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拜物教与市场迷信

本书描述了真实世界里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批判了技术决定论和市场迷信。强烈建议读原文，翻译得挺好！

一、内容梳理

作者通过研究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揭露了被掩盖在技术之下的真实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我主要从政府（军方）、管理层、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四个方面梳理本书内容。

二战后，美国主要有两方面的压力，在国外是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在国内是工人的反抗。面对前者的是美国政府，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强化军事力量，即不计成本地提高军事装备的性能，以及强化对军事上惯有的对人的命令与控制（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需要在军工研发生产上构建一套匹配的科研和产业体系。面对后者的主要是产业界的管理层，采取的是进一步夺取工人对于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他们采用的便是自动化技术。

在应对这两个压力的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大多作为帮助前两者达到目的工具，以科学之名对这种控制观念形成正反馈。由于军方和产业界的管理层作为绝大部分社会剩余的索取者和控制者，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往往来源于并且掌控在他们手中，因而所取得的所谓技术进展倾向于维护恩主的利益，否则项目在申请时就无法得到资助，还有一种情况是军方和资本家主动委托科学家进行项目研究，可想而知这种项目不会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哪怕研究成果可能倾向于工人也会被束之高阁或被扭曲。 尽管科技工作者有着所谓客观的科学的光环加持，并且一般认为自己的科研事业总是对社会的发展有益，但科技工作者并非脱离社会的纯自然存在，也可能倾向于自身的商业利益等（存在军界、政界、产业界和学界的旋转门）。而且直接参与自动化技术的生产应用的工程师乃至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本身的利益倾向就是与管理层一致，或者他们就是管理层，或者工程师等及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被管理层运用于削弱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这本身就意味着工程师等的权力和利益的扩大。 其中涉及的所谓科学的控制理论反映了政府、管理层和科技工作者利益与观念，将人视为不确定性，即“误差”的来源，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被认为是客观因素的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机器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从而加强被隐藏在所谓科学背后的资本家或者管理层的对工人的控制。

在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上，工人一般被认为是消极和担忧的，其实担心的是自己将成为代价而得不到补偿与进步带来的好处，技术被管理层利用来进一步剥削工人。而这也是必然的，工人整体上是被排除在自动化技术的研发和决策之外，这也阻碍了工会和工人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与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在偶遇数值控制的竞争者，即记录-回放时，原先是有机会通过支持记录-回放这一利于工人的技术来遏制自动化对工人的不利趋势，但工会由于缺乏信息和远见而没有这样做。更重要的其实是美国对工人和工会在思想上的阉割，以苏联的扩张压力为借口镇压国内的劳工运动——麦卡锡主义，《塔夫脱-哈特莱法》（被称为“奴隶劳动法”）等——使得工会和工人不得信仰共产主义，从而没有纲领和理论的指导，工会诉求往往只是减少工人的损失，无法涉及本质——这也正是政府和管理层的目的。 工人在自动化的社会过程中并不总是扮演着一个被动地角色，但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被管理层纳入进一步加强对工人控制的过程。在自动化技术发展初期，自动化设备表现出了对实际生产条件——温度、湿度、震动、磨损等等——的不适应，其复杂性和稳定性相冲突，其改进大致有两种方式，让工人参与，或者采用所谓自适应控制，即加入其他自动化设备对主要设备的运作进行感应和反馈，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越多的附加装置意味着越多的不确定性，举个例子，假设一件部件故障概率0.01，则n个部件的整体正常运行概率为0.99的n次方，部件越多反而越容易故障。 而现实的管理层同时动态采用这两种方式，他们最看重的仍是改进技术水平，同时不得不惊讶地有挫败感地承认，现有条件下要充分利用自动化设备反而更加需要依赖工人，因此一些自动化的工厂采取了下放管理权给工人的试验，确实发现工人的工作效率和机器的利用率提高，但是这种方式损害了管理层的权威——如果工人自己能干好，还需要管理层干嘛？（后文有谈管理层的否定）——因此决定试验的管理层被更高层给调职，总的管理层对控制工人的欲望压倒了对效率的追求，对工人采取“制造同意”的方式，用威逼利诱分化等等手段从工人那“学”或者说抢来工人发挥自己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掌握的使机器更稳定高效运转的知识，将其物化在机器上并以此改造管理，而不是下放管理权给工人。

二、对技术拜物教和市场迷信的批判

第一，破除了技术决定论（可能叫技术拜物教更好），指出技术不是一个仿佛有自己生命的活物，也并非外生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技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拜物教的面纱。所谓拜物教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技术拜物教可以理解为社会问题的社会成因被单纯的技术所遮蔽。 “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马克思认为发明机器的动力和目的在于摧毁熟练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即技术的发展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从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当我们拨开了技术的拜物教面纱，不仅能够发现在技术背后作用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能更加充分的认识到所谓技术“进步”的内涵——如果把技术的变化认为是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是“何种进步，为谁进步，因为什么而进步？”，即这种进步所需要的社会剩余由谁把控，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推动了这种有偏向性的进步——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个阶级利益的影响不是平衡的，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加强，生产部门结构的调整从而工人结构性的失业和有困难的再就业，继而更加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等等。想到书中脚注，汽车工人得到制造机器人的工作的可能性，就和马匹得到制造汽车的工作的可能性一样大。 抽象的技术在可能性上对现有社会结构或者说现有利益结构的作用可以是维持巩固，也可以是破坏和变革，但具体的历史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已有的社会结构，使得技术对已有的社会结构起到维持而非破坏作用。就技术本身而言，自动化能够替代人的机械性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种被宣传为并且确实在可能性上能够减少工人劳动时间的技术反而现实地表现为对工人的进一步压榨，工人的工作日从内涵和外延上延长，总体社会地位降低，就业更不稳定，工资更低等等。 讽刺的是，技术的“进步“也在否定着利用它否定工人的社会力量，所谓否定之否定。自动化尤其适用于连续作业，意味着生产过程由于本身的性质不能够中断，或者中断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这种如石化、钢铁的行业往往又需要有大量的固定设备投资，折旧也是比较稳定的，存在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其持续稳定生产出来的相当规模的产品及其包含的价值需要持续稳定地在市场上得到实现，因而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市场，即具有稳定收入的大规模工薪阶层，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自动化如果得以大规模应用则会摧毁它所需要的这种市场。

第二，破除了技术的达尔文主义和对经济、市场的迷信，认为技术完全可以是为了控制而非经济效率。技术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成功的主流的技术就是最好的，然而这是建立在对客观科学（理论上可行）、经济理性（经济效益最佳）和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盲目崇拜之上，实则既不懂技术，也不懂达尔文。各种可能的技术在所谓路线的竞争上本就并非平等，所谓评判标准本身就是由选择者制定并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诉求，被否定的方案并不意味着在理论技术经济等层面有劣势，只能说明其不被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选择者所喜。 作者说明了是作为相当一部分社会剩余的索取者和控制者的军方对于性能而不是所谓经济效益的压倒性的追求，在从研发、补贴、标准制定推广到产品采购等自动化技术的一系列发展过程中排他性地为数值控制的自动化技术开辟了一个非经济的庞大市场。这个被认为是在所谓“市场竞争“中胜出的自动化技术本身就是政府特别是空军作为非市场力量扭曲市场的结果。 这也使得起源于军方要求的精密加工和不计成本的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受限于对成本的忽略。自动化的扩散过程没有研发者和军方所设想的那么快，对自动化的经济效益的研究发现没有可比较的标准来衡量和支撑，对自动化的推广并非出自经济和效率的要求，对其经济性和合理性的论证是为了论证而论证，为此还激起潜在客户的竞争意识来对冲其对自动化的疑虑（红白脸）。高成本-进入门槛提高-生产进一步集中，这对于灵活应对市场未必是好事，这为后来市场的个性化和丰田生产方式对此的冲击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是市场对非市场的反击。

技术的发展也不是线性的，不是像玩游戏一样有所谓现成的科技树攀爬。作者发现还存在另一条未曾选择的道路，记录—回放。两种技术的实质在于，数值控制将生产过程用数学等工具从现实中抽象出来，意图取代操作工的技术；而记录回放则是复制从而推广熟练工人的技术，本质上还是依赖于工人的技术。直观地理解两者的技术特点，就好像需要大量同样的传单，都是用打印机（都有复印功能），记录回放就像工人用各类文具在纸上先手工完成一份传单，然后一放一摁就能复印出大量传单，尽管有点不够清晰但是方便经济；而数值控制则是打印文件，要文员把脑海中构建的传单的文字图形输入到word，实际上是存储在内存里的一堆有序二进制数据，再输出到打印机打印，精确但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word使用和打字培训）和设备成本（供word运行的电脑）。而研发相关的管理层也知道记录-回放更加经济，但为了控制仍选择牺牲效率，这在前述工人那段也一样。 有趣的是，记录-回放技术柳暗花明，在机器人领域得以有效应用，一度加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尽管后来又被数值控制的趋势压倒。

三、进一步的讨论（埋坑）

一、生产方式变迁下的控制与效率

上述生产方式背景为福特制、泰勒制，表现为资方更少地与工人妥协，凭借科学的力量减少怠工，增加劳动强度，强化对工人的控制，计件工资转向计时工资，工作更加枯燥，使精神正常的人甚至难以忍受，工人对此的反抗突出表现为磨洋工、罢工，这些同时也是资方力图消灭的对象。这种控制与效率的矛盾在我国是否存在？我国60年代在工业上采用了“鞍钢宪法”，加强的恰恰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这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与资本主义下冲突的对比可以说是所有制差别的体现。

随着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大规模定制（丰田生产方式），再到全球生产网络，资本也逐步意识到要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愈发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不稳定的就业能调动积极性吗？两者的冲突是如何解决的？新的矛盾又是什么？工人的两极分化从而管理的分化，在需要高技能高素质工人的工作上下放一定的控制权力，而对标准化的只需要低技能工人的工作加强控制（流动性？），或者可以用从低技能到高技能，从产品个性化到标准化两个维度来考察控制与效率的关系，甚至可以加上产品（市场）的另一个特性即信息不对称程度，即从搜寻品到体验品再到信任品的维度进一步考察。

另外有趣的是，在这个生产方式变迁的过程中组织扁平化，原来福特制下的庞大管理层终究也被视为是不必要的成本而被大幅度削减，正如之前他们将工人视为不必要成本来削减一样。又到了最有趣的否定之否定环节。

二、一九八四——控制的正反馈

上文提高资方通过“制造同意”之类的夺取工人的知识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这在当下的平台中同样存在且更为隐蔽。之前北大博士后陈龙卧底美团就发现骑手对美团的反抗，钻系统漏洞之类的行为尽管能在一定时间内增加收入，但最终是在无偿地帮助系统完善，漏洞也被堵上，除了控制的进一步加强，一切又回到最初的样子。越是控制则越是反抗，越是反抗则越是加强控制，形成一个正反馈。这意味着工人的反抗也被纳入到加强控制的系统中，反抗也成为了资本的一部分。当然，正反馈通常不可持续，后续？

三、美国科研体系——公共资助、同行评议

美国战后科研体系起源于战时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并在战后的运转中反过来强化自身。其特点在于政府资助，以军事为导向，保留私人控制和专利，只受同行评议影响而不受公众监督，这是一种利用社会剩余而不必或者有扭曲地考虑社会目的和后果的形式。中国科研体系与此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