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东学思想的形成

1894年，Sino-Japanese Jiawu War 爆发，船坚炮利的日本战胜了垂垂老矣的中国，致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此后，一批年轻士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致力于变法图存，一些洋务派官员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实质性的变革，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随着戊戌年间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大肆杀戮，康有为、梁启超只得仓促间乘坐日本炮舰，跑到日本以暂时保存实力，徐徐图之。那么问题来了，中日是宿仇，变法失败的康梁逃到日本后将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匡民所著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中，给出了一个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答案。书中第一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和他流亡日本后的处境做了扼要概述。第二到第六章节则探讨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日本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和国家有机体论对梁启超的影响。第七章可以视为对全书的一个总结。

日本近代以来的学术被中国学界称之为“东学”。梁启超在很多场合以“东学”特指日本学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梁启超对于当时日本的政治文化思想和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东学给了梁启超很大影响。梁启超汲取了日本学术的精华，并成为最早倡导中国近代国学的人物之一。此外，按照郑匡民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东学中的民族主义对梁启超思想的熏染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学术角度来看，《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堪称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的著作，不仅选题有价值，研究内容也很扎实，具有相当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国内该方面研究的空白。

作为日本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福泽谕吉对于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相比较同时期其他亚洲知识分子，他看待思想变迁更加全面，在将西方先进的知识带入日本时，他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挑选出了适合日本本土文明的部分进行传播与教育。

而他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思想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到日本，正是在日本停留的日子里，他开始全面学习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启蒙。正如书中所述，福泽谕吉的文明三段论给梁启超带来了深刻影响，“学成归国”后的梁启超便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伟大实践就证明了他“独立自尊”的言论。

如果说，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影响，那么，中村正直的思想就有着更为具体的指导性。中村正直是一位在阳明心学上极有造诣的儒者，无论面对民族危机还是西方文化，都可以持以一种难得的理性态度。对“西学”精神的把握，更是深入到基督教文明的根底上，认为正是基督教精神所培养出的国民之敬天爱人之心，而非议会、学校、通信、技术等，才造就了西方的富强，并由此从东洋儒家文明出发，提出了独特的“敬天爱人”之说，从而得出了“古今中西道德一致”的著名论断。

在中村正直看来，东西文明不存在对立，在培养君子的人格上，西方基督教与东方儒学有着同等的功效。最终，与当时明治时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中村正直认为，“人民之一新”而非“政治之一新”者才是维新之根本。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中村正直翻译了闻名遐迩的“明治三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创见，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少有。

但是，应当看到，令人颇为遗憾的一点是，梁启超汲取中村正直的“自助论”、“人民之一新”等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新民”思想，却将其作为西学精神的基督教文明之思想完全摒弃，而没有妥善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一点来说，不得不令后人呜呼哀哉！

最后，关于本书有两个不可忽略的特点。其一是在分析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时，尽可能地追根溯源到其思想发源地的“西学”，以理清这些思想家对“西学”的扬弃情况及其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后果。作者对书中所引用的许多日译著作，都在思想甚至字句上与西方原著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对比分析。

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中村正直对穆勒《自由论》的严重误译，如将“社会（society）”译成了含有贬义色彩的“同伙们”，将“个人(individual)”译成了“人民”，导致对原著所强调的“多数的专制”的忽视，并进而失去了对“自由”概念中真正的“个”的意识接受的机遇。其二是将梁启超受“东学”影响的著作与影响者的原著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校勘”式对比分析，为后人研究梁启超的“东学”影响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