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同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序

这是一本描写1918大流感时期的美国故事，讲述了大流感袭来的可怕景象，也讲述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生物与医学工作者为了寻找致病源和救治病患的忘我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1918大流感结束的100年后，2020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全世界人民悚栗，虽然现在已经到了2021的夏季，这波新冠疫情也并未得到卓有成效的控制，感染与死亡的人数仍在不断的上升，一个个小高潮不断在世界各个地区交替发生，随之而来的疫苗正在扩大接种人群，有望在接种疫苗人数足够多的情况下，我们人类可以战胜这个死神的信使，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

与死神同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比尔·盖茨在2020年内的夏天向大家推荐了这本写于2004年的书，没有找到合适的电子版，于是入手了一本纸质书，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超过500页，看起来是相当的厚重，但故事讲得是一点也不枯燥，写读书笔记的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广州这几天也因为发现了超过10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对部分地区也开始了严格的严格的管控，发布了《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告（第13号）》，希望广州能尽快完成0号病人的溯源和有效阻断传播源，早日恢复元气。

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和平

1918年的世界总人口约为18亿，但因为甲流（H1N1）而失去生命的人数超过5000万，甚至有可能超过1亿。就美国而言，因为大流感而丧生的人数约为67.5万，当年的美国总人口只有1.05亿，只有现在的1/3（死亡率为0.65%，意思为占全部人口0.65%的人死亡）。在欠发达的地区，印度约有1200-1700万死亡，死亡率为5%，伊朗的死亡率在8%-22%，日本为1.1%，然而大流感在爆发的2年后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

1918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以为流感是由细菌引起，都在寻找一种叫作流感杆菌（后该名为流感嗜血杆菌）的微生物，并寻找针对这种细菌的疫苗。直到1933年，几位科学家才发现了第一种人类流感病毒（H1N1）。1918年，在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找到致病源以及并不清楚知道严格的隔离会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的情况下，美国因此有60多万人死亡。到我今天写读书笔记为止，美国已有超过60万人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中国只有不到5000人，虽然这场战斗仍未结束，但是中国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让世界人民刮目相看。这或许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性卫生疫情中以独立的姿态来应对的未知病毒，并通过严格的管控方式（包括封城），集中全国的医务力量进入疫区，采用有效的方舱医院模式，以最快的速度制备出疫苗。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这些年的努力，疫情的有效控制归功于每一条战线的有利保证，不仅仅是医护人员与生物学家。

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应对疫情的经验、医护人员与生物专家的专业程度以及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动员能力比我们弱，甚至就单个领域来说，首屈一指的大师都在他们的国度，最领先的生物工程制药公司也在那里，然而就现在而言，成绩的取得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一位位勇挑重担到一线去的党员同志。

以前，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好坏侧面的证明着国家治理和制度的优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自己努力前行的同时，还必须回应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污蔑和挑衅。一场人类与疫情的战役，至少能看出谁在裸泳。回顾历史，1918年大流感时期的美国故事，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1918年的大流感事件，并不是一个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与自然强加于人类社会的灾难作斗争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应该如何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畏的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和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对决。在这个世界里有人拒绝屈服自然的力量，拒绝依靠神灵帮组自己免遭厄运，决定用发展的技术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他们大大的发展了基础科学，现代医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研制出的疫苗和抗毒素、发展出的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在某些项目上，他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与我们今天的知识水准也相去不远。

霍普金斯大学，现代医学的发源地

1873年，约翰·霍普金斯去世，身后留下一笔钱用以创办一所大学和医院的价值350万美元的财产。霍普金斯的财产受托人是贵格教徒，行事谨慎而果敢，他们并没有听从哈佛校长艾略特、耶鲁校长安杰尔和康奈尔校长怀特的建议，而是效仿德国的大学来建设霍普金斯大学，只瞄准研究生教育和先进科学，使之成为沉醉于创造新知识的人的乐园，而不仅仅是一个教授已知事物的地方。霍普金斯大学向世人传达出，无论遭遇什么艰难险阻都将永远追求真理的誓言。

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一个创收的专业，和德国的医学院招生不同，美国的医学院招生不需要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的基础，只要缴纳学费就可以，最多只有20%的医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高中文凭，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只要上课期间上过课并通过考试就可以拿到学位，还有一些学生几门功课都不及格也没有接触过病人，也被授予医学学位。

没有什么领域比对生命的研究更需要真理，20世纪初的美国也没有什么领域比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更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于是一群美国医学界的领袖开始倡导改革，希望将美国的医学从世界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变成最先进的，在这个过程中，霍普金斯大学的作用不可估量。霍普金斯大学于1893年创立了医学院，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和迅速，使得美国医学科学在一战爆发前赶上了欧洲，并有超越的趋势，那些受过霍普金斯大学直接或间接培养的人在肺炎领域研究中一马当先。

这些成就都要从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韦尔奇说起，他不是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不是巴斯德（细菌发现者），不是科赫（病原体三原则的确定者），也不是埃尔利希（体液免疫的倡导者），并没有过人的洞察力，也没有重大的发现，没有提出过深刻独创的问题，也没有在实验室和科学论文中留下显赫的记录，然而他在美国医学领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将促进美国整整一代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使美国的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而他们是1918年抗击大流感的主力军。韦尔奇的天赋在两个领域：

• 不仅拥有知识，还具有判断力。他无与伦比的能力在于能在听取他人描述其实验或者阅读科技论文时，立刻界定出尚不清晰的关键点及阐明他们所需的关键实验。他具有慧眼识英才的能力，这体现在他为医学院选择教员的方面，所有人被任命的时候都很年轻，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领域中数一数二的大师。
• 能激发他人的灵感，然而他的激发是无意识的、并非刻意而为之的。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但是没有傲慢、矜持和浮夸。他有能力使得学生感到“世界的富饶”--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世界，很多人因为与韦尔奇交谈而获得了“幸福的记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的科学天赋是能够浏览海量的实验报告和期刊文章，选择其中少数几个正确且重要的而无视其他，并就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论。这就是识别事物的直觉以及纵向研究和横向联系的能力。在韦尔奇的主导下，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经费不再从学生身上获得，而且要求学生需要有一定的预备知识，学校必须和医院一起教学，并大力倡导政府和社会资金支持实验室。当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变成美国医学的一支中坚力量的时候，他离开了医学院组建了卫生与公共建卡学院，并担任了首任院长，希望把通过科学的手段认识流行病学，并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方法论，既让你获得光环，也让你与伟大擦肩而过

科学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

• 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
• 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很多人会觉得少了科学还应该包括“为什么”，然而在科学中“为什么”的问题太深奥，大部分时候科学只认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么样发生的。当科学不仅致力于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改变其研究方法并改变“我如何得知”的答案的时候，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革命开始了。

如果一个社会将歌德的“言”（歌德在浮士德中写过“太初有言”和“太初有思”，言代表了权威、稳定和规则，思代表了激荡、撕裂并创造着，神游八荒，无人晓得有怎么样的成就）看得至高无上，如果一个社会相信自己掌握真理并且无须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社会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会发生变革，如果他为质疑真理留下空间，那么就更有可能变得自由开放。在更狭义的科学语义中，这个描述的是他探索自然的方式，如何做科学（方法论）。他的方法论和研究的问题同样重要，研究方法为知识打下了基础，并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发现，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往往决定，或者限制了他的发现。

当我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只是一个老套的说辞，但当我合上书的时候，看到了几个著名的科学的一生成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重视。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往往希望成为某某著名导师的学生，或者成为某某重点实验室的一份子，因为那样学到的知识与理论比普通的导师和实验室更多，更前沿，更容易出成绩，然而本质上其实那位导师和那个实验室的方法论影响了你。或许你只想过他的好，并未想过这种方法论也有局限。然而这就是当年费曼的导师让他别再一个学校完成所有的学业，把他从MIT推到普林斯顿去读研究生，而费曼当年并不理解，但费曼后来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太感谢他的导师，因为这个经历让他的研究方式更为丰富。我将在本文的结束后附上本书的几个科学家关于方法论不同而如何与重大的发现差身而过。

虽然自己科研能力不算强，然而能在研一完成自己的论文，的确是通过在华南理工打下的工程方法论的基础，融合了大连理工的相关实验室的方法论，才有机会幸运的完成自己的第一次相对独立的研究。不得不说，这次独立的研究经验，成为了我后续遇到问题采用的研究办法，但现在的我必须重新审视这种方法，别让方法论的局限限制了自己。

研究自然的人，并不是一直都在采用科学的方法，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影响了西方上千年的时间。虽然他和后续的学者在建立理论的时候把基础建立在事件上，并根据现象推导出结论，但是与现代科学相比，还是缺少了两个重要的元素：

• 首先，他们仅仅是观察自然，而不是探索自然，因为他们并没有检验他们的结论和理论。
• 其次，单凭推理方法对观察结果进行推理而得出结论，是无法对混沌系统下判断的。生物学是混沌的，它并非严格逻辑的产物，是进化的结果，进化意味着不太讲究精准的过程，生命并不会选择逻辑上最佳的设计来迎合环境，而只在已然存在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自从科赫的学生菲弗提出流感由流感杆菌引起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全力寻找这种细菌，历史证明了流感杆菌是个滑稽玩笑，然而大家对学者之“言”全然相信的时候，使得很多科学家远离了伟大的发现。

• 弗莱明，盘尼西林的发现者，然而盘尼西林是用于开发一种更好的让流感杆菌更好生长的培养基。对他来说流感杆菌才是重要的，他就没想过用盘尼西林来做成药物--抗生素，10年后，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另外两名科学家将这个发现转化成药物，因此三人共同获得诺奖。
• 埃弗里，一位兼具艺术家和狩猎者气质的科学家，既能看到事物全貌又能细致入微，花光余生研究肺炎，在研究肺炎球菌的时候发现细菌的性状由DNA影响，他完成了遗传物质分离的所有基础研究工作，开创了分子生物学领域，而他的发现让他失去了诺奖的机会（委员会认为太具有革命性），9年后DNA作为遗传物质被证实，沿着他研究方向走的人都获得了诺奖，再两年后，他去世了。
• 刘易斯，一位极度热爱科学和实验室的科学家，被所有科学家认为极其聪明的科学家，成功证明脊髓灰质炎由病毒引起并成功研发疫苗。在研究大流感的时候，曾经想过流感理应由病毒引起，而不是有流感杆菌，然而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继而投身到寻找流感杆菌，多联疫苗和抗肺炎疫苗正是他在研究流感杆菌过程中的附属产物，最后在一次事故中不幸感染病毒死亡，他的学生发现了猪流感，根据他学生的方法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流感病毒，如果他再多活两年，在流感病毒的研究上或许有重大突破。
• 帕克，一位将科研看成伟大目标的医学传教士，训练有素，有条不紊，主要兴趣都放在了对达成目的有帮助的直接结果，单是发明白喉抗毒素就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了寻找流感杆菌，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找到了并研发出疫苗，然而发现并不能抵抗流感。他的目标也束缚了他，限制了他和手下的工作人员研究发现成果的种类。

大流感年轻人的死亡率高，很大部分源自于自身免疫系统的反攻

在对大流感期间死亡的人做时间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的肺是撕裂的。这意味着，很多人的死并不是因为流感病毒，源于免疫系统攻击病毒造成的间接伤害，一种叫作免疫系统引发的“细胞因子”风暴。正如武林外传的那句台词，“我杀了我”。当肺部被感染后，其他的防御系统，那些致命而又猛烈的防御机制就启动了，杀伤与过度杀伤、反应和过度反应的平衡非常微妙。

免疫系统可以像特种部队那样，将人质和绑匪一起杀死，也可以像军队一样为拯救村庄而将它全部毁掉。病毒对肺部的侵染太高效，使得免疫系统不得不发动大规模的应答来对抗，免疫系统随着年龄改变，然而年轻的成年人拥有最强的免疫系统，最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免疫应答，使得肺部充斥着液体和碎片，使肺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后来把肺部的这种反应称为ARDS（急性呼吸窘迫症），实质上是“肺内的烧伤”，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即便在今天也无法停止这个过程，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并维持患者活着直到他有能力康复，这要求结合现在所有的重症监护技术，即便如此死亡率也处于40%-60%。

ARDS会造成肺部以外的器官因缺氧而衰竭，部分身体会变蓝，造成紫绀；肺部充斥过多的液体而右心室不能将它抽空，患者窒息而死；试图泵出肺部血液的巨大负担会引发心脏衰竭；或必须快速呼吸使得肌肉筋疲力尽，死于极度疲劳。大流感期间非ARDS的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细菌性肺炎，肺部的损坏使得原本只能在口腔无法进入呼吸道的细菌可以毫无障碍的进入肺部，从而引发炎症。

结语

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并没有过去，人类的健康依旧受到严重的威胁，尤其在中国以外的地区。1918大流感给人类带来的启示有2个，一个是要要从目前的监控系统获得更多的信息，让民众知晓减少恐慌，并通过有效的方法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阻断病毒的传播；二是需要有强大的疫苗生产能力，一旦出现疫情，过负荷的需求会有可能让产能枯竭。

这样的疫情，短短几周就有可能让人类文明灰飞烟灭，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当我们明明知道需要戴口罩、需要停止户外活动、需要打疫苗才能减少患病的风险，但是都不去遵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疫情依然很严重。哪怕是在发达国家，拥有最多的知识和技术，却也无法做到他们说的那样，或许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没有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