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影像：《堂斗》与影视中美国华裔黑帮形象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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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斗》为作者苏思纲收集美国官方法庭、新闻报道等史料编写的一部围绕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美国纽约华裔黑帮四次堂斗的非虚构作品。在这四次大规模的堂斗中体现出早期美国华人的生存艰辛、金钱与权力的斗争、坦慕尼协会政治下的黑暗与腐败，更重要的是诠释出离岸离国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仍然保留着高度的中国文化特性。
这段历史也变成了好莱坞与千禧年后崛起的各大网络影视公司作为原矿而挖掘改编，从1985年的《龙年》到近年从李小龙遗稿改编而成的HBO网剧《战士》，美国华裔黑帮的形象逐渐形成，成为历史的浪漫化视觉再现。
苏思纲的行文逻辑清晰，在语言表达上并不局限于记叙与讲述本身，并且具有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在细节之处的描写——而这些细节的表达，我认为是具有视觉文化内涵的，给人以心灵上的冲击。
本文将以苏思纲《堂斗》的历史文本与影视中美国华裔黑帮的形象来诠释二者的影响与互鉴。
一、“杏眼流民大军”的逼仄生存空间
美国西部经济衰退的压力与1969年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使大批华工不得不另谋出路，这段被称作“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尸骨”的铁路构筑于华工悲惨的命运上，它的建成却并未造福建造它的人，反而带来了居无定所的流离。
19世纪中期中国国门被破，许多广东福建两地的民众被当做工奴贩卖至国外从事种植园、修铁路、开矿等苦工。纪录片《港口往事》中就记载了这段历史，厦门港、泉州港曾经是“猪笼仔”（华工蔑称）的猖獗之所。
到19世纪中后期，因为中国国内的战乱动荡、经济低迷等原因，也有许多华人选择出海来讨生活。苏思纲这样记叙到：“在曼哈顿，多数早期华人移民是由出生于香港的商人——和记老板在火车站或码头接来的。”社团的威信来自于与跨洋运输业的协议，垄断了华人主要的出入途径。这一幕在《战士》中即作为了全剧的开场，而且不仅如此，也同样刻画了《堂斗》中“堂会”的形成：没有依靠的华人将证件作为抵押，寻求堂会庇护，并且头几个月由堂会组织介绍的工作的工资将被用来付清船费与作为组织的会费。
然而这片充满血泪的土地并未因华工的付出而有所善待，反而因为人种的歧视、经济的压力与文化的差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美国本土严重的排华态度。在当时的白人眼中，华人象征着亚洲疾病、赌博、鸦片与淫乱的妓院，曾经的劳工历史让华人的身份认同抹上奴隶般的标签印记，而华人吃苦耐劳的性格则意味着工作竞争的压力。1882年的《排华法案》十年内禁止华工赴美，归化入籍。之后又有诸多法案延长了这种不公与敌意。
19世纪中后期正是坦慕尼协会操纵政治的一段黑暗时期，公开有组织性的贪腐使得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双重压迫在美华人。然而这种腐败也给了如李希龄这样的人一种机会，钱权交易的暗流涌动在华人的集聚地唐人街与白人的社会之中，期望能为华人挣得一席之地。
在这样华人高度密集而生存空间遭受极度压迫的情况下，堂斗的擦枪走火到大规模的血腥斗争必然爆发。苏思纲客观地这样写道：
我有理由相信，“堂斗”不可能仅仅是一伙卑劣贪婪的人因利益而去屠戮另一伙贪婪卑劣之人。美国社会对华人公民权益的剥夺、华人所遭遇的有欠公允的物化与边缘化，以及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必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堂斗虽然是华人之间的内斗，却与外部的环境息息相关。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美国华裔黑帮的形象也逐渐从文学文本到影视表现中形成。
二、堂斗：影视中美国华裔黑帮形象形成
在本小结中主要探讨从《堂斗》中观照美国华裔黑帮形象中的秘密社会结构表现、人物形象分析与空间塑造。
苏思纲总结到，堂会的秘密社会组织与互助社团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地域性会馆，是一种来自中国某一特定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人为捍卫自己的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第二种是宗亲会，成员来自各地的同姓华人，他们认为同姓即表示有亲属关系。第三种是由结拜兄弟组成的社团，通常被称作“堂”。
不论堂会以何种形式存在或组织，它们都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性：其一是以互助生存为核心，为了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而寻求庇护；其二是与美国的司法法律相对，堂会并不遵从美国的法律法规，而更效忠于本帮派之内的堂规与传统，这两者往往产生严重的冲突；其三是在堂会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彰显了中国式的大家长制，具有严明的等级制度，成员必须效力于最高的父权式的统治者——大佬。
在四次的堂斗中，从一开始的权力争夺、为了女人（其实在这场堂斗中，与其说是为了人，更是为了财产的归划，因为在当时普遍看来华裔女性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是作为物化的财产般的存在），以及随着政治的动荡、初代大佬的老去、堂会组织结构的异变，导致较为底层的年轻会员因面子、荣誉等原因，气血方刚地展开多次堂斗，逐渐失控。
在这种传统的堂会组织中，一般由年长的大佬作为堂会主持，有精明、能言善辩会讲英语的华裔商人作为门面，以及无数作为打手的门生组成。
而这其中，苏思纲在《堂斗》中刻画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素鸭”麦德。
年轻的“素鸭”在堂内地位急升，他纤细瘦弱，行为举止像个女孩，脸方肩窄，看上去弱不禁风，似乎对任何人无法产生威胁。但是，在这样温和、年轻的外表下隐藏着“老虎的精魄”。
这个像唱诗班小孩一样玲珑英俊的中国人，时刻都像一只斗牛犬。
素鸭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我想，在此之后成为了典型，以至于电影《龙年》中的年轻华人黑帮大佬Joey Tai，由同样气质俊秀的尊龙饰演：清秀英俊，内里却非常阴狠毒辣，野心勃勃又游走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刀尖舔血。虽然《龙年》这部影片整体口碑不佳，但是华裔黑帮大佬Joey Tai的形象却深入人心，尊龙也因此大放异彩，获得金球奖最佳男配，两年后即在《末代皇帝》中饰演溥仪。
华裔黑帮依存于唐人街的空间，这种空间在于中国式的环境布置与社会习俗共同组成。在不少影视中表现出唐人街的匾额、街区，室内屏风等环境布置，以及年节时的习俗、送葬的习惯等等。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苏思纲在《堂斗》中写道，具有“唐人街市长”之称的大佬李希龄过世时，一生追求归化美国的他，在过世后被家人安排操办了一场基督式的葬礼，在唐人街空前盛大的送葬时，铜管乐队开始演奏圣诗《更近我主》。
这个细节在《龙年》中被化用：以葬礼作为人物见世的开场，而最后的结尾，Joey Tai声势浩大的送葬葬礼上，中式的葬仪，却放着西式的哀乐。
真实的历史并未淡出人们的记忆，而在影视的视觉文化中不断被追溯并浪漫化地表达出来。
三、史料文本与影视思维的互鉴
传统要求的历史文本著作的文字表述上，必要简洁明确。北宋史学家吴缜从理论上对于史料文本撰写提出过三个概括要求：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曾有言：“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显而易见，传统史学在于用精简的语言如实记载事实。
然而，在近现代影像技术诞生之后，随着视觉文化的嬗变，影视的视听语言逻辑与叙事思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史料文本的记叙与书写方式。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同时注重人物与时势的相互作用来剖析历史。这种记叙的方式为文章增添了诸多人物细节，力求还原出真实的人物，而非扁平的定论印象。“大历史观”的史学方式，在影视中的投射犹如《大明王朝1566》。
影视的思维逻辑在于“画面感”，在于故事的叙述，在于对于观者的心理的影响。让·爱普斯坦在《你好，电影》中写道：
“戏剧行动”在电影中是错误的。戏剧已有一半被解决了，从消除危机的斜面上滚下来。而真正的悲剧是悬置的，对每一副面孔都构成了威胁，比如窗帘，比如门闩。好比每一滴墨水都能使它在笔端开花，溶解在水杯中。整个房间都沉浸在戏剧的各种状态中。雪茄像某种威胁一样在烟灰缸边缘燃烧，被烟灰出卖，有毒的阿拉伯式的平地毯，椅子扶手轻轻摇晃。此时此刻，痛苦已经处在过冷状态。等待，可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那即将创造戏剧团块的悲剧晶体已跌落下来。它的波浪在前进，形成同心圆，一个接一个地在瞬间翻滚。
这种“前进的波浪”，“翻滚的瞬间”是视觉传达与观者心理的相互作用。
苏思纲在《堂斗》的文本中超脱出了古典的记史笔法，或许在视觉文化繁盛的百年背景成长下，耳闻目染之中，苏思纲也创造出“一个接一个的翻滚瞬间”。
例如在写1906年的新年爆发的堂斗时，“鞭炮掩盖了枪声”：
警方在查验两个死亡的安良堂人的尸体时，发现一人身上有数美元的红包。这是给孩子的“压岁钱”，但这些钱永远地用不上了。
读到这段时我非常动容，仿佛看到鲜血浸透了红包，血红与纸红黏腻在一起，最真挚的给予后辈平安的祝愿吞噬在定格的暴力之下，生命戛然而止。
又如在1911年李希龄为联合美籍华人进行革命募捐的段落：
“兄弟们，我们要埋葬清政府，把斧头插在清朝统治者的胸口。”李希龄的话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然而，他没有说的是，安良堂的斧头对准的其实是近在咫尺的胸口，即将被埋葬的不仅仅只是清王朝。
意象化的堂斗变成了视觉的具象化斧头，外部时境与内部斗争的焦灼氛围油然展现。
再如当1933年海外华侨为抗日救国进行募捐时的描写：
这一次，华人选用传统舞龙为慈善事业募捐，表演队伍所到之处，两侧的建筑上都挂着装满现金的红色信封，以供巨龙收集。协胜堂的巨龙在勿街起舞，安良堂的舞龙队伍则向披露街进行，它甚至在协胜堂总部前鞠了三躬。
细节的张力在此淋漓展现，两个对立的堂口、相隔的街区、曾经长达几十年的宿怨，在爱国的情怀中放下。
这也是堂斗的终结，硝烟的熄止。海外的华侨联合起来，投入到了抗日救国之中。
结语：
从被贩卖的劳工到唐人街的社会组织，再到逐渐爆发宣战的堂斗，美国的华裔黑帮历史造就了现如今浪漫化的影视形象：从堂会组织的结构表现，到以真实人物的影视形象刻画，以及作为唐人街的环境与民俗空间塑造，视觉文化从历史文本中汲取养分。
同时，近现代的视觉文化也在影响着历史的记叙，更加具有影视思维，通过细节的描摹展现出历史与人物的张力，并且给予观者心理情感的冲击。
本非虚构纪实文学中，我曾四次唏嘘，其中两次是新年的堂斗中，流尽的血染红了红包和压岁钱，他们再无法把这份寄托与祝福给予后辈；而连新年都能爆发堂斗的唐人街，却因为中华民族和同胞的危难而联合起来。剩下两次感慨怅然给了“素鸭”：不在意自己性命的素鸭，却为一个根本不是自己血脉的女孩流泪；最后长叹的是与他合葬的，死后长眠相伴的谜。
历史雾霭茫茫，人心的雾霭和命运的捉弄又何尝不是浮浮沉沉。
PS.因书中人物较多，《主要人物介绍》表以姓名首字母排序，比较不便观看，特此做了一个梳理，希望在阅读上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