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
哲学轻易地战胜已经过去的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哲学。
精神的高雅在于思考那些善良和优美的事物。
有好的婚姻，但其中并无极乐。
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
单一精神的人不会长久地使人愉快。
命运和情绪统治着世界。
一般地认识人类要比单独地认识一个人容易。
年轻而不优美，或者优美而不年轻，都是没有用处的。
女人的地狱是晚年。
——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思想家。
拉罗什福科主要考虑“道德”问题，这类问题在美国就是心理问题，在英国就是“理智”问题。所以，拉罗什福科不同于笛卡儿，也有别于培根。鲁迅就说过，“无论单就人生哲理，还是单就处世指导，拉罗什福科的影响都要超过培根。”但就人生哲学方面而言，拉罗什福科与基本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又有些不同。不像后者科班出身，拉罗什福科基本没受多少教育，他的长处是阅历丰富，感受力强，用同时代人的说法，就是“知识贫乏但精神丰富”。他的《道德箴言录》，就是对世态炎凉亲身体验和思考后的结果。
拉罗什福科的身份，按阿伦特的说法，就是“文人”（homme de lettres）——
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不同，这些“文人”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文人”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文人”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的世俗智慧，帕斯卡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
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典型的“文人”（比如章太炎、梁启超）一样，拉罗什福科一生，也是早年热衷街头革命，晚年闭门著书立说。奇怪的是，和章梁如出一辙，拉罗什福科晚年很少谈及革命、政治，而是转而思考文化、人性等一些比较形而上的问题。与阿伦特谈到的，19、20世纪出现的职业革命家不同，他们并没有把早年的从政经历化为对政治的思考，甚至对早年经历以“政治冲动”为名，简单予以否定。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章太炎产生了异议。当然，也许是因为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若即若离，既然没有革命激情的疯狂，也就谈不上政治幻灭后的深层失落。鲁迅的左派情结，终其一生，都幸运地没有遭到打击，这也使他一直对政治抱着某种幻想——通过他的笔来实践“文人革命”。
说到“人生哲学”，坊间曾经有本名为《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的书，大卖特卖。但是这类“人生哲学”和周国平式的“人生哲理”、刘墉式的“人生感悟”一样，都是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一面的现代翻版。貌似超脱，实则投机，在道貌岸然下是对现代社会丛林法则的把玩。这种打着“哲学”幌子的“现代成功学”，和拉罗什福科的“道德哲学”，完全是两码事。拉罗什福科沉思的是整个人类的德性与恶行。这种沉思与其说指向某种生活的便利或圆滑，倒不如说是让生活更加坑坑洼洼、磕磕碰碰。它使貌似圆满或追求流畅的生活出现了裂隙、停滞，显现了不和谐的一面。正是在这些思考造成的断点处，自我的意识苏醒了。
拉罗什福科的思考，机锋频出，令人叫绝。比如，“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清澈道出了阿伦特走出海德格尔的根本原因。在阿伦特看来，成为一个人就是与那些各不相同又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生活。阿伦特把这种基本的人类境况称为“多样性”。“我们应该比通常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所做的一切更加彻底地认识到，我们与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里；稳固的政治体制不仅以多样性为基础，它还培育这种多样性。” 阿伦特呼吁一种“政治的思考”和“公共生活”，“政治人物（必须理解为我们既是个人同时也是公民）所需要的精神活动本身就是政治的和集体的活动，即使反思本质上必然是个体的孤独的。”个体沉思，既能导向存在的诗意显现，也能导向极权主义的孤独。海德格尔的“沉思”没有“政治的思考”和“公共生活”来校正，最终倒向了纳粹主义。事实就是如此。
精神的高雅在于思考那些善良和优美的事物。
有好的婚姻，但其中并无极乐。
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
单一精神的人不会长久地使人愉快。
命运和情绪统治着世界。
一般地认识人类要比单独地认识一个人容易。
年轻而不优美，或者优美而不年轻，都是没有用处的。
女人的地狱是晚年。
——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思想家。
拉罗什福科主要考虑“道德”问题，这类问题在美国就是心理问题，在英国就是“理智”问题。所以，拉罗什福科不同于笛卡儿，也有别于培根。鲁迅就说过，“无论单就人生哲理，还是单就处世指导，拉罗什福科的影响都要超过培根。”但就人生哲学方面而言，拉罗什福科与基本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又有些不同。不像后者科班出身，拉罗什福科基本没受多少教育，他的长处是阅历丰富，感受力强，用同时代人的说法，就是“知识贫乏但精神丰富”。他的《道德箴言录》，就是对世态炎凉亲身体验和思考后的结果。
拉罗什福科的身份，按阿伦特的说法，就是“文人”（homme de lettres）——
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不同，这些“文人”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文人”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文人”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的世俗智慧，帕斯卡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
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典型的“文人”（比如章太炎、梁启超）一样，拉罗什福科一生，也是早年热衷街头革命，晚年闭门著书立说。奇怪的是，和章梁如出一辙，拉罗什福科晚年很少谈及革命、政治，而是转而思考文化、人性等一些比较形而上的问题。与阿伦特谈到的，19、20世纪出现的职业革命家不同，他们并没有把早年的从政经历化为对政治的思考，甚至对早年经历以“政治冲动”为名，简单予以否定。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章太炎产生了异议。当然，也许是因为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若即若离，既然没有革命激情的疯狂，也就谈不上政治幻灭后的深层失落。鲁迅的左派情结，终其一生，都幸运地没有遭到打击，这也使他一直对政治抱着某种幻想——通过他的笔来实践“文人革命”。
说到“人生哲学”，坊间曾经有本名为《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的书，大卖特卖。但是这类“人生哲学”和周国平式的“人生哲理”、刘墉式的“人生感悟”一样，都是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一面的现代翻版。貌似超脱，实则投机，在道貌岸然下是对现代社会丛林法则的把玩。这种打着“哲学”幌子的“现代成功学”，和拉罗什福科的“道德哲学”，完全是两码事。拉罗什福科沉思的是整个人类的德性与恶行。这种沉思与其说指向某种生活的便利或圆滑，倒不如说是让生活更加坑坑洼洼、磕磕碰碰。它使貌似圆满或追求流畅的生活出现了裂隙、停滞，显现了不和谐的一面。正是在这些思考造成的断点处，自我的意识苏醒了。
拉罗什福科的思考，机锋频出，令人叫绝。比如，“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清澈道出了阿伦特走出海德格尔的根本原因。在阿伦特看来，成为一个人就是与那些各不相同又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生活。阿伦特把这种基本的人类境况称为“多样性”。“我们应该比通常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所做的一切更加彻底地认识到，我们与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里；稳固的政治体制不仅以多样性为基础，它还培育这种多样性。” 阿伦特呼吁一种“政治的思考”和“公共生活”，“政治人物（必须理解为我们既是个人同时也是公民）所需要的精神活动本身就是政治的和集体的活动，即使反思本质上必然是个体的孤独的。”个体沉思，既能导向存在的诗意显现，也能导向极权主义的孤独。海德格尔的“沉思”没有“政治的思考”和“公共生活”来校正，最终倒向了纳粹主义。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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