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同一个领域内，有不同的人进行研究，是非常常见的，然而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高峰，想要了解，就不可不读。自近代以来，为中国哲学作史的学者不乏其人，例如胡适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不过，今天的读者要想在“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有所收获，那么不能不读的就是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

老话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冯友兰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史》中，他不仅将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发展脉络向读者进行介绍，更重要的是将他阅读历史、分析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哲学史”这一题目为引子，教会读者如何学习历史。

冯友兰先生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分析方法，即“研究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就要先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我认为，冯先生指出的这个方法是真正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彰显了一代大师的治学功底和研究水平。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一定是基于那一时代特定的现实土壤才得以实现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被表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正因如此，在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前，我们作为读者首先也应当对冯先生著书立说的时代背景做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主旨，有助于我们带着思考去阅读、去理解。

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最初的底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授课时的讲义，后经整理而出版发行。而在这一时期前后，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成长、求学，以至传道受业的时期，最大的时代特点，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数千年积淀的我中华文明与新兴的、外来的西洋文明短兵相接，在坚船利炮之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一时间，如何看待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成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令人较为遗憾的是，在变局之初，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在“故步自封”和“妄自菲薄”两个极端的立场上反复横跳，毫无疑问，这样的极端认知既无法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也无法帮助一时式微的中华文明涅槃重生。

面对这样的局面，冯友兰先生作为当时留美归来的新时代学者，与当时其他一些学者一道，尝试着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外来的西洋文明相融合，用西方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华文明。虽然这样的研究路径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过时的、不恰当的，但在当时那个不知该往何处的年代里，迈出这样一步不失为一种勇气的抉择。

因此，冯友兰先生在书中开门见山地说：“哲学乃一西洋名词”，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并不是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门学问都属于西方所谓“哲学”的范畴，因此，治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筛选出中国历史上诸多学问中符合西方语境下“哲学”的部分。

所谓哲学，首要的一点就是要能说得清、道得明，需要有系统的、理性的逻辑来进行表达，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哲学就是一门玄之又玄的直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然而在西方的哲学概念里，这种只能依靠直觉“顿悟”的体验，更恰当的定位应当属于“经验”，而非“哲学”。

与之相对应的，之所以西方人一度宣称“中国没有哲学”，就是因为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对于自己的思想、学问往往并不致力于著书立说形成较为系统的逻辑表达。中国的哲学家们，最高的追求不是“经典永流传”，而是“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哲学家所追求的，与柏拉图所谓“哲学王”的理想更为契合。因此孔丘游历列国，为的不是宣传招生，而是宣传思想，要将自己的思想应用在实际的治国理政当中，只不过时运不济，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家儒学，并不适用于弱肉强食的大争之世，这才让孔子以“教育家”的身份流传后世。

正因如此，中国的古圣先贤的思想通常是在其弟子编纂的文稿中得以流传，例如《论语》，但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这样的记述毫无疑问只能是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因此就显得不那么系统、不那么有逻辑。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否认这些文字背后闪烁着的哲学光辉。

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书既然名为“中国哲学史”，那么最为重要的是流传、是脉络，文脉不断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自西周以降，三千年来的中国哲学是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期间并没有哪一次经历了灭顶之灾，后世的经学家们本质上都是在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尤其是汉武帝以后被独尊的儒学——进行注解和创新。这一条流传千古未曾断绝的文明脉络，正是中华五千年一路走来的精神底色。

一本《中国哲学史》，背后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宝藏，它不光是对过去的记述，更是对未来的指引，没有历史的文明是遗憾的，而忘记历史的文明是可悲的。在冯友兰先生著书立说的年的是如此，在今天，也同样是如此，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在今天，依旧应该阅读这本《中国哲学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