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青年与学问》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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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所辑,大体均有关青年之读书治学及为人的一些短文。……我在每写一文时,我总是在迫切希望青年们能发愤读书做学问,成就他自己,以开拓中国文化之前途。”【1】说明十三篇文章的编排理由,略成一系统。【2-3】“此书文皆我在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所写,但内容与时间无关。”【3】
说青年之人生
“第一文《说青年之人生》,可作一篇导言看。这篇文章之主要意思,是说青年之天德并不足贵。只有继天德以成人德才足贵。故后天的学问工夫决不可忽。”【2】
说读书之重要
“学问之道,本不限于读书。”【5】但我们剩余有书的时代之后,必须由读书以了解人类文化,求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的大书。【5-6】“书籍虽是后于人类文化而有,然而却是整个人类文化之镜子。人必须要从此镜子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而由自然世界走人人文之世界”【6】唐言读书可以增加思想深度,以凹凸镜比喻。【7】
阅读与听讲
“听讲与阅读,不能偏废。”【9】在自序中,唐先生讲“读书是以古人及远处人为师,听讲则是以眼前接近的人为师。学问之第一步在有师。此义在昔人时常说到。但现代青年多忽此,不屑读书听讲与求师,乃终于自误,最要不得。”【2】
说读书之难与易
本篇谈读书难易。
说学问之阶段
唐先生认为如下阶段:(1)相信他人的话。“器之大,在其能容物,人心之大,首先表现于其能信与愿信之量。”【19】(2)疑。人不经“疑”者学问必无进步。而在学问中,愈能大疑者,而感大烦闷者,愈是大器之征。【20】(3)开悟。有心得。【21】(4)一点一滴的心得,连系成线,成蛛网,成面,成体。【21】(5)知言。“知言是知真者之所以真之各方面之理由,而又知错者之所以错,与如何使错者反于真,由此而后人能教人,能答人之疑问,能随机说法与自由讲学。”【22】教育家的阶段,重新感到自己的无知。【23】
说学问之生死关
“常常会感到做学问之不易,随时觉得我之学问会死,亦随时绝处逢生。”五层:(1)[在我们对任何学问,从“不过”(nothing but)的眼光去想时,则我之学问立刻死。此是死在学问之门外。此时必须相信一切“不过”之中,大有事在,大有我所不能过者,而后学问乃得生,人乃得入于学问之内。]【24】(2)选择真正好的师友或著作研读,得其门而入,而后学问之路生。【24-5】(3)“感有所得之乐,而后学问之路生。”【25】(5)在学问上能极深、登高、知远,而后学问能大。【26】(5)再能由高至低,由深至浅,由远至近,由大至小。以近喻远,以浅喻深,以低喻高,以小见大。善歌者使人能继其声;善教者使人能继其志。而后学问方如源头活水,奔流不舍昼夜,可运行于人间,以得永生。【27】唐先生指出,[我主张青年朋友们治学问,用思想,都要向难处去,深处去,高处去,远处去,大处去。先看分量重,而不大看得懂的书,先想不易想得通的问题,以及先求把握不能全把握的义理。如青年人吃饭一般,应吃糙米,不要吃太熟的米,这才可以健胃。诚然,全不能消化,亦是不好的。但我们亦不能先自以为不能消化而畏难才是。如果这样,学问又死了。]【27】这句在理。
精神的空间之开拓
“学问之始点,在人所立之志愿。志愿开拓人之精神的空间,使学问之进行为可能。”【28】唐先生所说精神空间即古人所谓度量胸襟,主要由我们之志愿而开拓。【28】志是学问的始点。【29】古人学问和现代人学问的差别,不过,“人之立志,不仅是道德的学问之始点,亦是人之真正求理智的思想与求纯粹的知识的始点。”【31】亲切了解古人大话之直接作用之所在,此亲和感能直接引发我们之聪明智慧的光辉,以随处透人对象【32】“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接之事物与世界,而运用思想于其中,以获得知识、成就学问,第一步即在使我们之情志恒运于其中,时时求与之亲和,对之爱护,对之有所尽责,对之敬重,对之寄希望与盼祷。由此情志之树立,我们即能自己不断开拓自己之精神的空间,以时时涵摄此情志所及之人物与世界于自己之内部,而为我们之思想知识学问之不断的进步,备具其真实的可能条件。此之所谓立学问之志。”【33】“人立远大的志愿,当然不必即能实现其志愿”【34】
新春与青年谈立志
人之异于禽兽,在有一涵具徘恻之意的客观心情。【37-8】由公审谈涵具徘侧之意的客观心情的自然流露。“这一种涵具排恻之意的客观心情,亦即一客观的好真善美,好有价值的人格与历史文化,而恶彼伤害之者的不忍之心。”【38】依此不忍之心做学问。
学问之方法
方法的重要性,但不能太看重方法,以为得此方法无尽学问知识便都可得着。【42】(1)学问方法原在学问中,人并非必须先知学问方法,乃能做学问。学问方法论,乃人后来反省其学问之历程,而自觉其原所已用方法之产物。【46】(2)“学问方法是重要,但我们必须先有做学问之志,先于学问有兴趣,多多少少经历学问之甘苦,看他人论学问方法之书,才能得益。”(3)“一切讲学问方法的书,都只能讲其可讲者。此可讲者恒是比较抽象而有普遍性的一般思想学问方法。这对初学者当然是有益的。……如何应用抽象普遍之方法,以解决具体而特殊之学问上问题,最后毕竟无法由他人传受。”(4)因为通常所讲的学问方法都是抽象普遍的,而且是由人之学问历程中反省出来的,其价值只限于启发他人之自觉,而自动的应用于具体特殊之学问上的问题;所以讲学问方法,并非真如拍卖一吕洞宾的指头。人亦不能持一定之方法,作为衡量一切学问之标准。【47】
学问之内容
学问分类。狭义学问即以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内心之所觉之学,唐分“文学、科学、历史、哲学四种。此四种学问之对象,同是以文字语言符号,来表达此宇宙此人生。然依于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观点,而有此四种学问。”【50-1】对哲学的理解。“然则什么是哲学呢?我们说哲学之对象非宇宙人生之分理,哲学非一般的知识;哲学之对象乃宇宙人生之全理。哲学是知识的知识。”【53】科学在本质上是理智之学,哲学在本质上是智慧之学。【55】这种区分并没有严格的学理。
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中国之人文精神】[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一言以蔽之,即重人的精神。人为古所谓三才天地人之中。天之原意是指超越的天帝,地即物质的自然世界。重人的精神,不必否定有天帝之存在,亦不必忽略物质的自然世界。只是要以之人精神上通于天而下达于地,使人能顶天立地于宇宙间。中国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57】人禽之辨,由人之性理、性情讲,孟子言“仁”。【58】
【分论】(1)伦理道德与尚学术文化之自由及重世界和平之精神。由人禽之辨言人伦。【59-60】唐君毅特别言朋友一伦,并认为自由精神与此相连。【61】再言重和平。(2)中国文艺精神。《礼记·经解》中“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64】(3)中国宗教精神与其哲学。指出“未尝不可说儒家是一宗教或包含一宗教。我们可说儒家之教,是一信天人合德之人道教、人格教或人文教。”【66】“中国之哲学主要内容即中国先哲对于人生意义、人伦道德、人格修养、人文化成之智慧。而对于天道或宇宙最高原理之认识,亦与此一切关于人之智慧不可分。其表达此智慧,言简而义微,恒多用譬喻,而少用繁复之论证。后人常须作亲切的意会体证与实践之工夫,乃能真得意于言外。”【67】余论谈及文化前途,[我们的文化之将来,应当是一方学他人之长,一方不忘其所本有。温故与知新,当同成为我们之责任。中国过去能融摄印度文化之佛教,而创出中国式之佛教,我们亦必然将能融摄世界之文化,以创造中国未来之新文化,以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68】
说人生在世之意义
人之“在”世与动物、其他之物不同,(1)能记忆,“高级的动物,不仅依先天的本能而动作,而且能依后天经验所养成的习惯而动作。于是高级的动物,不仅知觉现在的世界中其他存在,不仅生活于现在的世界。因为他既然赖过去的经验习惯而生活,过去的经验习惯在其生命中,他亦即同时生活于过去的经验习惯所由构成之世界。他生活的范围,比一般低级动物更大了。”【70】(2)还有某一种自然的,适应环境的智慧。“自觉”使人生之在世,使人在自然的世界之上,开辟一心灵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与文化的世界。【70】(3)知道他以外有他人,唐君毅先生写道:[但是我自觉我自己不是你与他时,我同时知道你与他亦能自觉不是我。我知道我能自觉,便知一切人皆能自觉。我知道我有我的我,我亦知道你有你的我,他有他的我。而我同时是你的“你”,我又同时是他的“他”。于是我知道我不只是我,亦是他人,而一切人亦都可说是我。人由此而有超自私的道德意识。依此道德意识,而知人人皆是我。故有此道德意识之我,便是一涵摄人与我之大我,此大我亦即是我的真我。我之真我中涵摄有你与他,你与他之真我中亦涵摄有我。于是我存在于你与他,你与他亦存在于我。所以儿子存在于父母中,父母存在于儿子中,夫存在于妻中,妻存在于夫中。每一人存在于一切与他发生关系的人之中,一切与他发生关系之人存在此人中。我为往圣继绝学,则往圣在我中;我为万世开太平,则我亦在后人中。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之交光互映,而有人伦之世界。古往今来无数圣哲之千言万语,亦都不外是要人自觉此真我之存在与此人伦之相与之道。人在人伦中显真我,此真我是大我,亦是一无我之我。我有对此大我真我或无我之我与人伦之自觉,所以我能有成己成人,求建立公正平等的政治社会经济之制度之事业心,而人类社会能逐渐实现公正平等的理想。]【73】(4)能自觉会死亡、怕死,[人只要不全是为他自己而生,则人都能生前亦“在”死后亦“在”。因为他的精神不限制于他自己之生命之内,则他自己生命之自然的限度,亦不能限制他。]【75】钱穆先生《灵魂与心》更精妙。(5)人伦世界。唐先生最后落脚于人伦,言:[人的精神不当限制在自己之自然生命之内,亦实际上不能限制在他自己自然生命之内。人必须在家庭中生活,在朋友中生活,在社会国家中生活,在国际世界中生活,亦在对于自然界之真理之认识、美之欣赏,及对自然界之一切文化活动中生活。人的生命,是依于家庭朋友等一切而存在。每一种我与其他个人社会及自然界事物的关系,成为一根生命的丝,合以织成生命的茧。当我们把一根一根丝抽下时,生命的茧便空无所有了。所以离开了人伦关系与人情,莫有人生。离开了人在自然界所创造的文化,亦莫有人生。人生在人伦人情中,亦在人文中。而人愈能为人伦而生,愈为人文而生,人亦即愈能不限制在他的自然生命以内,而愈能获得永生。……现在的世界,是一人化于物的世界。人忘了人生之别于植物之生与动物之生。人亦或只知求生于自然世界,不知生于内心之世界。只知求我生,不知求人(他人之人)生。只知求暂生不知求永生。而求永生者,又或外于人伦人情人文而求永生;而不知即人伦人情人文中以见永生。卤莽灭裂之论,火驰而不返,而生人之道苦,世界于以大乱。大心深心之士,易亦反求其本乎?]【75-6】
薛维彻论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端
唐先生写道:[人类如果真要有前途,我相信其未来之文化之形态,将不止不同于西方之古代与中世,与东方之文化之过去,亦将不同所谓西方之现代文化之形态。此种新文化之形态之形成或创造,待于现代人对东西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长处与短处,皆有一公平的观察与了解,再对其一切长处,求真实加以综括的贯通,于其短处则加以救治。所以我们固然应当知道现代西方文化,胜于西方之古代与中世之处及东方文化之处;我们亦须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端,与西方之古代中世及东方文化之长处,求深切的了解,而不须讳言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端之所在。]【77】本文介绍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薛维彻对西方现代文化弊端的说明。(1)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生活使人失去自由;(2)精神不能集中向上,利益竞争和过分紧张;(3)使人根本失却圆满的发展其人格之可能;【80】(4)使人根本逐渐失去人性或人道感情。【80-1】(5)公共生活之过度的组织化。【81】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青年精神发展的四阶段】唐君毅先生分为四个阶段:
(1)辛亥革命前的青年。唐先生认为,[这时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奋发,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们的精神,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这从他们的言行,处处可以证明。这精神是中国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势力之冲击压迫后,中华儿女为了达革新中国之目的,而表现的一种最崇高伟大神圣的牺牲精神。这牺牲精神,在底子上说,是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同时是为革新中国、复兴中国。故与文天样、史可法等传统的气节之士,为保存故国山河、中原文物,而牺牲个人者不同。这是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之精神。此却有似于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这种精神虽在底子上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同时是以一新形态表现。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定黄花岗节为青年节,我认为是对的。中国之新青年精神,实乃从此时代之青年精神开始。此时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继往而又能开来。因其是既根于中国之旧传统,而又有一新形态之表现的。]【83-4】
(2)五四运动前后之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在根本上,是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始于青年之自觉的要求保存国家之权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可以去打外交部,毁外交部长的住宅。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这同时是中国学生,自觉其爱国精神高于当时之政府之客观表现。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须通过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当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与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同在共遵守的宪法下活动。但是在中国过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毕竟在人民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因而要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势须再一度客观的表现一种视“不能保护国家权益的政府”若无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时代学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动之所由生。说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宪国家,亦不当有此事。这表示当时的学生之意识,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宪国家之公民的意识。但是这运动,亦表示中国知识分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于丧权辱国之事”的迫切要求之开始。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今,这迫切要求之成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对中国过去历史而言,毕竟是一划时代的事。]【84-5】唐先生反对五四运动由谁领导的争论,认为“在根本上,五四运动只代表一时代的青年精神。当时全国学生之响应北平学生之活动,只是一爱国意识。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的愿望,本来就是要复兴中国。故无论说谁领导,都不重要。因为谁都可以领导,而实际上谁都不配居领导之功。这只是一时代之青年精神,自己在领导自己。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的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求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这精神使青年认识政客、官僚不是国家之主人,同时自觉他自己才是国家民族之生机之所在。因而五四时代的青年,有一种不愿受什么现实的势力、传统的习惯和一般社会文化风气的束缚,而尊尚个人自由、新鲜活泼的朝气。”【85】
(3)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在唐先生看来:[国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之进一步的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85】……[这时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个人自由主义,而愿投身革命组织,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政党,以救中国。此时青年精神,是一种宁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之纪律,以救中国之精神。……这时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觉的了解,只赖个人之力不能做什么,必须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国之事业,因而自愿投身于一政治集团,以组织之纪律,约束自己。]【86】
(4)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最能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辛亥革命前的青年之从事革命,有些常不免一种旧士大夫的矜持气。五四时代的青年之爱国,与讲新文化、新思想,如其谈恋爱,常不免一种中产人家的少爷小姐气。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之从事革命,则常带一种五四以来新知识分子之浪漫气。但是在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则大体说皆较能脱去这些气习。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艰苦的。故其意识亦是比较朴实的、少浮华的。从整个来说,我所最喜欢的青年,仍是在抗战时期,由前方流离转徙至后方的青年。]【86-7】但对为共裹挟而为可悲。
【优缺点】(1)唐先生总结道可爱、可贵处:[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而此两种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个人身上表现的。至于国民革命时代之青年精神,则是通过对政治集团、对主义信仰的献身而表现。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则通过对民族的抗战事业之忠诚而表现。]【87】
(2)缺点,“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88】:(1)辛亥革命前青年,[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88-9】(2)五四运动青年,“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89】批评胡适,[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89】再而批评科学家,个人主义者,党争。【89-90】(3)国民革命青年。“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90】(4)抗战时代青年,“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则终必为反抗政府之共党之所利用,而助其得势。此即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91】
【中国今后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我们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共同缺点,在其所表现之价值,皆偏在消极的破坏方面,便知今后有价值的青年精神,当求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建设什么?建国、建立自己之人格、学问、知识。”【91】有消极工作,但“根于我们之积极求建立一民主国家,积极的求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之要求,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伦、人文和人权之精神”【91】“从根认取,从根参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长,而转化其意义与价值。”【92】辛亥革命前的牺牲精神,不是要别人去牺牲,波普尔自传中亦有此种见解。【92】“要转化辛亥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牺牲精神为一种积极正面的、各人在内心建树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后之青年精神。我们其次要说的,是我们还要转化五四时代具新鲜活泼的朝气、各自崇尚其个人自由的精神,为尊重一切人之人权,而求建立制度,加以保障的精神。”【93-4】由制度保障自由和人权。[再其次,从国民革命时代下来的个人自愿献身于政党主义的青年精神……转化后之精神,不能退到五四时代留下之道地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这当是一种“一方能本合作精神,以积极的参加客观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并为之而奋斗;而同时尊重其他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而在一公共的国家宪法下,求相异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会化的个人精神。而中国之建国,如离此种形态之社会化的个人精神为基础,亦是终古无可能的。]【94-5】“最后对日抗战时代的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反抗强敌的中国青年精神,亦须转化为另一积极的真正要重建中华的精神”【95】唐先生求大群,亦注重个人精神,求制度,但反对一党,这套主张如何落实呢?似乎终免不了悬于理想,不能有群,更不能有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