就实现了生活迁越似的，但这种假象不过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满足感，使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追上自己的欲望。被欲望驱使着的人们，除了会营造生活假象，还会不断的产生各类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能够使人得到略微的安慰，假装欲望的饕餮会在未来得到满足。
小结：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文明，辩证地吸收合理的文化资源又不失自身生命源质是东西方文明都应该做到的事。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也不可漂浮于伪饰的虚空之上，要落在大地上，扎根于实际生活的土壤里。个人对于欲望的处理，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使自我认知和当下的生活实际自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