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影响下的十七世纪

《全球危机》这本厚达1400多页的书已经摆在我的案头三个多星期了。阅读这本书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相当多的知识储备，毕竟，它实在是太厚了。全书分为五部分，22章。全面阐述了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和战争，进而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内容详实，立论深远。

作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历史学家，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安德烈亚斯·多帕伦欧洲史教授、莫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成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获得2012 年喜力历史（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2014年凭本书《全球危机》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British AcademyMedal）。 另著有《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军事革命》《莽撞的国王》《皇帝》等书。 这是他的著作第一次被引入国内， 作为甲骨文丛书的一种出版。

十七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各地发生在十七世纪的战争要多于二战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根据史料，欧洲各国只在1610、1670、1682三个年头享受了完全和平。中国和莫卧儿帝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陷于连绵不绝的战争，奥斯曼帝国也只享受了10年的和平。

详细来讲，明清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征战了60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西班牙君主国的大片地区爆发的叛乱引发了内部冲突。德意志诸邦国在进行三十年战争，法国经历了一场持续五年的内战；莫卧儿帝国在经受皇位继承战争。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取代和平成为十七世纪人类社会的常态。

这些大事件的发生背景是极端天气现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域都在1614~1619年经受了一场严重旱灾；1616年，日本遭遇了17世纪最为寒冷的春季；1618年，亚热带的福建降下大雪；1620~1621年，欧洲和中东的冬季格外寒冷；在1616年到1621年间的六年当中，墨西哥谷地和弗吉尼亚有五年遭受了干旱袭扰。最后，1617年和1618年标志着太阳活动持续性异常的开端：太阳黑子先是出现锐减的迹象，接着几乎彻底消失。 前一段所提到的事件正是自然与人类灾难的“致命合力” 导致的严重后果，全球似乎爆发了“总危机”。这种“总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好在人类凭借自身的努力度过了这场危机，并实现了新的跨越。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同样面临类似的气候变化，只不过是全球变得更加温暖。同样，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也见证了革命的时代，冷战的开始与结束。在新世纪，新的形势和新的时代同时促使我们去面对新的问题。大疫情、G2关系协调、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欧美俄的三角关系等等。对国人而言，更多的可能是内卷、延长劳动时间、延迟退休、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失、PM2.5等等。这都需要新的行动和思维来解决。

无论如何，都需要勇气去发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止步不前。即使会感到疲惫，但还要继续前行。

对于那些希望真正掌握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揭示17世纪复杂性的人来说，这本书是无价的。强烈地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对人类社会如何在一个特别艰难的世纪中生存和发展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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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关于十七世纪中国天气部分，推荐阅读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 （1890.3.7-1974.2.7） 先生发表于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其中涉及到十七世纪的内容部分节选如下：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一1700年为最冷。例如唐朝以来每年向政府进贡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叶梦珠编：《阅世编》，载叶静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45页，四类第十四种“柑桔”）。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鄱阳湖面积广大，位置靠南，也曾经结了冰。我国的热带地区，在这半世纪中，雪冰也极为频繁。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总结。为了与十四世纪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较，这里只选择最冷的十七世纪的两种笔记中所见的物候材料加以论述。一种是《袁小修日记》[29]。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608一1617年）间，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记。另一种是清杭州人谈迁著的《北游录》。叙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间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两本书，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的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十七世纪中叶, 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远较今日为长。公元1653年，谈迁从杭州来北京，于阳历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天津时，运河已冰冻；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坚，只得乘车到北京。公元1655年，阳历三月五，谈迁由京启程返杭时，北京运河开始解冻。根据谈迁的记述，可知当时运河封冻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电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杨柳青站所做的记录，这二十年间，运河冰冻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冻平均日期为12月26日，开河平均日期为2月20日。而据谈迁《北游录》所说，那时北京运河开河日期是在惊蛰节，即阳历3月6日，比现在要迟十二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算出两个时间温度的差别。据物候学上“生物气候学定律”[31]：春初，在温带大陆东部，纬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则物候差四天。这样就可从等温线图中标出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 之谱。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