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论的双向否定？

朱涛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去除梁思成身上的神话，并以"客观"的眼光回溯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国建筑史。我对把谁拉下神坛并不感兴趣。而梁林的建筑史观是否是原创，比谁更早，比谁更晚，似乎都是以当今的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成就，即便是成功了也不太有意义。而且书中不断地以“幼稚与思维简单”来评价梁林，以及诸如Eliel Saarinen之类的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似乎也有站在巨人的肩膀和TA的耳朵打架之嫌。更何况我并不认为在朱涛这本书出版的2014年，梁林还在稳坐神坛。

朱涛通过梁思成在建国初期写的检查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思想史，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研究方法。也正因如此，这本书格外扣人心弦。我几乎是把它当做thriller在读。以梁的检查为档案，可以达到的目的远比驱逐神话更加有趣，可惜朱涛并没有在这个方向多着笔墨。从这本书中，我读出的是梁思成的心智作为西方建筑史进入新中国的媒介，在它的政治环境中发展的路径。而西方建筑史中的悖论也因此在一个人的境遇里相互撕打，以至于让这个作为媒介的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看到梁每每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开头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给我传教的LDS长老，不停地来劝我不要喝酒不要喝咖啡，让我悔改。因为无论我做过什么博爱的天父都会爱我。

书中对梁晚年的状态有这样的描写：

1955年的批判，摧毁了梁思成的学术自信心。他在1956年初给 刘小石的信回忆道：“1955年下半年是思想矛盾最大的一个时期，一 个人住在颐和园，孤独，极端地忧郁，情绪极不安定，思想不能集中。”[61] 为了赶上时代步伐，梁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认真地阅读每天的报纸，不放过任何一篇社论。他时时都在认真 地剖析自己，发掘自己犯错的根源”。在清华大学内外的各种会议上， 人们常常能听到他虔诚的自我检查的声音。“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成了他的口头禅。

此时的梁已经陷入双向否定(double-bind)已久，前方是从现代主义生发出来的功能主义，后方是布杂体系；他进也错，退也错。而按照Bateson的定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否定环境，而双向否定的环境最终有可能造成神经分裂。

我并不是要暗示梁晚年已经陷入了疯狂，而是想要强调他身处一种不断地对一个人的心智施加暴力的环境中。这个双向否定的环境，不仅是梁思成本人在二战之后的境遇，而是中国，甚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境遇。梁心理所承受的是两种远远超越个人的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一方要通过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性抹去其他种族的未来，而另一方则在这种环境中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特性。正因如此，看到梁的检讨，才让人感觉格外心酸。

这个双向否定与梁所以来的有机论中的矛盾性息息相关。关于梁的有机史观，朱涛有如下评价：

维奥雷—勒—杜判定哥特建筑中每 一个构件都有其明确结构和功能作用，梁、林同样认为中国建筑的“每 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而且“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图16）。[55] 总之，二者为建筑历史“正其本源”和“绘其演 变”时，都并不太关注建筑的演变内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而 着力于弘扬一种连贯的“结构理性主义”原则。或极端地说，他们构筑 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纯化、抽象化了的理论范式。

[...]

并且，按照唯物论关于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推动、一直向“前”发展 的观点，批判者还认为：梁思成相信文法可以超越时代、材料、结构、功能的制约，从反映封建社会生活和封建制度的木结构体系，通 过“翻译”，被运用到新型社会主义中国的砖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 上，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导致了“建筑艺术形式超越技术的不变论”和“缺乏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40]

[...]

比如，我尝试用傅斯年代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读一下傅 在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他刚成立的史语所的 工作计划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与梁、林的“填充”策略（用后来的 实证材料来填充预先搭设好的体系）不同，傅斯年的姿态是“扩 张”——不预设结论，而是尽力“扩张”研究工具和“扩张”研究材料。 在他描绘的要展开的田野调查的版图中，充满四处扩张之气势，甚至 要超越“中国”的边界 [...] 而梁的民族主义不光要提升自己从事的学科的水准，还期待自己的学术 产品成为工具，被中国建筑师们用在创作实践中，以实现中国建筑的 现代复兴。当然，二者从事的领域不同，我的比较不可能精确化，我也无意对二者下任何褒贬判断，只是想通过粗略对比来建议：在当 时，另一种建筑史学仍是可能的。

朱涛对有机论是有敌意的。他在写作中将自己的意见与批评者的意见混在在一起，虽然他非常小心地不去袒露自己的立场，但是他的立场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比如在第一段引文中他评价梁林的有机史观的时候有这样的评价“或极端地说，他们构筑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纯化、抽象化了的理论范式。”而这种评价也与唯物论阵营对梁的批判是符合的。他之后又拿梁林的工作与傅斯年的工作来对比，他认为前者在做田野调查之前，对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已经有了假设，而他们的田野调查完全都是为了证实这种假设而做。而傅斯年的田野调查则未加预设，因此可以不断扩展。也就是说梁林是演绎和傅斯年是归纳。

朱涛提到了Winkelmann的有机论对梁林的影响。不过，在梁林留美期间，有机论在建筑学中几乎像空气一般存在。先锋建筑师们对有机体和人类的生物本质有着痴迷一般的追求，而正是关于生物的比喻，造成了在新中国被反对的国际样式。这些二战结束之前坚持着国际样式的建筑师，在西方的语境中都可以算是激进的左派。这与梁的政治立场是相吻合的。而从历史的角度，还有森佩尔，有本雅明，有吉迪翁，也有斯宾格勒。其中森佩尔对民族形式和原初形式的强调似乎更符合梁林的主张，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此中关系。

不变的结构与无常的现象，或普世性与特殊性，其实是有机论本身所固有。歌德在《植物的演变》中通过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归纳出了植物的原初形式(urform)。对于他来说这个原形式是超脱于时间之外的。而梁林所寻找的正是承载着中国的传统，并且属于中国建筑的原形式。（也可见Semper对民族形式的讨论，此处关注的是理论框架，而不是他的假设本身的正确性）歌德在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总结？而对于朱涛来说，梁林总结的太早了。

这是有可能的，但这并非是梁进退维谷的主要原因。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归纳他都无法逃脱有机论的双向否定。有机论本身的冲突在新中国的语境下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有机论是保守的。有机体的稳态(homeostasis)，有affirmative的倾向，在后现代及当代的语境中屡遭批判。如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认为有机体作为社会的隐喻会让人忽略冲突的重要性，而Mark Hansen在最近的讲座中也提到控制论中的homeostasis使得。而事实上很多坚持有机论的历史学家，如写就《西方的衰落》的斯宾格勒，也是“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民族身份“却是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所追求的重点，而有机论中的原初形式正是寻找民族身份最好的工具。朱涛指出梁林的著作中的建筑是官式木构建筑，而这种选择本身也为梁之后的处境埋下种子。在梁的选择中权力意志却是是存在的，这确实与新中国致力建构的以农民起义为主要历史驱动力的传统不符。但是要寻求传统，似乎就需要建构一些跨历史的元素，不是官式建筑也会是其他元素，这种做法，又会给梁思成扣上复古主义的骂名。新中国本身就一直在建构传统（Urform)和毁灭传统(Biological Universal)之间徘徊，如何面对传统是这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困境，而梁思成的心智成了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战场。

另外顺便提一下朱涛对沙里宁的《城市》这本书的评价：“沙里宁一书充满了关于城市的宏论，但实际上并非西方规划学的重要作品。”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据Eeva-Liisa Pelkonen所说，沙里宁的这本书曾经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学生和从业者的必读书目，这也是梁思成会接触到这本书的原因。而沙里宁所以及的有机比喻，和Geddes, Mumford, 和随后出现的Doxiadis都是一以贯之的。我猜《城市》这本书之所以变得不合时宜，是因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城市世界领域经受了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的席卷。这是把当今的价值体系当做跨历史的价值体系的又一案例了。

沙里宁一书充满了关于城市的宏论，但实际上并非西方规划学的 重要作品。该书出版后，一些规划专家即刻指出该书有诸多缺点：缺 乏科学方法、数据不足、没有经验，却又妄提重新规划大城市的宏大 计划；不懂城市发展规律，盲目敌视物业权，却又提不出可操作的替代方案...

在论述城市空间结构上，沙里宁依赖隐喻。他将城市比作生物的 活的机体（living organism），将城市片区比作细胞组织（cell tissue），将城市中的单体建筑比作单个细胞，进而强调建筑——城 市片区——城市之间须有“有机”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可以 说，仅在隐喻层面上谈城市，而缺乏规划学的严谨分析是沙里宁论著 的根本缺陷。但沙里宁的隐喻文体恰恰对梁有吸引力，因为它一方面 似乎能形象地描述和解释城市的存在、生长和衰败的状态，以及城市 与建筑的关系；另一方面正因为语意宽泛、暧昧，可给梁自己附会、 发挥的空间。梁在《市镇》中直接套用沙里宁的文字，谈论城市的“有 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