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歌谣:“编史员”王尧的乡土风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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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版发表于《新民晚报》2021年6月10日,下文为完整版
《民谣》是学者王尧历时二十年写就的长篇小说,他以历史参与者、观察者的双重视角切入,在文学世界里勾画了家乡莫庄的地理轮廓。在书中,王尧还原了时空变迁对于莫庄村民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改变与塑造,为这批行走在宏大叙事之外的小人物做传,借乡村传说、村民记忆、口述材料、私人文献等复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命创造。《民谣》以重返历史为起点,在将我们抛入城镇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历史脉络时刻,重建了我们与自己的精神联系。
王大头、王厚平、王尧,这三个名字像是三面镜子,照射出了关于莫庄的不同图像。大头是童年时期的王厚平、“我”的小名,源于外形,好记忆也好辨认,混入莫庄村民“王二大队长”“勇子”“小云”之间,毫无突兀之感;王厚平是“我”的大名,小升初时期这个名字开始取代“大头”成为外部世界对我的主要称谓,大队干部勇子邀请“我”加入队史编写组,唤得就是“厚平”,厚平就是莫庄大队的编史员,与大头相比多出一个观察者的视角;第三个名字没出现在故事中,但他是本书的作者,是编史员王厚平的观察者,他用了二十年给莫庄刻痕,与故事持续发生着联系。
01 见证庄舍分离:权力空间的开辟与身份赋予
故事始于一场有关“莫庄”的长述,它是“我”居住的地方。在“我”眼里,以莫庄为锚点的世界处处透露着秩序与对立,庄上有东泊与西泊的分离,也有东巷与西巷的区隔,东巷里有大队部与学校,是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它把持着村庄信息流布的源头、渠道,人们需前往这里看公告与大字报,了解周遭环境与秩序的变迁;庄与舍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照射在建筑形貌上,便是瓦房与农田,砖路与泥泞的分野。有坐标可考,有时间可溯,本书选择以这样的面目出发,活跃在莫庄的角色及其行动才有了根基与意义,这是编史者应有的严谨。
庄是舍各种意义上的中心,土改之前,村庄地主胡鹤义住在东巷,之后,他的院子被改造成为大队办公地点,在这里日夜工作的是舍上居民、大队干部杨晓勇;地主儿子从前的宅院则成了村庄小学,来自庄或舍的孩子在这里一同念书、成长。场所易主,折射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庄也有它的“仰视”:庄环抱镇子、镇子环抱着县城,谁也离不开谁。村庄收获的粮食要上交公社的粮管所,成为城镇居民手心里的烙饼;庄上开学要等县城新华书店将课本运到公社……这层层依据政治秩序而剥离出的同心圆,规定了人民行动的场域。庄舍、城乡的分离并非天然行为,而是权力结构于空间层次的表达,占据中心者享受着资源调度的权力,外围者则在权力外围,文明之外。中心与外围的对立就这么安置下来,人民世代生长于斯,拣获着不同的身份。
固定结构亦有流动时刻,连通村庄与镇子的东码头,几乎是莫庄人口流动的必经之路:一九四九年,破产的爷爷携全家老少来镇子逃难,不情不愿地踏上了码头,完成了非农至农业户口身份的转换,乡村(边缘)对城镇(中心)经济破产者的接纳,也意味前者对于后者逻辑的服从。作为水运中转,码头于这座苏北村庄更是经济的命脉,因此,码头也要被纳入权力结构之中,控制水流也是控制外部文明对本地的渗透,六十年代初,省委和县委书记来莫庄考察的“着陆点”就在码头,他们在这里为眼前的乡民、乡土谋到了它们在经济秩序里头的坐标,即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另外,能否进入码头,属于资源分配的范畴,在场获悉信息的人群中,不包括与乡村伦理、革命组织若即若离的杨麻子、独膀子,这是“大队认真研究后”的决定,码头实现经济空间向政治空间的转变,成为乡民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表征。
码头是城乡的分界碑、内外资源流动的中介,凝结着乡民对于现代文明的热望。在“石油学大庆”的号召下,钻井队的两艘船自码头上岸,展开石油勘探的工程,来自异乡的石油工人在庄上居住,参与庄上的文化生活,并与庄上的人结下社会关系,他们的吃穿用度皆有现代的烙印。一次偶然,“我”登上钻井架遥望远方,并因此知晓了莫庄的样貌与边界,外部的发现令权力空间有了身体、形状,因此,在“我”这个编史员眼里,钻井队的到来不啻为“一次文明的迁徙和传播”,正是在内外文明的碰撞中,乡民觉察到自己的身份。
02 联结精神世界:语言、记忆对日常生活的塑造
在编史员的记录下,莫庄人的生活并非完全沿权力框架行走,外部秩序如疾风骤雨,降临得又紧又急,与村民的欲望、梦想交叠混杂,在这片土地上熊熊地燃烧着。
莫庄人爱做梦。在大队批斗对象——“我”的外公恢复“清白”那夜,外公以及被打倒的旧地主胡鹤义成为我在梦中“访贫问苦”的对象,而这两者恰是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权力认可的边缘人,因此可以说,“我”的梦也在权力实施的范围之内。此前,从警察局回来的胡鹤义神志不清,贴着墙根行走的样貌与姿态,像极了“我”白日里神经衰弱的模样,这一时代赋予平民的症候,令“我”分不清梦醒时分,“并不觉得我遇见的、闪过的是梦”。现实世界的痛苦令人不得不将此生托付于梦,梦在接入现实的同时,成为一种解脱的手段。
如若不分享,梦便彻底是私人的财产,而语言为传播而生,更确切地说,书中大量出现的口述行为作为一种流通于村庄的知识传播手段,串联起了莫庄的联系与形貌。
了解莫庄没有丰富的文献、档案可考,甚至庄名的来源也近似传说(取自放牛者“摸桩”的谐音),是掺杂那么一些半虚半实的东西,因此,肩负编史职责的“我”需要走访长辈、邻里,从他们的嘴巴里探寻、补齐关于村庄的地图。对过去的讲述难免掺杂虚构的成分,却清晰地显露人对于日常生活及外部世界的认知、想象,或许不够客观,却可贵。
急于远渡对岸的莫庄留不住多少读书人,书写文化是一种匮乏的资源。在这里,男女老少的文化创造大多属于模仿行为,至于模仿对象,则来自权力规定:大队编排文艺节目,是重演“样板戏”;学生写作文,是摘抄党报内容,甚至大字报的排版也在训练村民的美学世界,模式化、同质化的书写,是文化资源贫瘠的写照,也是人对知识的渴望。人们依然渴望丰满自己的精神世界:奶奶虽不识字,未出嫁前仍每日去庙里听尼姑“说书”,她将外部世界的知识储存起来,直保留到逃难至庄子上的岁月里;看公社放映队的电影要提前占座,银幕上浮现的外国人,是“我”和村民建立世界概念的起始,观影还是年轻人社交的场所。书是文明,是财富,是通往远方的渡船,“我”读书好,家人便将振兴家族的希望托付于“我”身上,村民便揣摩“我”要离开家乡去远方。书还具有颠覆命运的力量,旧私塾的李先生因为偷了一本《康熙字典》,被迫辍学,他含在嘴巴里的“之乎者也”是村里老师口中的“不宜读”,而住在镇子上的教书匠舅爹却珍视不已,同心圆形成的文化结构并非牢不可破,即便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人的精神世界却能隔空链接,对书的选择成为对立场的选择。
文本还是人参与外部世界的依靠。在特定场景里,莫庄人民通过回忆、“背书”、讲述,将脑海中的世界召唤至眼前。即便在莫庄以“难民”身份存活,爷爷奶奶依然努力温存着他们在城镇的身份,通过素净的衣着、矜持的言行,爷爷奶奶与莫庄刻意拉开了距离,但对身份最有力的建造,莫过于对世界的讲述,奶奶喜欢反复讲述过去,讲家道中落,也讲社会变迁,通过重现往昔风光的生活,坐在村屋里的奶奶得以从忙碌的农活中抽身,获得片刻歇息。在她口中,如今的世界非一日建成,已被村民年复一年的习惯都有因可循,现在贴着墙面畏畏缩缩的人曾掌管一方生杀大权,人与岁月一同沉浮。爷爷奶奶身上的“外地人”的气质,是一种陌生的符号系统,令出身在村庄的“我”感到遥远,直至前往城镇读书,才唤醒了“我”从祖辈那里继承的记忆,人是记忆的容器,此生都将背负它前行,容器破碎无疑是记忆的断裂,爷爷奶奶死后,“我”便只能站在东码头的另一端遥望。祖辈的口述史与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切身体验,将“我”训练成为一名观察者、编史员。
03 近地的叙事:书写一部小人物的“史诗”
人源于自然,属于自然,因此对乡村的书写与阅读总是令人收获近地之感,田野与天空构筑的无限空间,似乎总能包容下我们的欲望、想象与情感。
自然首先赋予人时间向度的秩序,麦田在春夏秋冬是荡漾着不同色泽的,寒冬天里,人就和麦子一起哆嗦。人便从植物的生长周期里觉察到了生命有限、四季轮回,逐渐建立起了时间的概念,这一切通过家电下乡后愈加空旷的树荫,而为“我”尤其强烈地感知着。天地的痕迹也深深烙印在人类安置生命的实践过程,如前所述,在莫庄这座苏北村子里,水是稀有物品,有水就可哺育生命,人人愿傍水而居;登上岸头上的人,可以靠“喊话”第一时间获悉远方来信;水还是通往金钱与文明的路径,象征现代工业文明的钻井队就是被河水带到村庄里的,村庄内外的人也渡船逃难或迁徙,书写新的生命。
《民谣》是一部呼应当下的作品,它将人置于一种现代性困境中去,让前者的欲望与秩序做搏斗,在王尧笔下,乡村并非你我想象般宁静、隽永,不时涌入的外部力量依然能将沿袭数千年的秩序拔地而起,时钟要拨快以追赶城市节奏,湖泊要填了土造地,没有油田也要造出来油来……外部秩序改变着地理的面貌,也试图切断人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大地主临终前留给我的纸头,只有舅爹知晓出处,教育系统的断裂,使得老祖宗的文化反成了知识精英间流通的密码。从政治曲折中幸存下来的村民,因为与土地的纠缠更深,再次于城镇化的浪头中迷失方向,因此,像“编史员”王尧这样的人,就要不断地清扫外部世界的图案,村民们才能将内部生命的节奏嫁接到外部时间中去,这是“编史员”的使命。
《民谣》也把人推至最切身的历史面前,与英雄史的雄浑相比,莫庄村民始终是小人物,甚至边缘,蜷缩在宏大叙事的夹缝之处,庄上功绩最显的王二大队长,至死也没有获得一个响亮的名字,而更多与革命纠缠过的人,早已为历史涂抹至面目全非,只能悄悄地活在亲人的记忆里。王尧选择把他们收留下来,他知道人性复杂,无法活得像勇子期待的“革命史”那样清清白白,所以用利落、通透的语句为他们立了传,每个登场的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相貌和欲求,生活正是在如此暧昧与幽微之处铺陈、开展。王尧尽可能完整地展露了自己观察到一切,他不急于评判是非,只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因此,我们便能从王尧谱出的这首歌谣里听见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