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角度看国人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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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概是我目前为止看过的书里面，最难啃的一本，无论是它长达八百页的厚度，还是它关于哲学的内涵，都决定了这本书读起来不会很容易。
再加上冯友兰先生在完成这本书时，旁征博引，将大量的史料原文直接呈现在书里，这对于我们读者而言，绝对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时如此大的信息量也让我们对先生的哲学储备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本书不仅关于哲学，而且它还是“史”，是“中国哲学史”。这样一个玄妙而又全新的课题，到底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01.古代中国有哲学吗？
要想阐述中国哲学史，首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明，那就是中国有哲学吗？
哲学这个词当然是一个舶来品，起源于外国。那是不是意味着哲学也是外国所特有的呢？既然冯友兰先生能洋洋洒洒完成一本《中国哲学史》，那这本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古代中国当然是有哲学的。准确地说，早在哲学一词诞生之前，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文学也是如此，早在文字诞生之前，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无论是文字还是哲学，都只是一个人造的名词，而非思想的滥觞。
证实了古代中国是有哲学的，这本《中国哲学史》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但紧接着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该怎么编写中国哲学史呢？古代先哲的哲学论调固然有之，然而那些历史史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这给今人解读古代哲学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更遑论编写哲学史了。
抛开史料之外，还有一个难题困扰着企图编写中国哲学史的人们。那就是西学东渐的趋势。哲学一词起源于西方，而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哲学也一直被视为是哲学的中心。
因此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很容易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干扰，这样一来，所编写的未必就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很有可能就成了西方哲学之东方映射。
如果是这样，拿西方哲学思想在古代中国先哲思想中按图索骥的话，得到的结论恐怕会让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
由此可见，想编写中国哲学史，实在困难重重。然而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自出版以来就被奉为经典，至今依旧无可超越。因此即便它难懂，可只要得其皮毛，对于我们读者而言就已经受益匪浅了。
02.中国哲学史
既为中国哲学史，那显然不仅要紧扣哲学这一主题，同时还要以史的形式呈现出来。
《中国哲学史》基本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时间更迭顺序为轴，以此论述了各个时间节点，古代先哲（或称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
在本书的开头，冯友兰先生先以哲学这一西洋名词切入，阐述了哲学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性质。同时还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缺点：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但同时冯友兰先生也指出，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
在本书中，中国哲学史自孔子讲起，这并不是说在孔子以前，古代中国就没有哲学，而是孔子率先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自孔子始，诸位先秦思想家均有各自的哲学学说，因此均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百家争鸣的局面见证了先秦文化之繁荣，同时也见证了先秦哲学之繁荣。
同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基本为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此后的哲学家们即便有新的哲学学说，大多也都由先秦学说阐发而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的高潮。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发展，都再也无法达到先秦时期那般发达呢？书里面给出的理由是“上古时代思想言论之自由”。自秦朝建立以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家们再也得不到像先秦那般思想言论自由的氛围了。
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史最为灿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说中都包含有哲学的成分，它们与西方哲学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孟子哲学中曾有关于人与宇宙关系的论述，透漏出神秘主义的倾向。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主流，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开始有较完整的规模，《易传》及《淮南鸿烈》中所说是也。
秦汉之后，佛学以及道学的兴起将中国哲学带入了新的时代，八卦方位、阴阳之数、象数之学这些全新的概念也随之出现。这些在当今看来或许有迷信之嫌，然而很多科学就是在这些迷信中产生的。
南北朝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以及明代之心学、清代之汉学，这些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的多种表现形式。这些思想无论有无新见，均需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
中国哲学史以清代作结，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还处于形成和创造之中，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因此这本书以经学时代（董仲舒之后至清朝）之结束终焉。
03.国人的文化自觉
无论能不能具体看懂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期的哲学理论，读完《中国哲学史》之后，最起码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而不是迷失在西学东渐的思想风暴之中。
诚然，即便我们明白中国哲学古已有之，思想文化并不逊色于西方哲学。但在当下，西方中心论依旧是多数人的共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对于这一问题，刘擎老师在新作《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中有详细的论述。
所谓西方中心论，指的是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这一论调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而兴起的，但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中心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逐渐居于主流。
然而这种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以及“中学西渐”的文化趋势容易让我们国人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东方中心论”。
正如刘擎教授所说，“西方中心论”的谬误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中心”，我们需要反对和批判的是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从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文化自觉”精神。文化自觉的理论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它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精神，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就可以帮助我们国人进行一次哲学角度的文化自觉，借这本书，我们能明白中国哲学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它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些并非是复兴古代哲学，而是让我们正确地看待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从而摒弃中心论，能以一种平等、尊重的姿态接受不同的文化。
这一点适用于哲学方面，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和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