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竹为生》书评

按：书评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7 年/5 月/24 日/第 010 版书评周刊·社科，题目为《传统工艺败给了谁——《以竹为生》引发的思考 》。题目由报纸编辑拟定，作者原题为“工匠、技艺与社会的进退”。编辑根据报纸的排版特点，删除了原文中的小节标题和注释，现在豆瓣读书中将小标题和注释补全。

引文格式：张学渝. 传统工艺败给了谁[N]. 中华读书报,2017-05-24(010).

整个20世纪中国的工匠传统与近现代西方技术进行着艰苦卓绝地摩擦与融合。这个过程不亚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部分经验性技术在这场战争中“革”掉了自己的“命”。（[1]第16页）虽然夹江的手工造纸技艺并没有在这场“战争”中“革”掉自己的“命”，但也属于艰苦挣扎。

近年来，“振兴传统工艺”被纳入国家战略。但如果要让很多式微的技术再度流行，就不得不去深度了解传统工艺的深层内涵，解读传统工艺的社会性特征。德国学者艾约博（JacobEyferth，1962-）的著作《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以下简称《以竹为生》）是从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认识四川夹江县的手工造纸。所谓传统工艺的“社会性”，表达的是一种由技艺本身及周围自然、人文环境所共同组成的整体环境。正如书中导论所言：造纸是一项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与生产相关的技能也许是技术性的（如何打浆、如何刷纸），也许是社会性的（如何给产品找到买主、如何与邻居相处），甚至还包括一些与造纸相关的日常生活技能。（[2]第1页）

一项造纸技艺在20世纪的夹江县如何被实践？又如何形塑夹江纸匠的生活？本文，就通过艾约博对夹江手工造纸的个案研究来感受一下传统工艺的“社会性”。

一 以竹为生：夹江人的造纸经验

夹江县位于成都平原边缘，青衣江流过县境并将县域分为河东平原区和河西山地区。夹江县陆路东南可通乐山、转北通成都，西北可通雅安；水路由近及远可通乐山、宜宾、泸州、重庆等长江港口。明清时期夹江地区已有不同规模的造纸活动，属于抄纸法体系。中国的20世纪是巨变的世纪。夹江造纸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饥荒、家庭作坊、家庭工厂等重要历史时期，夹江造纸的重大变化显而易见。

造纸技术上的变化：河东地区高压蒸锅代替传统篁锅，打浆机代替脚动锤碎机，千斤顶代替木制压制机，造纸原料由纯鲜竹子拓展为鲜竹子、干竹子、莎草、木浆纸废纸、印刷店边纸，蒸煮药剂由碳酸钠变为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相较而言，河西地区保留了更多传统。

造纸社会环境上的变化：从保甲制、袍哥会、宗教组织转变为公社、大队、村社党组；纸匠身份从乡村工匠转变为农民或乡村工人。

技术和社会环境带来的造纸产品、产区、市场的变化：纸张种类从各类优质书写绘画单彩用纸、装饰包装用纸、迷信用纸到仅剩书画、装饰、礼盒包装用纸；主要产区从河东、河西演变为河东为主；市场范围从四川、重庆、云南扩大到全国乃至出口。

在这些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的巨大变化（战争、饥荒、政变）都没有改变夹江造纸匠传统的互工方式，所有的造纸技艺被认为是可以彼此互通有无的。真正的巨变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风俗、市场等都发生巨变的形势下，夹江纸匠们的工作方式由互工变为家庭单元，传统的工作模式被解散。相应地，纸匠们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去技能化”：那些包含在纸匠身上的技能被国家管理精英提取，同时也在社会的变革中被自然抛弃。即便如此，在作者看来对于造纸技艺而言仍然还有稳定的因素存在：“造纸业的技能是过去是、现在也是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的。同时，技能也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甚至，作者进一步认为，某种意义上说“技能就是社会关系”（[2]第50页）。

由于技艺所体现的这种“社会性”，导致了技艺的不易复制。例如，夹江历史上就有这种政府主导造纸技艺移植但最终失败的例子（[2]第145页）：“大跃进”期间，夹江纸匠石兰婷曾响应政府号召在凉山马边县进行造纸技艺移植，但当地人无法适应造纸的单调和作坊中的其他规定，最终这个造纸厂无疾而终。虽然造纸技艺本身不难，但用石兰婷和马边县当地居民的话来说，“造纸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扎根在造纸区的‘水土’中”。艾约博用了一个学术性的术语来替代“水土”的说法：“历史上形成的规范和社会结构。”因此，可以看到和现代技术的超语境能力相比，传统手工技艺是包含在社会语境里的，不轻易被复制。这种不轻易被复制不是技艺不轻易被复制，而是与技艺相关的社会性因素不易复制。尤其是在现代人面前，这种复制的成本太大，以至于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轻易尝试。多少优秀的传统工艺传承后继乏人，深层根源正在于此。

在艾约博看来，理想的造纸匠应当是手工业者身份，同时过着集体式的互工生活。这是一种遵循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规律的恰当方式，也曾是夹江历史上存在的造纸匠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然而，夹江纸匠和造纸技艺在20世纪的变迁表明，这种理想的工匠、技艺与社会协作方式仅仅停留在传统社会。21世纪河西地区的传统手工造纸面临的生存压力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冲撞的体现。

二 从“以竹为生”到“吃竹根饭”

笔者曾提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工匠传统与近现代西方技术进行着艰苦卓绝地摩擦与融合。这个过程不亚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以解放人力为口号的解释性技术的冲击下，“传统技术”黯然失色于近现代社会。于是大部分经验性技术在这场战争中“革”掉了自己的“命”。（[1]第16页）虽然夹江的手工造纸技艺并没有在这场“战争”中“革”掉自己的“命”，但也属于艰苦挣扎。

传统手工技艺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人居生活状态；然而在经历了国家“现代化”、产业“机械化”之后，传统手工技艺在当下存在的意义却是存疑的。按照当今社会的快节奏，传统工艺的慢调子显然很突兀——这就是技艺被从社会环境中剥离后的结果。相比技艺在社会中的突兀，掌握传统工艺的农民工匠则更显尴尬，正如《以竹为生》书中说到：“这些乡下人是有技能的（skillful），同时也是无技能的（unskilled），（他们）不能将实际上的技术转化为社会地位和物质回报。正是这种断裂使得来自农村的中国劳动力有产出能力而且廉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2]第236页）我们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工业，享受了现代化，而我们的农村呢？我们的手工业呢？我们的传统呢？到了发展的现阶段，这些问题应当被人们问起，并给予回答。

这种工匠、技艺和社会之间的主动和被动的调整，让人们看到很多无奈的现象。比如，民国以来至1949前后，夹江造纸的主要原料是竹林，1958年至1975年间出现挖竹根现象，直接导致一半以上的竹林被砍挖，20世纪90年代末夹江建立了以采集曾经竹林沃土的红砂石为主的工厂，并建立了数百家陶瓷厂。较为讽刺的是，明明是“以竹为生”的夹江，却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演变为挖竹根、采砂石。从砍竹子、挖竹根到采红砂石，虽然都是夹江的生存发展，但沿着这条发展之路，似乎未来的前景总是令人不安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社会的发展让夹江的“山水”几经“穷尽”，而夹江县曾经辉煌的手工造纸现在已经演变到只有河西为中心的手工坚持了。传统技艺被社会推到一个角落位置。夹江县“中国书画纸之乡”和“中国西部瓷都”两个美名在暗中较量着。或许书名中“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意译和直译两种翻译正好体现了夹江纸匠面对社会变迁的无奈：“以竹为生”到“吃竹根饭”。

三 如何造纸？传统手工造纸的进路

《以竹为生》一书是艾约博“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成果，该书中译本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显然作为跨文化研究者的作者无意于对中国传统手工造纸的未来提出具体措施。但，作为中国人，则有不可逃避的文化自觉义务。还是回到书中，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关传统手工造纸进路的启发。

技艺的自信与创新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的。传统手工造纸仍然有它适应的市场与空间，这点不应妄自菲薄。艾约博在调查中提到：纸匠告诉他，艺术家对手工纸有种“迷信”般的偏爱，机制纸的质量其实不差。但机制纸纤维朝向一致，纹理平滑，帘纹较少，所以润墨差，不宜重湿毛笔书写。但可适当调整机器，改变纸张抗拉强度。（[2]第205页）这是手工纸在艺术家眼中的珍贵之处。然而，如果手工纸的创新跟不上，也许机器进行适当调整后，造出与之相仿的纸张出来，即便在纸张手感上和手工纸有所区别，但那时也许就是艺术家调整艺术策略的时候了。而艺术家调整艺术策略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手工纸市场的失落。

国家的视角一直是《以竹为生》所强调的，夹江20世纪造纸史也是国家对该地造纸影响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因素，国家始终是影响技艺发展的强因素。不论是早些年的“非遗”、近来的“工匠精神”，乃至最近的“特色小镇”都是国家主导下的政策，这些政策实质是在为传统工艺发展之路营造良好的技艺环境。因此，不论是与技艺直接相关的工匠、还是与技艺间接有关的群体，都应当正确抓住这一良好的发展趋势。

艾约博在书中还给出了另外一个温情的进路：夹江造纸匠人石氏家族石碑的重塑。石碑的重塑对于夹江纸匠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当今社会“很少有中间层的群体或者机构能让农村人有正面的认同感。县、区、省都主要是行政管理单元，少有情感上的内容；而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品味而形成的认同感，是保留给富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里人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民只能靠血缘和地缘来找寻归属感。”（[2]第223页）艾氏的论断可谓精辟，重塑石氏家族石碑意味着石氏造纸人在血缘、地缘和业缘身份的认同。而这些正是曾经牢牢嵌入进夹江造纸技艺中的强大社会性因素。

或许重建家族石碑并不适用于每一个手工业村庄，但是如何建构一个“留下来”的乡村文化是可以认真考虑的。让乡村“留守”的不再是儿童和老人，而是经济和文化。

四 余音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并形成了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社会的工匠文化也很大程度上附着在农业文化之中。半农半工的技艺还存在于当下的中国很多地方。这些围绕农业生活而产生的技艺，对于手艺人而言是春华秋实般的生活积累，是田间地里的辛勤劳作；而对于城市生活的人们而言是田园生活的具象，更是乡愁的桥梁。

机制时代替代的一定是低端的、不稳固的、劣质的手工技艺，就像夹江历史上产品的变化所呈现的那样；机制时代不能替代的一定是个人的、情感的、真挚的手工情怀，这是当下人们内心所呼喊的东西。

从历史的角度看，个人需求是集体需求的单一化体现，个人需求始终晚于集体需求。现代人不应站在“现代”去看“传统”，而应借着“传统”去看“现代”。回到《以竹为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社会性”环境的建构，传统工艺将获得它自身新的能量，回馈于新的时代。让现代人正确理解传统工艺，又能让传统工艺以正确的方式回馈现代。看来，还是回到了作者的那个观点：“技能就是社会关系。

注释：

[1].张学渝：《技艺社会史——传统工艺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