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书评周】政治思想的东亚“进口”与“转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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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匡民老师的这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作为其博士后研究成果，初版于2003年。而有赖于作者同时兼具扎实的“东学”（明治时期日本通过引介西方著述而形成的文化思想）与“梁学”（梁启超个人及其依托的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功底，近20年后的如今再版和阅读这一学术作品，即便不能说“知新”，其“温故”的意义仍可谓巨大。
如标题所展现的，本书在内容上主要对两方面主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就结构布局而言，本书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作为主旨，以第一章梁氏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为线索，于随后五章展开其在14年流亡生涯中受域外因素影响而形成一系列政治思想的过程；就具体内容的关照而言，则以大量篇幅分析叙述了前者的“东学背景”，即这一时期在日本社会享誉盛名的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政治思想家及其译介和改造而成的各类政治思想。故而，本书既可以被当做是以梁启超为个案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形成史研究，同样亦可被视为一部以梁启超东渡求学为线索的日本明治时期政治思想史论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研究取向在本书的叙述中并非是分离的，在分别论述日中（以梁启超为例）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传入与发展历程时，通过对二者共同外部思想渊源的铺垫分析与基于各自国情的相互比较，作者实质上展现了前述两重主题之上的一个共有内核，即近代东亚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进口”“转口”与“本土化”。
· 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的奋斗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运动绵延近一个世纪，其中兴盛于19、20世纪之交，以“东学”中介“西学”之“日文西知”（006页）运动虽持续不过十余年，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研究颇多，自不待言。而梁任公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巨擘，恰于这一时期（1898—1912年）流亡日本，其介入在这一思想译介运动的动因、作为与影响自不可忽视。
在本书第一章，郑匡民老师以梁氏戊戌时期的活动为起点，首先剖析了其日本观形成的内外因素。简言之，在万木草堂求教于康有为的早年经历（其最早接触的“东学”即为康氏所编《日本书目志》），经历1894年甲午丧师的巨大刺激后问道于东洋的社会氛围，以及维新运动时期参与主持强学会与《时务报》的经历与交际，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梁启超师法日本，推动政治改革的对日认识与目标。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日本，起初仍秉持上述目标，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救出光绪帝，以完成其变法事业”（026页）。然而正如某位老人所言，“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1898年6月日本内阁更迭导致的对华政策剧变（对此作者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日本社会舆论对戊戌变法急进色彩的否定，以及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失败，最终迫使梁启超放弃了其原先依靠日本政府的介入，自上而下推动中国君宪改革的计划，转而开始汲取、消化和向国内推介这一时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各种政治思想，从而开始了其以“东学”中介“西学”，启蒙国人之路。
· “转口贸易”在日本
而梁启超之所以得在东洋开启其启蒙事业，与19世纪后半期日本政治思想家积极译介引进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并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浓厚而多样的启蒙政治思想氛围密不可分。
在本书第二到六各章的前半部分，作者拣选了19、20世纪之交风行于日本社会的诸如文明分期论、教育立国论、文明融合论、法国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有机体论等几种代表性政治学说（自然对于当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影响最大）及其主要的鼓吹者。这些思想几乎皆为幕末及明治维新中前期（即日本的自由明权运动时期）“西学进口”大潮中的产物，是作为西方“舶来品”进入日本并经过改造后形成的，即作为“‘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的“东学”。
及至梁启超流亡日本的世纪之交，经过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东学”积淀后，日本已然由此前政治思想的“进口国”成长为“转口贸易国”，而其“贸易对象”则正是这一时期陷入道路迷茫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唯改良主义的梁启超，孙文领衔的民党亦在同一时期蛰伏于日本，汲取着排满主义与共和革命的养分，甚至早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亦已开始阅读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翻译和撰写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著作。在日本进行的这种政治思想“转口贸易”对中国之影响深远可见一斑。
· 为我所用：“本土化”的拣选与改造
当然，无论是明治中前期日本的“进口”活动，还是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转口贸易”，皆绝非对“西学”或“东学”简单的拿来主义。事实上，这一过程充满了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拣选、误译乃至曲解活动，从而推动了西方政治思想在中日两国的“本土化”进程。
在第二到六章论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各类代表性政治思想时，郑匡民老师敏锐地注意到：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中村正直的文明融合论，抑或是中江兆民的民约论，其思想内核中皆隐含着一种对19世纪英式自由主义的拒斥、对集体主义或曰国家主义思想的认可，以及对国民整体性素质提升的青睐（梁启超培育“新民”的政治主张受此影响颇大）。而这种对西学“原典”的“日本式”拣选和改造，在作者看来，既是日本在实现近代化后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歧途的思想渊源，亦同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即在西洋列强侵略的外部压力下和民族危机下，日本社会思潮中“强调与国家权力一体性和‘依靠国家的自由’的国家主义思想，优先于对权力强化的恐惧感和‘远离国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209页）。
对于上述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内核，梁启超亦欣然接受，这其中固然有其身处该氛围而受到影响的因素，而梁氏基于中国社会之实情的选择亦不可忽视。在本书第三章作者关于“梁启超转译中村正直译介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斯迈尔斯与穆勒之作品”的论述（133—158页）可谓一绝佳案例：中村正直在引介上述二人时全盘接受了斯迈尔斯的“基督教伦理”而曲解了穆勒批判“多数人暴政”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之带有浓厚的公民集体色彩），而梁氏在全盘接受中村对穆勒之改造的同时，又基于个人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理解，将后者对斯迈尔斯思想的叙述重新做了“本土化”的改造（将基督教精神改为儒家的敬天爱人说）。最终，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斯迈尔斯和穆勒学说，与二人的原典皆已可谓大相径庭了。
事实上，这种中国启蒙思想家以我为主，于引介时“改造”域外原典，为我所用的情况绝非个例——严复对赫胥黎的加工与中村和梁氏对斯、密两人的“改造”可谓异曲同工，而这种对西方思想转译过程中的“本土化”拣选与改造，无疑是一种颇具趣味且值得深思的现象。
而甚至更进一步来说，近代日本之所以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对华“转口贸易”的大本营，除却文字方面的天然便利（虽然我对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理解日文原典表示怀疑），与这种基于东方思维与社会状况的“本土化改造”同样密不可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一度身处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之中，并长期受到西方歧视，亦有与中国“同病相怜”之感。也正因此，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对两个先后处于转型与危机并行状态（或者借用李泽厚的观点，救亡与启蒙并重）的东亚国家而言，有着共同的吸引力。也正因此，在“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日本，一方面成为了当时中国追逐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启蒙思想家检视“明日之我”的镜子——明治思想家们先弃英国密尔之自由主义（福泽谕吉与中村正直），而追随法国卢梭之民权主义（中江兆民），随后又弃卢梭之民权论而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有机体论（加藤弘之等人），一如梁启超个人在20世纪前10年弃英而从法，弃法而从德的思想变迁。
总体而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于19世纪末于东亚的传播、转译进程，在形式、渠道上多样的同时，亦有着共同的复杂性——无论从西方由国人直译，抑或由日本的“东学”转译，其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本土社会因素、学者个人拣选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西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日本化”或是“中国化”的色彩。而《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以梁启超的“东渡求学”为案例，也正展现了19世纪末东亚这一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西方政治思想“进口”与“转口”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