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主义与富士康——新的超级工厂

福特懂得如何制造“大量单一的标准化的商品”，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量产。但是在“量产”这个术语普及之前，人民往往将其称作“福特主义”、“福特方法”或者“福特系统”。福特开创了工业化的新阶段和近一个世纪内都无法超越的工业规模。而把福特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美国的条件，对标准化起着促进作用，其中包括大量的资本投资、生产技术和销售手段的创新。福特正是在1913年实验连续装配法，才在五年后获得了量产的成功。而通过一个独立的分销商网络出售T型车，也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让福特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车辆。

福特生产效率的提高得益于劳动分工，无限的重复劳动也导致了装配线的工人产生了更大的劳动压力。并且，由于福特的成功，这样的方法被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工人年至中年就被认为已经不合格，导致工人的平均任职周期更短了，旷工也让工厂运转的困难。此外，移民工人所占的劳动力比例越来越大，种族之间语言的障碍，信仰的问题，也使福特工厂面临的劳工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福特推出了“五美元日”计划，提高工资，缩短工时。这个计划提升了工厂吸引力的同时，也让福特有资本去对工人进行筛选，从而掌握劳资关系中的主导权，这是一种伪善的“清教主义”。

在美国的公司缩小规模、分散工厂的同时，苏联恢复了超大型生产设施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城市的模式。在苏联的影响下，超级工厂模式传播到东欧和中国¬——超级工厂仍然生机勃勃。近代这些苏联的汽车制造巨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时，而苏联解体后，斯大林式的超级工厂在俄罗斯依然存在。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苏联帮助东欧当地共产党巩固对其国家的控制权，它也在东欧地区帮助建立了以大型工业项目为中心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城市，全新的工厂和城市被大张旗鼓地推出，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体现，是维持工业和工人稳定的重要部分。大多数模范工业计划从来没有完成，至少是没有完成最初的计划。

但诺瓦胡塔（波兰中部），这些新工厂里最大和最重要的工厂所在地，可以说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诺瓦胡塔是社会主义在波兰的一个展览品，在波兰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慢慢地，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变化都削弱了钢铁工人对现有政权的支持。像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其他工厂一样，这家钢铁厂已经变得很普通

当然，世界其他地区也还在继续建造非常大的工厂，一些大型工厂在西欧运营，最显著的是在德国，但美国的模式很难在德国工厂里推行。在战争期间，德国制造商在大规模生产军备方面获得了丰富经验，高工资和丰厚的社会福利（包括高额利润分享）有助于确保和睦的劳资关系。大众汽车成为了是德国工业的典范，沃尔夫斯堡则是工业巨人主义的殿堂。

富士康——新的超级工厂。在2010年的年中，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随着自杀人数与负面报道的增多，以及富士康股价的下跌，公司不得不开始采取行动。尽管一些关于富士康员工自杀的报道中提到了富士康工厂的巨大规模，但没有人提到，该公司位于深圳的龙华科技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富士康城”，它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员工数量最多的工厂。在东亚地区，还有很多超大型工厂，在亚洲，除电子业外，还有一些类型的工业有非常大的工厂，华纺集团是中国的代表性纺织集团之一。工业巨人主义的最新篇章，是由两个巨大的变革揭开的，在许多方面，21世纪的巨型工厂与早期的超级工厂非常相似，但与早期的大型工厂相比，它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而不是像以前的工厂那样被隐藏起来。起初，在中国，工厂的故事好像是苏联剧情的重演，就像东欧正在发生的一样。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偏离苏联模式，毛泽东相信，大型工业企业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支柱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发展，它既要更快速地发展，也要更加平等。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指出现代工业拥有复杂的机器和大量需要工人协同配合的活动，需要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关于谁应该管理工厂和谁该做什么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非专业化得到了推动，但在生产过程中显然并没有将工人个人的工作非专业化，尽管他们被赋予了在管理工厂及其他方面的更大的角色。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革者希望，至少要有限地引入市场，与之呼应的是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2000年，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第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的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

中国的农民工体系，为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后者可以随意扩招和裁员。宿舍制度的实行，使公司对工人拥有了特殊的控制权。纵向的一体化，是工厂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外来劳动力使得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中国以及越南的迅速扩张成为可能，但这并不能解释工厂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将制造业外包出去的一个好处是，使品牌公司远离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通常意味着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

当然，亚洲的工业巨人主义，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虽然亚洲的一些大型工厂，出现了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但这也让工人们有机会体验到了他们离开村庄寻找的新世界的滋味。

在富士康，中国的各种工厂都受到了罢工的打击，包括大大小小的国有和私有工厂。大多数罢工是在没有预先组织、没有工会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多只能持续一两天。通常当政府介入调停时，它们就会终止。此外，在越南发生的罢工行为比中国更普遍。那里的工人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尽管实际上大多数罢工是在没有经过授权所必需的复杂步骤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应对工资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制造商开始在中国中部的低工资地区修建新工厂。与之对应的，中国出现了很多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的实习生不像英国纺织厂的感化院学徒一样被束缚，但他们也不是通过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接受雇用的自由劳动者，尽管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工厂劳动力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和越南大型制造企业的所有者，不希望工厂与公众有任何瓜葛。现代的巨型工厂，并不代表着人类精神力量的蓬勃发展，而似乎常常象征着它的衰落。中国工厂的形象，通常不是对机械或人类掌握自然的赞美，而是对单调乏味的现实的记录，或者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复制。富士康、裕元和其他现代亚洲制造业的巨头，代表了工业巨人主义的顶峰，但是巨型工厂不再代表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它不再像曾经的巨型工厂那样了。未来已经来临，而我们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