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读书报告

[前按：这学期选修《“四书”选读》课，主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为阅读底本，于古典注疏传统中，按需比照赵岐、孙爽（《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焦循（《孟子正义（全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注家，继而部分对读了杨伯峻《论》《孟》两册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华书局1960年版）。参考相关今人专著，则不在此一一列出。近半年来最大感触是，晦庵云“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黾勉于规矩绳约之内”（《答陈抑之》），又曰，读书“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答张元德》），如此一前一后，自己到底两头不沾，顶多操纵某些“掮客术”，搬运资料，争做巴尔扎克口中庸人（mediocre person），应付了两次小组主题发言。首次发言，协调小组成员，以京都学派“唐宋变革”为立论之据，企冀爬梳“理学转向”的某些根底，然失之支离，没有什么建树；第二次发言就在上周，通过构建传教士对“四书”系统的译介语境，与其对19世纪德国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思潮的影响，来表达中西思想传播的复杂局面。究其理据，往大了说，其实皆不满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旧学”体系，有意识无意识，都想跳脱出来。但这显然并非轻易而能为之。这篇读书报告便实则旨在部分回顾自己的阅读历程，粗粗整理，也算是完成作业。]

小组主题发言课堂一角（5.25）

《四书章句集注》之成书

南宋绍熙元年（1190）于漳州，朱熹刊出《四书章句集注》凡19卷。其间版本流变，话题庞杂，并非此读书报告处理的重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经部总叙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认为曹魏时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而至五代、北宋其间孔、贾、啖、赵及孙复、刘敞，“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2]，而“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据此中清时期官修目录学体系对朱子之学的思想史定位，便可分出后人意见之岐正。与之相较，程朱学在东亚数百年之流衍，于今日亦已为学界重要话题。

这一注本，分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及《孟子集注》14卷。《大学章句》部分沿袭了“伊川本”对《小戴礼记》中《大学》一篇的编排，分出“经”“传”，认为“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据己意编出“格物致知补传”一则，置于文中[3]。《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言内之意，即发明了由孔子经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复由二程和朱子本人继承的儒家道统[4]。至于训诂，朱子认为“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然随文字学工作日渐完善，朱注愈遭质疑，又是后话。

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据文前点校说明，以吴英、吴志忠父子本为底本，以清仿宋大字本校勘，避讳之处（如匡作正、恒作常、慎作谨、淳作厚、扩作拓等）一律不从，且不出校。

“四书”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开始重建白鹿洞书院，被认为是复兴私人讲学的传统。书院时期，他自叹“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白鹿洞讲会》）。陈荣捷认为，白鹿洞书院所授课程，代表朱子教学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5]。其中典例，是孟子地位的浮沉变化。在《白鹿书堂策问》中，朱子提出：

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说不得肆，千有余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之斯道之传者……是必有说矣。[6]

黄俊杰则敏锐地指出，与朱子同时代的陆象山，也在讨论类似话题：

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甚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也？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期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夏、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

依照黄俊杰的论述，思路之相似，实则呈现出孟子思想体系中的“单位观念”（unit-ideas）或“观念丛”（ideas-complex）在理学概念观照下的共同的重新发明[7]。另一方面，如同《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两汉书之论赞，《资治通鉴》之“臣光曰”，朱、陆的史思，亦不出《春秋》以降的循“迹”以求“本”、垂“变”以显“常”的史义传统。[8]

然而，仅基于观念辨异来疏通白鹿洞书院之于“四书”学的作用，大概不足。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中尝试以社会史与思想史加以沟通，是为新解[9]。该读书报告在此不另行做出展开。

朱注：以《大学章句》为例

朱熹在其开篇解释到：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10]

通常认为，这反映了朱熹自道统出发而论“四书”次第的方法论，与正文部分“三纲八目”之划分与鹄的一脉相承，这亦是下文注解中，引“程子曰：‘亲，当作新’”，使己意明彰的先声。在定“亲”为“新”后（暂且不论其中争议），朱熹便能自如地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为：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11]

以“大人之学”释“大学”，这一解读广为后世沿用。关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句，历来有所争执。如果暂将旧学内部的讨论搁置，以18世纪传教士以基督教视野译介“四书”系统的角度出发，会对这一问题具直观感受。韩振华指出，“传教士们……在研读理学文献时发现，理学聚焦的‘理’‘太极’等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并不重要，而原始儒学经常提及的‘上帝’‘昊天’在宋代理学那里已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格神含义……所以，即使主张‘适应’的耶稣会士，也强调区分原始儒学和宋代理学，他们编译《西文四书直解》时宁愿选用张居正的注释也不用影响更大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2]卫方济拉丁译本以ratio译“理”，在韩振华看来，这显然是循朱熹至张居正这一理解脉络而做出的处理。韩振华指出，ratio本为“比例”“比”义，在该经院哲学语境中，ratio普遍指称“正义之理”（recta ratio），经由启蒙运动，实则愈加指涉拒信“启示真理”的现代理性主义[13]。以此“自然神学”视角检视，则以朱子学问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系统愈显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特征。因此，若依照耶稣会教士的理性视角，“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有显然的启示神论视野。相关译介话题，这里就不再展开。

对于朱熹对《大学》的阐释，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指出：《大学》则只是在形式上论说工夫纲领，不能作为儒学道统的延续者；尤其是伊川、朱子对于《大学》的诠释，开出了儒学的“别子为宗”。然而在《新编中国哲学史》里，劳思光则认为，代表儒学正统的只有《论语》《孟子》所讨论的心性论，因此认为以《易传》《中庸》为经典的周濂溪-张横渠是字宙论时期，以《大学》为经典的程伊川–朱子则是形上学时期，均非儒学的正统；而只有以《论语》《孟子》为经典的陆象山-王阳明之心性论，才是儒学的正统。显然，我们不能将后世之争直接回溯至朱子之学头上，但透过新儒学的争议而窥朱注，亦是一条进路。

陈群在《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中给出了相关问题的梳理，他指出，“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朱子主张心性有别，如牟宗三先生以其理气二分的判定，认为心以气言，是形而下者；性以理言，是形而上者；主张心性有本质之别，严辨心性。蒙培元先生早期的观点基本与牟说无异，但后来却认为由于朱子有‘心有体用’的说法，从而主张朱子的心性关系不当如牟说那样严加区分。陈来先生也认为心性之间有别，但不赞同牟宗三先生从形上、形下的角度来绝对区分二者，而是从心性的内涵、心能知觉、心有善恶等方面来区分心性。就三位的观点而言，应当以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最为可取。因为此处所说的心性之别，是就心性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而言的，因此在逻辑上不能混同。陈来先生显然也是承认了朱子在心性上有别，只是他是从朱子论心性的全部内容来讨论的，而不仅仅是在哲学概念上去讨论的，即不是在心性之本质的意义上去讨论的。蒙培元先生在后期所主张的‘心有体用’的观点，与陈来先生所论一样，均是将心性的本质问题混同于心性关系的全部内容。“[14]

小结

该读书报告尝试结合近期阅读所得，略为展开《四书章句集注》多样面目之数角：以版本学视角考察《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流变，以目录学视角做思想史工夫，以文字之学探讨对朱注解读的历史质疑，以社会史视野研究“儒学地域化”对朱子学的影响，以西人译介来重构中西思想传播的历史语境，以义理辨析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争论题域。这些都是内在充实的题目，皆得益于学科各界业已成熟或有待完善的工作。

当然，以上梳理无疑都是极其粗略而有所不足的。这份读书报告想要展开的工作，诚待于接下来的学习中继续完成。

[1] 转引自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叶平借库恩“范式”概念，指出唐末五代十国其间经学范式之变促进了“三教会通”范式之变。如啖助、赵匡、陆淳中等人的中唐新春秋学，开启了“会通”以“救弊”的经学范式，促使其它学术领域的迅速变化，参叶平：《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以儒学范式的转变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参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参[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点校说明。

[5] 参陈荣捷《朱子与书院》，收入《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78-518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书堂策问》），第1369b-1370a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8] 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劲草书房1964年版），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9]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于上引“子程子”三字合用人名号，似乎有误，第一个“子”应当解为动词。

[1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12] 韩振华：《他乡有夫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原文引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与汉学的起源》，指出上述二者的差异实属夸大；另有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一文可供佐证。另一方面，耶稣会内部的分歧（如龙华民废除“天”“上帝”天主“”等原有汉语词的合法性，而改译音）亦难以忽视。

[13] 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若查Collins Latin Dictionary，ratio并无“比”义。Peter Shor指出，“The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to ratio presumably happened in English.”“Anyway, the word ἄλογος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s irrationalis, and according to the OE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irrational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551, an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nal in 1570.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660, so it seems that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ratio was a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14] 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原文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一一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页；蒙培元：《朱子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8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7-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