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莫砺锋教授访谈录
无心插柳柳成荫——莫砺锋教授访谈录
陈：莫老师，非常高兴见到您！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这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古典诗学的文化关照》、《莫砺锋诗话》、《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等，同时您最近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相继开设“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系列讲座，社会影响极大。大家都很想知道，您当初是如何喜欢上中国古代文学，并决定选择把唐宋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方向的？
莫：说来话长，我们这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们中学毕业时，文革发生了。其实我原来在中学时，并不准备报考文科。我毕业于苏州中学（当时叫苏高中，因为只有高中部），那所学校的风气极端重理轻文，考文科的同学很少。记得当时我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报考文科，其余四十多个同学，包括女同学，都报考了理科。我物理和数学比语文还好，所以第一志愿是报考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但是父亲一定要我考一个工科的院系，因此填志愿时第一志愿想填清华的电机系，第二志愿才填自己喜欢的数学力学系。志愿刚填好草表，文革就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也就谈不上上大学了。好在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鼓励大家读课外书。高中时，我就已经读了很多跟高考没什么关系的课外书。虽然是一个理工科考生，但我当时已读过两套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科学院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他们编的。那时我只是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没有想到以后研究古代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职业（笑）。我人生转变的契机就是文革中的下放。我从1968年下乡插队，直到78年离开，整整十年。下去的头一两年，我还不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看，但是两年过去，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基本不可能，因为数学不懂的话就是不懂，既没有地方请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过不去了。所以自学了一两年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原来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只读文科书籍了。但那时读书基本不抱什么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军人，虽然到了70年左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绝不可能去上大学，我也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像我这种出身的人，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这些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很多人告诉我，你就一辈子死心踏地当农民吧。但是我比较喜欢读书，因为一天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单调无聊，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读。那时不像现在，你想读什么书就能读到什么书，那时农村连报纸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制定什么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在农村的十年时间，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书，只有这本书，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一些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大笑）。
那时我既不可能有自己研究的方向，也不可能有什么系统的学习计划，反正到手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前五六年，就这样杂乱无章地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读的与古代文学相关的书籍，大致有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宋词选》，以及《唐诗三百首》等。我看的书特别少，所以也就看得特别细，反反复复看，凡是可以背诵的地方，基本都看到能背诵了。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基本都能全文背出。我之所以今天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跟那个时候打下的背诵基础应该有点关系吧。套句俗话，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然，虽然曾经是一个想报考理工科的学生，但我原来就比较喜欢古代文学的。农闲的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地基本掌握了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因为农闲时有的是时间，很多知青下棋打牌，玩得昏天黑地。但我一直迷恋于读书。农村十年中的后四年时间，我主要是学习英语，虽然那时学英语是有风险的，我只好偷偷摸摸看英语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书看了。五六年来，书的来源基本枯竭了，手头的书都看烂了，而英语书看得很慢，很经看。我从同学的亲戚那里借到一本非常厚的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是英文本的，感到很高兴，因为很多单词不认识，可以看很长时间了。许国璋等人编的六册《英语》课本，我曾经全文抄录过。
如果要我跟现在的中学生谈谈经验，我想说：你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往往改变着你，命运的威力好像是令你无法抗拒的，自己看上去无能为力，但是你也不要绝望，要为时代的转变和机遇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如我当初努力学习英语，后来恢复高考，我就考上了安徽大学的英语系。虽然我没有读过中文系，但是第二年考南大的研究生，我英语考考了96分，古代汉语考了98分。一是因为中学基础打得好，苏州中学的老师上课讲得非常透彻，二是我在课外自学了很多书，比如王力的《古代汉语》等。南大的古代汉语考试，不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艰苦的生活是对你的磨练，也是一种机遇，它可以磨炼出坚韧的意志。我还想对中学生朋友说：第一，尽管很多学理科的同学觉得语文没什么用，但是你必须学好语文。我非常赞成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的意见，他认为高考应该先考一门语文，然后看分数，如果语文不好，就不用考其它课程了。因为语文不好，就什么也学不好。语言文字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语文不好的话 ，思维就不清晰，表达就不清楚。即使做数理化研究，思维不清晰、表达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尽管语文是一个工具，但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语文都是基础工具。第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人的素质。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古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人生理念。优秀的古代文学的作品，不仅给你审美的享受，更能陶冶你的情操，培养你的素质。所以抽出点时间，看看古代文学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
陈：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艰辛，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哪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髓对你起到了支持作用？
莫：我在农村的时候，虽然当时官方的论调是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你总要考虑自己的前途，难道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吗？所以我总觉得生活非常单调，很苦闷。我读古代文学作品，主要是想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古代的文人，也往往遭受到时代的不公正待遇。读他们的诗歌，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另外，古人文学作品中凸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虽然你不可能达到他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这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感动你。你可以从中欣赏古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像陶渊明在艰难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和尊严，这种精神，对后人是一种激励。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你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你并不孤独，古人也是和你有一样的遭遇，也有一样的想法。我特别记得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那时候我下放在江南，春寒料峭的时节，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从古人诗词中，你可以领悟到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那种从容淡定的心态，会令你面对没有办法改变的境况时，意志坚定，不太焦躁。十年下放，我基本能坦然面对困境，我想这和我经常读古代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
陈：现在很多人心态比较浮躁，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是不是有助于他们保持心态的平和？
莫：现在的人和我们当年不一样，政治上不再经历我们当年的苦难，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但是面对的诱惑也多，往往容易迷失方向。晋人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其实古典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中也是“自有乐地”。你如果有空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就能够让你从中寻找到一种平和、从容的意境，也能够获得审美和思维的乐趣。当然，古代作品中不是一味的平和、从容，也充满着金刚怒目式的批判精神，那是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奋斗的。
陈：您在南京大学教授唐宋文学多年，我上过您的“杜甫研究专题”课程，课堂里人满为患。每次您总是谈笑风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据听过程千帆先生上课的人说，您颇有当年先生之风。您能给广大中学教师谈谈如何上好语文课，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课的经验吗？
莫：大学的课程可能与中学课程不太一样，中学的课程更规范一点。我想，我是不敢去教中学语文的（笑），中学老师的课上得非常严格、规范。还记得在苏州中学，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上课给出的每个结论都如斩钉截铁一般，让同学们没有任何疑问，这个我就难以做到了（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的，如果一门课程是一种生硬的灌输，那就无法吸引学生了。还记得当年程千帆先生给我们开课，正规的学生只有我们三个，但是旁听的人却有四五十个之多（笑），其中还有很多南大的中青年教师。程千帆先生特别善于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讨论。他不是填鸭式的教学，而是不断提出一个个的问题，然后教我们应该怎么思考。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读稿子讲授，而是带着问题来讨论，在问题探索中前进，每节课程其实都是围绕一些问题展开。现在我和教研室的同仁集体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导引》，其实也是沿着程千帆老师当年的路子来的。当年苏州中学一个物理老师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也是带着学生一起思索，一起解决问题。带着问题的学习，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才学得兴味盎然，单方面的灌输是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
陈：当前似乎有一股国学复兴的思潮，对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类节目风靡中国，以及不断普及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行为，您作为一个多次踏上“百家讲坛”的学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莫：我觉得提倡国学复兴和反对国学复兴的人，其实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原因在于媒体把这个问题夸大了，所谓的国学热，只是在媒体炒作下的一种假象。其实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国学复兴的热潮，不信你去街上调查一下，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学复兴的问题。“百家讲坛”最近好像很热闹，有很多人观看，但是这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正常的文化需求。厌倦了肥皂剧，人们希望看到一些稍有知识含量的讲座。现在“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流行之后，很多人忧虑起来：是不是有人抛弃“五四”精神，宣扬封建传统文化了？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不可割裂的，“五四”时候有人宣扬一刀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过激了。放眼世界，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无是处，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放出眼光，进行有选择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当然，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必须要经历一个现代性的转换，不能原封不动。我们不能守旧，最好能把它们有机地融入现代生活中。学习国学，你不一定非要办专门的国学班，好像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学到国学一样。应该把国学教育融入到素质教育、公民教育体系中，让所有人都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曾经去哈佛大学访问，它有一个系，叫做古典系，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和文学。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用一部分的人力物力来研究传统文化和文学，拥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这根本不能称作“热”。
陈：我看过您的《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等书，感受到您与父母亲人的深情，尤其是对您的父亲莫兰薰老先生，您充满了对他的怀念，这些是不是推动您在学术上不断进取的主要动力呢？
莫：应该是有一点。我从小家里很贫困，父母生的子女又多，整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我很早就具有一种责任感，在中学里学习就非常认真，成绩优秀。我当时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对得起父母。父母把我送去读附近最好的高中，而像我这样的家庭，其实是应该初中一毕业就去读中专技校，早日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的。但我父亲觉得我的成绩比较突出，就全力培养我，表示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上大学。我没有封建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只是有一种朴素的念头，觉得要是学习不好，就对不起父母的厚望。后来去插队下乡，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来报答父母的厚望。文革中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遭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被送去劳动改造，但我并没有因此疏远和父亲的关系。记得公社里有人曾经告诉我，现在政策有所松动，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有机会推荐上大学，关键是要彻底和家庭中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并让我主动揭发父亲的所谓“罪行”。但是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上这个大学。当时的县教育局有一次想调我去做中学的数学代课教师，但是公社反映我这个人至今不和父亲划清关系，思想有问题，所以我没有当上代课教师，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我不能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就抛弃父母亲情，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我父亲七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他没有看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大学老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父母对我最大的教诲，我想就是他们始终脚踏实地、辛勤地劳动，善良诚实地待人。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和他们不太一样，但我从不追求很高的物质享受，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对得起自己的一份工资就可以了。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做人不要有锋芒，还希望我不要出类拔萃，这和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关。有人认为我名字的含义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他们的理解恰恰弄反了，我的姓名中有一个表示否定的“莫”字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不应该一心追求名誉、地位，也不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的“科研”，更不该单纯追求发表论著的数量，而要兢兢业业教好书。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天职，而学术研究则是第二位的要求。我对教师做科研的意义是这样理解的：要教好书，你就必须亲自做点研究，必须关注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因为每年都开同样的课，你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进去，你的课就没有活力，就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更无法引导学生进入学术的领域。
陈：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听完您蕴含丰富人生经验的谈话，令我受益匪浅。用您自己的一句话，您走上研究古代文学的道路的经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
访谈时间：2008年3月21日上午9：10～10：00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六楼活水轩
莫砺锋教授简介
莫砺锋，男，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8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在江苏、安徽农村务农、做临时工。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次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为大陆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等兼职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学术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等。其学术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等。近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设“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等系列讲座，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陈：莫老师，非常高兴见到您！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这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古典诗学的文化关照》、《莫砺锋诗话》、《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等，同时您最近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相继开设“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系列讲座，社会影响极大。大家都很想知道，您当初是如何喜欢上中国古代文学，并决定选择把唐宋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方向的？
莫：说来话长，我们这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们中学毕业时，文革发生了。其实我原来在中学时，并不准备报考文科。我毕业于苏州中学（当时叫苏高中，因为只有高中部），那所学校的风气极端重理轻文，考文科的同学很少。记得当时我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报考文科，其余四十多个同学，包括女同学，都报考了理科。我物理和数学比语文还好，所以第一志愿是报考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但是父亲一定要我考一个工科的院系，因此填志愿时第一志愿想填清华的电机系，第二志愿才填自己喜欢的数学力学系。志愿刚填好草表，文革就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也就谈不上上大学了。好在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鼓励大家读课外书。高中时，我就已经读了很多跟高考没什么关系的课外书。虽然是一个理工科考生，但我当时已读过两套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科学院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他们编的。那时我只是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没有想到以后研究古代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职业（笑）。我人生转变的契机就是文革中的下放。我从1968年下乡插队，直到78年离开，整整十年。下去的头一两年，我还不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看，但是两年过去，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基本不可能，因为数学不懂的话就是不懂，既没有地方请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过不去了。所以自学了一两年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原来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只读文科书籍了。但那时读书基本不抱什么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军人，虽然到了70年左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绝不可能去上大学，我也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像我这种出身的人，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这些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很多人告诉我，你就一辈子死心踏地当农民吧。但是我比较喜欢读书，因为一天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单调无聊，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读。那时不像现在，你想读什么书就能读到什么书，那时农村连报纸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制定什么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在农村的十年时间，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书，只有这本书，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一些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大笑）。
那时我既不可能有自己研究的方向，也不可能有什么系统的学习计划，反正到手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前五六年，就这样杂乱无章地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读的与古代文学相关的书籍，大致有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宋词选》，以及《唐诗三百首》等。我看的书特别少，所以也就看得特别细，反反复复看，凡是可以背诵的地方，基本都看到能背诵了。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基本都能全文背出。我之所以今天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跟那个时候打下的背诵基础应该有点关系吧。套句俗话，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然，虽然曾经是一个想报考理工科的学生，但我原来就比较喜欢古代文学的。农闲的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地基本掌握了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因为农闲时有的是时间，很多知青下棋打牌，玩得昏天黑地。但我一直迷恋于读书。农村十年中的后四年时间，我主要是学习英语，虽然那时学英语是有风险的，我只好偷偷摸摸看英语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书看了。五六年来，书的来源基本枯竭了，手头的书都看烂了，而英语书看得很慢，很经看。我从同学的亲戚那里借到一本非常厚的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是英文本的，感到很高兴，因为很多单词不认识，可以看很长时间了。许国璋等人编的六册《英语》课本，我曾经全文抄录过。
如果要我跟现在的中学生谈谈经验，我想说：你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往往改变着你，命运的威力好像是令你无法抗拒的，自己看上去无能为力，但是你也不要绝望，要为时代的转变和机遇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如我当初努力学习英语，后来恢复高考，我就考上了安徽大学的英语系。虽然我没有读过中文系，但是第二年考南大的研究生，我英语考考了96分，古代汉语考了98分。一是因为中学基础打得好，苏州中学的老师上课讲得非常透彻，二是我在课外自学了很多书，比如王力的《古代汉语》等。南大的古代汉语考试，不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艰苦的生活是对你的磨练，也是一种机遇，它可以磨炼出坚韧的意志。我还想对中学生朋友说：第一，尽管很多学理科的同学觉得语文没什么用，但是你必须学好语文。我非常赞成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的意见，他认为高考应该先考一门语文，然后看分数，如果语文不好，就不用考其它课程了。因为语文不好，就什么也学不好。语言文字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语文不好的话 ，思维就不清晰，表达就不清楚。即使做数理化研究，思维不清晰、表达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尽管语文是一个工具，但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语文都是基础工具。第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人的素质。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古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人生理念。优秀的古代文学的作品，不仅给你审美的享受，更能陶冶你的情操，培养你的素质。所以抽出点时间，看看古代文学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
陈：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艰辛，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哪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髓对你起到了支持作用？
莫：我在农村的时候，虽然当时官方的论调是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你总要考虑自己的前途，难道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吗？所以我总觉得生活非常单调，很苦闷。我读古代文学作品，主要是想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古代的文人，也往往遭受到时代的不公正待遇。读他们的诗歌，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另外，古人文学作品中凸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虽然你不可能达到他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这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感动你。你可以从中欣赏古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像陶渊明在艰难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和尊严，这种精神，对后人是一种激励。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你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你并不孤独，古人也是和你有一样的遭遇，也有一样的想法。我特别记得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那时候我下放在江南，春寒料峭的时节，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从古人诗词中，你可以领悟到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那种从容淡定的心态，会令你面对没有办法改变的境况时，意志坚定，不太焦躁。十年下放，我基本能坦然面对困境，我想这和我经常读古代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
陈：现在很多人心态比较浮躁，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是不是有助于他们保持心态的平和？
莫：现在的人和我们当年不一样，政治上不再经历我们当年的苦难，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但是面对的诱惑也多，往往容易迷失方向。晋人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其实古典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中也是“自有乐地”。你如果有空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就能够让你从中寻找到一种平和、从容的意境，也能够获得审美和思维的乐趣。当然，古代作品中不是一味的平和、从容，也充满着金刚怒目式的批判精神，那是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奋斗的。
陈：您在南京大学教授唐宋文学多年，我上过您的“杜甫研究专题”课程，课堂里人满为患。每次您总是谈笑风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据听过程千帆先生上课的人说，您颇有当年先生之风。您能给广大中学教师谈谈如何上好语文课，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课的经验吗？
莫：大学的课程可能与中学课程不太一样，中学的课程更规范一点。我想，我是不敢去教中学语文的（笑），中学老师的课上得非常严格、规范。还记得在苏州中学，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上课给出的每个结论都如斩钉截铁一般，让同学们没有任何疑问，这个我就难以做到了（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的，如果一门课程是一种生硬的灌输，那就无法吸引学生了。还记得当年程千帆先生给我们开课，正规的学生只有我们三个，但是旁听的人却有四五十个之多（笑），其中还有很多南大的中青年教师。程千帆先生特别善于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讨论。他不是填鸭式的教学，而是不断提出一个个的问题，然后教我们应该怎么思考。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读稿子讲授，而是带着问题来讨论，在问题探索中前进，每节课程其实都是围绕一些问题展开。现在我和教研室的同仁集体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导引》，其实也是沿着程千帆老师当年的路子来的。当年苏州中学一个物理老师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也是带着学生一起思索，一起解决问题。带着问题的学习，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才学得兴味盎然，单方面的灌输是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
陈：当前似乎有一股国学复兴的思潮，对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类节目风靡中国，以及不断普及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行为，您作为一个多次踏上“百家讲坛”的学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莫：我觉得提倡国学复兴和反对国学复兴的人，其实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原因在于媒体把这个问题夸大了，所谓的国学热，只是在媒体炒作下的一种假象。其实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国学复兴的热潮，不信你去街上调查一下，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学复兴的问题。“百家讲坛”最近好像很热闹，有很多人观看，但是这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正常的文化需求。厌倦了肥皂剧，人们希望看到一些稍有知识含量的讲座。现在“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流行之后，很多人忧虑起来：是不是有人抛弃“五四”精神，宣扬封建传统文化了？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不可割裂的，“五四”时候有人宣扬一刀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过激了。放眼世界，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无是处，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放出眼光，进行有选择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当然，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必须要经历一个现代性的转换，不能原封不动。我们不能守旧，最好能把它们有机地融入现代生活中。学习国学，你不一定非要办专门的国学班，好像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学到国学一样。应该把国学教育融入到素质教育、公民教育体系中，让所有人都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曾经去哈佛大学访问，它有一个系，叫做古典系，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和文学。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用一部分的人力物力来研究传统文化和文学，拥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这根本不能称作“热”。
陈：我看过您的《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等书，感受到您与父母亲人的深情，尤其是对您的父亲莫兰薰老先生，您充满了对他的怀念，这些是不是推动您在学术上不断进取的主要动力呢？
莫：应该是有一点。我从小家里很贫困，父母生的子女又多，整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我很早就具有一种责任感，在中学里学习就非常认真，成绩优秀。我当时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对得起父母。父母把我送去读附近最好的高中，而像我这样的家庭，其实是应该初中一毕业就去读中专技校，早日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的。但我父亲觉得我的成绩比较突出，就全力培养我，表示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上大学。我没有封建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只是有一种朴素的念头，觉得要是学习不好，就对不起父母的厚望。后来去插队下乡，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来报答父母的厚望。文革中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遭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被送去劳动改造，但我并没有因此疏远和父亲的关系。记得公社里有人曾经告诉我，现在政策有所松动，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有机会推荐上大学，关键是要彻底和家庭中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并让我主动揭发父亲的所谓“罪行”。但是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上这个大学。当时的县教育局有一次想调我去做中学的数学代课教师，但是公社反映我这个人至今不和父亲划清关系，思想有问题，所以我没有当上代课教师，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我不能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就抛弃父母亲情，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我父亲七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他没有看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大学老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父母对我最大的教诲，我想就是他们始终脚踏实地、辛勤地劳动，善良诚实地待人。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和他们不太一样，但我从不追求很高的物质享受，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对得起自己的一份工资就可以了。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做人不要有锋芒，还希望我不要出类拔萃，这和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关。有人认为我名字的含义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他们的理解恰恰弄反了，我的姓名中有一个表示否定的“莫”字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不应该一心追求名誉、地位，也不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的“科研”，更不该单纯追求发表论著的数量，而要兢兢业业教好书。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天职，而学术研究则是第二位的要求。我对教师做科研的意义是这样理解的：要教好书，你就必须亲自做点研究，必须关注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因为每年都开同样的课，你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进去，你的课就没有活力，就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更无法引导学生进入学术的领域。
陈：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听完您蕴含丰富人生经验的谈话，令我受益匪浅。用您自己的一句话，您走上研究古代文学的道路的经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
访谈时间：2008年3月21日上午9：10～10：00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六楼活水轩
莫砺锋教授简介
莫砺锋，男，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8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在江苏、安徽农村务农、做临时工。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次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为大陆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等兼职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学术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等。其学术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等。近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设“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等系列讲座，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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