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很少有一条巨大的河流像黄河这样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形成的中原地区广阔的冲积平原孕育了中华文化，但是与此同时，冲积本身就意味着黄河并不是一条容易约束的河流。从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沉积，使得这条河的河床不断抬高，河水的漫溢甚至改道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治黄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共有的问题。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黄河造成的灾害，都属于自然灾害，最多掺杂了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管理不善甚至玩忽职守，但是，1938年，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本人进攻的步伐，从军事角度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在花园口炸毁黄河大堤，人为的让黄河泛滥，从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黄泛区。这个举措或许起到了短期的效果，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这里从原本的沃野变成了荒原，无数人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在随后的各种灾难之中丧命，虽然在其中不可避免的包含战争的破坏，但是其中“人”的因素不可忽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了抵抗外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究竟什么样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什么样的代价是无论如何不应该付出的。对于那些黄泛区的灾民而言，他们多半没有什么伟大的牺牲精神，但是他们被迫的牺牲，应该如何评判与看待。作为一贯定位在喜剧的冯小刚，曾经有一部电影《1942》，这部沉重的电影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或许是因为主题太沉重的。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沉重的主题一直存在，从未消失。

水，在中国古代战争之中一直被当作一种武器，既有项羽背水一战之中将水当作一种士气的策略，也有攻城时候大水漫城的作战方式。不过将黄河作为武器，是现代战争带来的一种新的方式。面对直扑郑州的日军，国民党军队认识到自己武力抵抗，而从郑州沿着平汉线可以直取武汉，在此的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转移，结果就是最后的抵抗力量可能在武汉一代被摧毁。迟滞日军的进攻成为一个巨大的战略挑战。战争的特质就是，为了取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这里的代价，不仅仅包括军队与政府，而且包括普通平民。既然战争期间平民可以被应征入伍为国捐躯，那么要求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国捐躯也成为了一种完全可以考虑的战略。于是，在蒋介石下令毁坏大堤的时候，属下无一人反对。战后的调查显示，洪水冲刷了河南、安徽、江苏的大片土地，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巨大损失。按照一个评价，“政府的集体心理中有一种冷酷无情的特质，这让官员们认为个体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救国即正义，在这种正义下他们可以要求一部分民众为之无限牺牲”。作为当局，为了逃避责任，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宣称是日军炸毁了堤坝，直到1945年之后才改口为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必要牺牲。

黄河决堤之后，各地只能展开自救，但是由于农业生存被破坏，大量难民外逃，使得救灾工作难以见效。虽然黄泛区阻止了日军进攻，但是日军改变路线沿长江向上，依旧攻占了武汉。只不过这个黄泛区的存在改变了北方作战格局，日本主要的进攻方向转向长江以南。

即便是决堤之后，黄河依旧是双方军事行动的焦点，在决口的黄泛区两侧，国统区与日占区分别修筑各自的堤坝，以维护自己统治区的秩序，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尤其是考虑到战争的影响，直到1941年才有了初步的起色。而只要一侧控制水势，那么水流就会冲向另外一侧，这让黄河水成为了被双方所使用的武器，尤其是在汛期。但是，任何想要让黄河为自己所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大自然的力量，并非人力可以操控。

真正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农民，决堤的时候正值夏收，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与庄稼，当洪水袭来的时候，他们只携带了有限的粮食躲到高地，但是洪水迟迟不退，饥荒随即袭来。灾民们四处逃荒，但是救济物资总是非常有限，随之而来的是疫病。即便汛期结束，也很难重新耕种土地。堤坝的修复遥遥无期，关键是国民政府并无意修复黄河大堤，结果就是每年汛期黄河泛滥，当地民众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逃难的农民不得不竭尽全力的从事任何他们可以找到的营生，从入伍当兵（很多是半强制性的）到各种长工、短工、讨饭、卖艺、苦力。奇特的是，泛滥的黄河以及两岸对峙的军队并没有阻碍走私的泛滥，商人穿梭于两地之间，贩卖着任何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不论是军用物资还是生活用品甚或是贩毒。

问题的逐步堆积诱发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这导致了大约150-200万人的死亡。其起因是多样的，黄河泛滥破坏了当地的耕地，使得粮食大规模减产，而长期的战争加剧了军队与民间争夺资源的强度，这其中包括人力资源的争夺以及粮食的争夺，战争破坏了交通，让其他地方调集物资支援更加困难，卷入这场资源争夺战的还有蝗灾，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旱灾，于是政府面对了是饿死军队还是饿死农民的两难选择。自然灾害，对于农民而言是无法逃避的，在长期的发展中，农民也积累了一套应对自然灾害的手段，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储存适当的粮食以应对可能的灾年，但是战争将农民的储粮掠夺一空，这让农民已经无法应对任何灾难的波动了。

同时国民党的官僚系统也加剧了这种灾害，为了确保军粮的征收，政府严惩任何未完成税收的地方官员，他们的辩解被认为是谎报饥荒以逃避责任，其结果就是，地方官员向上隐瞒了实际的饥荒程度，直到事情不可收拾。而即便是后来中央了解了情况，为了满足军事的需要，也没有彻底中止河南的粮食征集。这导致了军队与地方农民实际上处于敌对地位，在1944年日本发起的一号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迅速溃不成军，与之直接相关。一个饥肠辘辘的与当地民众互相仇视的纪律涣散的军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面对同样的困难，共产党的地方武装表现更好，他们协助农民抵抗来自国民党以及日军两个方向的抢粮队伍，从而建立起了与农民的亲密关系。

战争之后，重建开始，重建得到了新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支持，包括1700万美元的物资与2000名专家，国民政府也建立了对应的行政院善后救济署。首要的任务是堵住黄河决口，这个任务在1947年完成。但是黄泛区的难民返回的速度却不尽人意。对于这些难民而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勉强在异乡站住脚，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据这里已经消除了所有隐患，他们是不愿意再一次冒险的，但是清理这里的土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不过随着黄河回归故道以及局面的逐渐稳定，大批难民开始返乡，并且在国际援助的支持下开始了重建，虽然这里很快成为国共斗争的地区，但是双方默契的没有干扰灾区的重建工作，直到国民政府在1948年彻底失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之后这里的重建工作交到了新的人民政府手中，虽然在一个阶段因为缺少必要的燃料来源使得拖拉机等农具难以维持，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里的重建工作快速开展，到1950年，已经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水平。

战争，总是可以非常轻易的破坏社会与环境之间使用长期时间建立起来的平衡，而恢复这种平衡所需要花费的代价非常高昂，这样的情况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战场。水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武器，无论是通过放水阻碍敌人的进攻步伐，还是通过轰炸摧毁对方的水坝造成洪水泛滥。但是其代价，总是异常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