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痕迹与虚构的真实

这是一个类似怀特“史亦文也”命题的阐发。

实际上，基本上从怀特开始，历史学本身的“真实性”几乎被解构掉了，这看起来动摇了历史学这个学科的根基，但是灰烬之中的欣喜在于，“真实性”消失的同时带来的不是“虚无”或者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建构”的进程中折射出的“观点”。最后有趣的是，哪怕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出来的，它同样能展现出构建者无法藏匿的观点，这个观点本身便成为了最“真实”的内容。

赦罪书的故事也是一样。我的中世纪史和法国史的知识都非常匮乏，但并不妨碍看懂这个建构的过程。第一次的建构在君权逐渐压到教权，民族国家形成的前夜。戴维斯4000多份赦罪书的整理提供了一个修辞的模板，男人的、女人的、不同社会等级的，这些蓝本折射的真实是社会结构与为国王权力搭建起来的舞台，这个舞台本身明确了在王权的结构下，什么是可以宽恕的、什么是无法赦免的。所以这第一幕要写的并不是“虚构”的故事本身，而是“虚构”的故事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

第二次的构建通过文学剧本的形式表现，与第一幕的区别在于，求赦者不再成为主角，艺术性的呈现才是中心。与第一次构建相同之处在于，艺术性的呈现要如何符合当时社会结构之中对于价值、公理的理解。

而无论在哪一次构建中，“事实”或“真实”本身都不再必要了，甚至求赦者自己都会认为不再必要。首先因为无法证明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其次，如果事情本身并不按照这个构建好的框架上演，求赦者面临的就是死亡。这个问题折射回当下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利益与真实之间，很难去选择真实，历史的“事实”总是在被不断的抛弃，而抛弃“事实”的过程又成为一种新的“事实”。原本的“事实”的确不可考据了，但或者抛弃或者捏造或者篡改的经过总是有迹可循的。

历史学有趣之处，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它有趣之处并不是“真实”本身、也不是解释、也不是意义，而是追寻这种踪迹的过程，解释、意义或者“真实”都会随着这个过程自己浮现出来。

我本觉得遗憾之处在于“文本”与“社会权力需求”之间关联的叙述还是不够详尽，觉得如果有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案子，能足够具体到反映从事件本身到两次建构的详细进程的话，文章的故事性会更强。但结合自己平日找材料的艰难来看，这几乎不可能。像孔飞力《叫魂》中几个前后能完全联系起来的案件几乎可遇不可求，更可况赦罪书的时间更早。

不过戴维斯和孔飞力应该都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他们都在写小人物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联。这两本书都是把贩夫走卒（《叫魂》里是游方僧和乞丐）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君王关联在了一起，只不过两本书的关联方式截然不同就是了。但无论如何，年鉴学派从来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形成了历史的“碎片化”，恰恰相反，它让历史更具体也更立体了。

其实《档案中的虚构》里，为什么“事实”本身无法追溯，同样反映了在历史的进程中，那些被“公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最后慢慢就永远消失在时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