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救亡图存与时代变革

作为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作者周策纵有感于“像五四运动这件重要而可引起争论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只见成千成万的官方或党派解释和评价，外国人又漠视不提”，“深痛于当代某些中国史家逢迎上意，为党派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其如此”，故决心以客观、详实、公正的理念，全面展现五四运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对于五四运动，不同人和不同党派，对其定义均有不同，有的单指狭义的学生爱国运动，有的指包含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还有广义的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1925年的五卅惨案。在本书中，周策纵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希望能依据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多不同观点主导的活动汇合而成，虽然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以及北洋政府与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日益蚕食的现状，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救亡图存和社会改革大声疾呼。借此机会，中国新式知识分子走上领导舞台，并得到了广大商业和民众的支持，形成了一股合力，在与北洋政府镇压运动的抗衡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此外，创造一个新文化和新文明的理想，虽然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开始，但这些远大的理想和有关的活动，一直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作为“新文化运动”，系统地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提倡。

然而，五四运动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之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与日俱增，首先出现在思想上，后来发展到了行动上。随后几年，整个运动便归于瓦解。单纯寄希望于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来改造民众，以及通过和平方式向军阀政府抗议，这些斗争形式最终失败了，证明自由派试图以纯粹的教育手段改革中国的计划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切实际的。自此，自由主义者避谈实际政治，比较注重教育和文化改革，脱离了政治运动，埋头于学术之中；而左派分子（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则赞成直接的政治运动，通过成立或加入各种政党，而五四运动的政治请愿活动由各种党派继续下去，随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浪潮日渐高涨，由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得到迅速发展。

由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外抗强权”的口号很快被各政党所接受，并发展成为正式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运动。前者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进步党派和民主党派所支持的、旨在削减南北方军费的裁军运动，以及革命派对北京政府统治的反抗活动。后者是由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所结成的新联盟推动的。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在一个月内，同盟的24个支部就在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建立起来。它的纲领是，通过联合抵制、罢工和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合作的方式，废除和取缔一切租界、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驱逐所有外国军队，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民意气氛中，1924年年初，国民党进行改组，接纳共产党人入党，为1926-1927年的北伐或国民革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以此为座右铭的周策纵，为我们厘清了五四运动相关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谜团。五四运动已经过去百年，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但那个时代的精神仍然可以作为我们指路的明灯，而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于我们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