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墙业”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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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价叕涨了……
于是，书友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以纸为原料的图书价格亦会随之上涨，身边“砌墙越发不易”的哀叹亦时时可闻。
当然，这种哀叹或半开玩笑，或更多的出于一种与过往数年的比较而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跨度从过去十年拉长至数千年，则会注意到——相对于当下的“砌墙”不易，书籍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段中从来都是一项昂贵且艰难的事业。（现在的你有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呢？好吧并没有……）而英国学者约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的著作《藏书的艺术》（The Care of Books），则正展现了这一藏书事业由不易向相对的易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部初版于1901年的作品，The Care of Books在百余年间已再版多次，即便在中文世界，《藏书的艺术》也已是该书的第二个中译本（2014年曾以《照管图书》的译名于出版过），如此频繁地被重新推出和译介，足见其本身的质量与在相关领域的地位。就其内容而言，如作者所言，本书大体可被视为一部“考古学作品”：为了写作此书，克拉克在参考前期相关领域著作的前提下，“采用诸多图书馆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后的第一手数据信息，系统梳理了2500年欧洲藏书建筑的历史变迁和藏书文化的图像记忆，讲述了人们因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写书藏书并为此兴建建筑、创设制度、改进装置和设计工具（的历史）”（本书宣传语）。需要说明的是，可能由于时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研究合作方面的难易差异，本书所考察的藏书机构虽有涉及欧洲及近东地区，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英国，因而称之为“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藏书史考察”应当恰当。
自然，从反面来说，“考古学作品”的性质和作者研究的专业与细致，决定了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好读：对各机构藏书数据的执着收集、分析与罗列，不厌其烦地描述藏书和阅读装置的尺寸与结构，更有甚者，本书涉及大量对于藏书建筑空间布局的考察与描述，通过文字展现难免枯燥、晦涩。所幸作者本人的语言通俗朴实，并插入了超过160幅图片（其中数幅为作者在考察时亲自画下的素描或拍摄的照片，比如下图）帮助说明，加之本次的中译本译者（或编者）在原书各章内又拟就了一些列下标题对内容进行更为细致地划分与说明，使得全书的可读性大为提高（当然，这一版的中译本也不是没有问题，译者不时对一些专名采用比较小众的译法，另外书中也没有标明与原版的对应页码，不知道以后加印时会不会改善）。“艰涩与通俗并存，趣味与枯燥交织”，也构成了本书阅读过程中的一大趣味。
问道于器：书籍形式与配套工具
对器具的考察可以说构成了本书最为核心的一部分。
克拉克的研究最早上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人档案室，进而向下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直至文艺复兴后近代欧洲的藏书建筑、制度、装置、类别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的变化姑且不论，藏书与阅读装置的差异可谓巨大：相对于希腊罗马时期的阅读与藏书装置，中世纪欧洲的藏书与阅读装置可谓千奇百怪且与如今大有不同。
而归结起来，这些藏书与阅读装置的核心皆在于适应书籍本身——古典时代作为“书”的莎草纸书卷（emporetica）轻便而可卷，其收藏装置自然是适应于卷轴的“卷轴格子”；相对而言，中世纪以羊皮纸为主要材质的抄本（codices）呈立方体、厚且重，既不适于收在“格子”当中，也无法轻松地手持阅读，横向宽距的书柜（armarium）与斜面设计的阅览台装置（Lectern-system）应运而生。
就此意义而言，书籍相关工具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书籍本身形式的变化——克拉克对器具的考察，其着眼之处也恰在于反推这一时期的藏书文化与阅读风尚。
匮乏的艺术：短缺时代的书籍保存
抄本所流行的中世纪时期，书籍的收藏与利用，向上表现了一种同古典时期“书卷时代”的隔断，向下与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这种差异或可总结为“匮乏时代的藏书艺术”。
在本书中，克拉克引用并统计了公元6世纪到15世纪近一千年中多个藏书机构（包括修道院、学院、个人等多种类型）的藏书目录，直观地展现了一个我们早已明了的事实，即在缺乏大规模印刷技术，仅能以手抄方式进行书籍复制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藏书量远无法与当下的我们相比较——权贵与知识阶层的个人藏书往往以十位数计，超过百本即可被冠以“图书馆”之名。修道院与学院等公共机构的藏书量亦没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即便是这一时代的最尊贵者——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所支持建立的梵蒂冈图书馆，藏书量也仅为三千余册，恐怕还不及当下不少书友的个人藏书（当然，和同时代“穷酸”的贵族、学者、修道院以及学院相比，已经是巨壕了）。
也正是这种书籍在绝对数量上的稀少，使得中世纪的藏书建筑与装置产生了与当下迥然不同的两种特殊形式：
一者，既然书籍本来就不多，在藏书的陈列方面就无需采用排列紧凑的侧放形式，而可以直接平摊在克拉克所称的“阅览台装置”，更为完整地展现图书形式的同时，也便于读者的阅读。这种图书陈列方式，也使得欧洲中世纪的图书馆在建筑和陈设形式上更类似于我们如今所常见的报刊阅览室乃至于自习室。
二者，也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催生了欧洲中世纪一种特殊的藏书工具——将图书软固定在其陈列家具上的书链。克拉克花费了本书中大量的篇幅考察不同时期、地域的各种书链结构以及相关的制度，也成为了本书“考古学”色彩最为浓郁的一部分。（顺便一提，据作者考证，书链的使用在英国甚至持续到了近代的18世纪末，这固然可能是为了保护一些仍被安置在图书馆阅览室中的珍贵抄本，但某种意义上同样也可被视为是一种制度惯性了。）
当然，也正因为手抄本图书的稀有，以及其生产过程的艰辛（想想看让你在没有空调和电灯的情况下，用花体字抄一本书，有时候还要自己画插图），中世纪的书籍生产者和保管者们不吝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那些潜在的破坏和偷窃书籍者（当然，与之相对，述及的捐赠者则会得到神职人员最真诚的祝福）。
有些可能温柔一点：
我恳求你，我的朋友，当你阅读我的书时，请把双手放在它的背后，以免某些突然的动作对书本造成损害。（085）
有一些就比较“丧心病狂”了：
用任何方式把书拿走、故意不归还的人都将遭到和叛徒犹大、亚那、该亚法、彼拉多一样的诅咒。……他的灵魂将遭受苦难，作为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他的名字将从生者的名单中被抹除，也不会被记录在受上帝保佑的人之中。（086）
更有甚者，在教皇为前述梵蒂冈图书馆所颁布的管理戒律中，还规定：
某些神职人员和平民……鲁莽而又恶意地隐藏或偷偷扣留这些书籍……如果他们不遵守戒律，依据事实将被逐出教会。（271）
因为窃书（按照孔乙己的话，不能算偷）而被教皇绝罚，也不知道神罗皇帝亨利四世会对此有何感想。
知识之魅：藏书利用的变与不变
不过，书籍作为知识载体的属性，使其天然地容易被人类保存，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持续性的现象，即在稳定状态下，一个藏书机构的书籍往往会越来越多——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只是将这一进行的速度大幅提高而已。也正因此，中世纪欧洲的各藏书机构往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安置越来越多的书籍，而这也构成了藏书建筑与工具不断革新的一大动力。
一方面，藏书建筑不断扩张：从修道院回廊上的一个“半圆形壁龛”，到一部分乃至整个回廊，再到被隔断出来的一个独立房间，最后到一处独立的图书馆建筑；另一方面，藏书工具也在不断变化，从前述“阅览台装置”，到书桌与书柜结合的“间隔装置”，再到真正意义上的“砌墙业”——“藏书墙面装置”的诞生，最后到17世纪末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开创的墙面装置与间隔装置相结合的书柜布置结构，藏书机构的形式越发接近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图书馆样式。而克拉克在书中以这种变化作为历史的明线，所展现的也正是一条书籍由匮乏向富足的发展的暗线。
有趣的是，与藏书建筑和工具的不断变化相对应，欧洲上古到近代的藏书及书籍利用制度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根据克拉克在书中的叙述，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古典时期的私人藏书是否向公众开放无法确认，然而自罗马帝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建立开始，包括中世纪的修道院、学院乃至达官贵人的个人藏书在内，藏书机构在书籍利用方面的公共性原则得到了一以贯之地保持。在本书第六章，克拉克总结认为，“所有中世纪图书馆实际上都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即便是修道院中，只要出示足够的抵押品，书籍就能被借出”，同时，“学院和修道院的所有书籍中，必须至少有一本最好的要被拴在公共图书馆中，供所有人阅览，即便它是一个孤本”，这是因为“集体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更加神圣”。
可以说，古典时期基于个人的炫耀或“面包与马戏”式的统治术考量而采取的公私藏书及够开放制度，在中世纪神权统治下又被教士们赋予了一种代上帝“赋予民众智慧”的神圣性。而这一“神圣的事业”又反过来被同一时期（或稍晚）的世俗图书馆所遵循和继承，从而构建了如今我们对图书馆公共性的共识。
同样从千年以前流传至今的图书收藏与利用制度，还包括了藏书目录的编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索书号）以及“借阅图书馆”与“参考图书馆”的分类（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图书馆借阅室与特藏室）。当克拉克在书中叙述上述藏书制度传承的历程并感慨千年来这些制度的稳定时，恐怕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的一百年，这些制度依然得以稳定运行。甚至可以想象，随着书籍电子化进行的推进，藏书机构的利用与检索制度还将在保持其公共性内核的同时得到更加开放性的发展。
而促动这一制度发展和维系的，在克拉克看来，正是一种在书籍收藏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敬畏阅读和尊崇知识的社会文化——换言之，即知识的魅力。
当然，我们所身处的时代环境终究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哲人与中世纪的修士，甚至比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本书作者亦已大为不同。如克拉克在书末强调：
中世纪时期的藏书家和建筑师之所以会用令人嫉妒的关怀之心来保护自己的手稿，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书写成本高昂，还因为他们承认这些书籍中包含着我所说的个人因素：他们在这些书籍中投入了人类的意识与感觉，像对待自己会欣然礼待的客人一样礼遇它们。……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精心防止书籍被盗的原因，也是图书馆中的书籍会被整齐地以最易于速取速放的方式摆放的原因，更是新书的到来为什么会受到洋溢着感激之情欢迎的原因。（432）
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书籍的电子化与阅读的碎片化姑且不提，在图书出版印刷实现工业化的如今，在每周都有数千乃至数万本书面世的如今，书籍已远非需要被铁链锁在书桌上的珍贵之物，亦不再是需要其所有者抄写数月乃至数年的心血结晶。身处当下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否已经失去了这种对书籍和阅读的敬畏与喜悦，而将藏书活动真的仅当成了一种“砌墙业”呢？
克拉克在1901年写作本书时，于工具意义上所期望的是这项“考古工作”能够对于“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工作”有所助益。但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中，同样展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爱书者，与历史上那些执着于藏书与书籍利用事业的爱书者们的对话与共鸣。而如今，跨越百年后的我们在阅读《藏书的艺术》时，如若同样能够产生与作者及其笔下诸人的某种共鸣，应当也是一件值得自豪与欣喜的事情吧。
毕竟，在铭记“当藏书成为生活的日常，世界将得以重建”这句话时，也不要忘记：
常读，常写，乃最幸福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