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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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郑匡民先生博士后研究的成果。
戊戌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开始，9月21日结束。9月19日晚，慈禧返回紫禁城，光绪迁居瀛台。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慈禧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9月21日下午，梁启超到日本使馆避难。9月28日，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10月17日，梁启超到达日本。1898年11月，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清议报》，在报上刊载《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流亡日本14年，在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报》等，对国内思想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创制出一种读日文书的方法，叫做“和文汉读法”，着眼点并不在于知道某个单词的读音，而是理解日籍的内容。因为当时他所读的书籍大都是用汉文体的日文写的。用这个方法，梁启超广泛阅读日本书和日译西籍，走上了治东学的道路，假途日本了解西方。
梁启超获得日本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的两本著作《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都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他大量接触翻译图书的机会，一次是婚后南归途中，一次是做强学会书记员时。
梁启超利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提出了“中国亦新夷狄也”的观点，指出清政府如不革故鼎新，将不容许存在于天地之间，从而成为其变法理论的张本。这也是他一直对日本没有恶感的原因。
他认为，在国耻面前，日本“机捩一动，万弩齐鸣”，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清政府却“一耻再耻，一殆再殆”。中国只要效法明治维新，也会象日本那样由弱变强。
他鼓励国内知识份子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学，而他介绍的“西学”，也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东学”的色彩，加之他在大量译介的同时，免不了囫囵吞枣，来不及仔细甄别， 对于文章中可能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就无暇细思了。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以加滕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都会梁启超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福泽谕吉
1、谕吉早年投入汉学家白石照山门下。照山著有《赵鼎论》，和南宋的历史影射幕府政府。在照山看来，南宋面对北方强敌金的侵略，未能国论一致。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学说使民族免于灾难，但是也应看到，在防备外患的基础上过份强调国权的确保，就很容易走向反面，为侵略张目。
2、福泽谕吉曾发表《脱亚论》，强调日本应远离恶友，脱离亚洲。日本的国权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充份的发展，并使之极端化。他的思想把日本引入现代化之后，又把日本引入歧途。
3、福泽谕吉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明”观。他认为，文明包含几个层次。首先，文明是一种全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其次，文明是进化的，是有阶段的，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文明”、“半开”、“野蛮”三种状态；最后，日本当时的首要目标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赶超西洋文明。梁启超完全接受了福泽谕吉的文明三阶段论，但是，梁启超当时没有想到或没有重视的是，这种理论隐含着对西洋文明的自卑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歧视。
4、福泽谕吉认为文明具有两个层面，即“外部文明”和“内部文明”，外部文明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内部文明他称之为“气风”。他主张在先学习内部文明的基础上，摄取相应的外部文明。这些理论梁启超感同身受，对他的震动极大。梁启超将“气风”改成“元气”。
5、福泽谕吉用摄取西洋文明的精神，使每个国民都能独立作为救亡的手段。梁启超受其影响，认为自尊的品格是国家独立强盛的必要条件。要做到这点，必须自下而上开展启蒙教育工作。由此，梁启超在自己的学说中加强了国民教育的成份，开启了他的“新民”工作。
二、中村正直
1、中村正直师从佐藤一斋，佐藤一斋学问外奉朱子而内宗阳明，折中于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中村正直受其影响，在他看来，儒家文化是通行天下的普遍真理。有君子人格的人越多，国家越强。他把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解决办法，落在了提高人民品行上。中村正直的理论得到了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
2、中村正直的译著《西国立志编》基本领会了原著的精髓，是成功的翻译作品。而他的另一部译著《自由之理》却由于种种原因，与原著大相径庭。但这两本译著都对梁启超产生了重要影响。
3、梁启超并未全盘接受中村正直的思想。斯迈而斯的《自助论》和穆勒的《自由论》经过中村正直的翻译后形成《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而这两本书经梁启超吸收后又都走了样子，基本上都将原著中最精华的部分抽掉了，这也使得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中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
三、中江兆民
1、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成了主要课题。当时日本政界分成三派：自由派、改进派、帝政派。三个派别都主张立宪制，主张自由主义制度，但改进派和自由派均倾向于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而帝政派却倾向于国家主义即干涉主义。自由派和改进派均反对政府而奉行个人主义，但改进派追求个人自由，而自由派却追求国家的自由。三个派别路数各异，改进党源自英国的个人主义传统，目标在于追求自由；自由派则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目标在于追求平等。数年后，帝政党化为欧化论派，模仿德国。
2、中江兆民，在学校学习了四书五经、《十八史略》、《唐宋八大家文》、《史记》、《左传》及王阳明的《传习录》。卢梭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中江兆民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作了很多阐释和发挥。
3、梁启超受中江兆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自由思想。梁启超的自由观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中江兆民积极自由观的影响。其渊源都应追溯到卢梭，追溯到法国式的思辨的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
四、浮田和民
1、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欣喜若狂，但很快就被“三国干涉还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思湖产生了，这就是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
2、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感染，梁启超认为，若要使人民真正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所谓的国魂，必须从建立真正的国家开始，不论是武士道精神也好，还是国家主义精神也好，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回应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以达到保障国民生命财产的目的。
3、浮田和民在他的书中，将日本国民教育成伟大国民的目的，是想将日本建设成世界性的国家，以使在“民族生存竞争”中取胜，最后达到支配和主宰世界命运的目的。因而其在理论中必然将侵略性帝国主义予以合理化。而梁启超的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之目的，不过是欲借此以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纯属于防范与自卫的性质。在此一点上，梁启超与浮田和民有明显的不同。
五、加滕弘之
1、加滕弘之的第一本书是《邻草》，他在指出清政府的失败原因是专制政体的同时，又为日本描绘了一幅将来的国家像。他认为，政治的主要目的应放在“安民”上。在前期，加滕弘之崇尚天赋人权论，认为共和政治是最高的政体。在后一阶段，他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武器，提倡立宪和强权论。他认为，随着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强权会由粗暴转变为高尚。
2、梁启超一方面通过日本接受了西洋的自由民权主义思想，认为人生来平等，人权出于天授；一方面又受到了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强权政治在支配着国际政治。在梁启超看来，二者各有利弊，按中国当时的情况看来，还是应该采用平权派的理论。但是，随着日本国力的强盛，新帝国主义的盛行，梁启超更多地提倡起开明专制论来。梁启超慢慢放弃自由和民主，转而强调统一和秩序。
六、伯伦知理
1、伯伦知理，瑞士的法学家、政治家。后来来到德国。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既要反对一桶的专制，以使资本主义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又要维护国家的存在，以使其免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劳动人民的侵害。伯伦知理的学说正好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伯伦知理认为，“君主立宪制”是各种政体中最完备的政体。他的国家学说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既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又反对人民革命。
2、伯伦知理的理论，逐渐受到梁启超的重视。首先，他的“国家有机休”理论，在限制皇权的同时对人民做出让步，非常符合梁启超的观点。他的另一个理论“国民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这个理论，梁启超提出了“排满”，而与康有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伯伦知理的政体论即君主立宪制也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2年12月9日，梁启超回到天津，并于次年加入内阁，组党从政。
梁启超曾说过：“凡任天下事者，不可不先破除成败之见”，“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
郑匡民先生的这部书也以另外一个视角解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及发展。
本书论据充份，观点鲜明，实在是不可多得，同时我也很想看到梁启超将这套经过日本咀嚼后的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后对当时的国内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书一些地方参考了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