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弘绪的景德镇漫游
传道与偷窃
公元1712年9月1日，景德镇的天气正是闷热潮湿之际，可能伴有夏末之际倏忽而来的暴雨。传教士昂特雷克来在自己的住所内就着昏光，写完了一封洋洋两万言的长信，缓缓走向不远处的昌江码头，寄出了这封信。两个月后，这封信先抵达澳门耶稣会，之后远渡重洋，抵达欧洲，被众人传阅，四年之后，收录在《中国书简》合集。
信中里面记载了大量有关景德镇的风土人情，以及陶瓷制作的技术细节，许多东西对欧洲人来说都是绝顶新鲜的，景德镇作为当时最大的手工业城市，对于欧洲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名，开始有了作为一座城市的肌理和面貌，而欧洲人一直苦苦追寻探索的陶瓷技术，也终于有人可以清晰地谈论其材料、工艺，不再是模糊猜测和盲人摸象，依照他的记述，仿制陶瓷仿佛触手可及。
在投出这封信之前，昂特雷克莱已经在景德镇待了2年之久，对此地的人文地理了若指掌，甚至能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和其他耶稣会的会士一样，他乘坐商船，于1698年自厦门登岸，这一年他已经35岁，不再年轻。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和礼仪学习——来华传教士的必经之路，他被派往江西北部，接下来二十年间，活跃于九江、饶州、南昌和景德镇四地，负责当地的传教事务。江西绝非天主教的处女地，传奇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在南昌打开局面，融入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去往北京的机会。在殷弘绪之前，抚州、饶州一带已经有利圣学、孟正气、郭忠传三位法国神父开辟教所，收获了零星教众，但这也并不表明殷弘绪的传教任务就轻松了，地方官员向来将他们视作威胁，语言不通也为宣教事业增添难度，赣北依然是一片信仰的“冻土”，熙熙利来的景德镇更是如此。
昂特雷克莱还有个更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殷弘绪，这是他在耶稣会学习时所取的中文名，绪为事业，弘为弘扬，是为传教天职。和绝大多数来华传教一样，殷弘绪早年生涯只有一个概略的速写，他1664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利摩日，1682年加入耶稣会，经过多年的封闭式学习，1696年踏上去往中国的商船。他在一封信中，写到过自己加入耶稣会，只因幼年时期经常会跋涉去一位耶稣会圣徒的坟墓前朝圣，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来中国，大概是命运的偶然。
和他同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大多有着漂亮的履历，有着数学、天文或医学的背景，与法国科学会关系密切，殷弘绪在其中并不醒目，他甚至有些自惭，自己“不通数学”，“不懂药剂”，可能还是个土包子，连巴黎都没去过，他绝非天子骄子似的人物，而是个虔诚敦厚亲和的人物，奉行平民传教路线，在中国边缘教区一待就是多年，不可谓不决绝。
殷弘绪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学者般的沉着和耐心，而且长于记述。
他在来时东印度的商船上也一定听到了欧洲商人的抱怨，人们为了购买那些漂亮闪耀的瓷器，不得不掏上一大笔钱，而且瓷器难以仿制，欧洲搞了百多年也没有搞出来，上至国王下至乞丐，无数人为这种亮晶晶的东西疯狂。陶瓷贸易为欧洲带来的巨额贸易逆差，从美洲掠夺而来的白银像水一样又流到了中国，所以，殷弘绪在从景德镇发回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景德鎮培养教徒的同时，有机会研究了传播世界各地、博得人们高度赞尝的美丽的瓷器的制作方法。我之所以对此进行探索，并非出于好奇心；我相信，较为详细地记述制瓷方法，这对欧洲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口吻非常自信，如及时雨一般，同时也透露出更多消息，传教士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个工业间谍，他来到这里可不只是为了拯救几个灵魂。
生活相对闭塞的殷弘绪应该没有沾染上恋物瓷器病，他叙述瓷器的口吻始终平淡，但对当时欧洲上上下下对陶瓷的病态迷恋一定有所耳闻。载满香料和陶瓷的荷兰商船甫一靠岸，等在岸边的人们挤攘着上前，等待拍卖官落槌，准备好一掷千金，只为拥有一枚中国瓷器。路易十四的特安农瓷宫中的东方瓷器收藏豪奢惊人；奥古斯都二世购买、收藏来自中国、日本的瓷器总数逾24000件。自1497年达伽马拓开东印度航线之后，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瓷器数量直逼三亿件之巨。1600年至1700年之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由中国运出60万件瓷器，英属东印度公司也不遑多让，在伦敦备有大量存货。对于商业利润的追逐，也让欧洲人早早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锡釉陶与代福特软陶都是其中惟肖之作，但坚硬度和美洁度和中国陶瓷差得太远，无法满足欧洲人对于“白色金子”的渴望，只能沦为中国陶瓷的廉价替代，但仿制的野心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陶瓷最为狂热的几个国家已经暗暗较起了劲。
陶瓷制作的具体方法始终困扰着人们，多年来学者、能工巧匠、科学家、炼金士各路人都加入了讨论，却不得其法，最开始有人说陶瓷和贝壳是同一种东西，有人说陶瓷其实是一种地底埋藏的矿石，有人说是鱼骨、蛋壳等精磨而来，有人说陶瓷类似于玻璃，也有人说牛羊粪烧结之后就是陶瓷。其中大部分都是臆测，而且和烧造技术风马牛不相及，偶尔也会出现和正解比较接近的言论，但又太过粗疏，不具备操作性。总之，没有一锤定音的结论。
当时同期出现在欧洲市场的中国陶瓷，除了景德镇生产的之外，也有广东和福建生产的陶瓷，但因为原料和工艺的优势，景德镇的陶瓷价格最为昂贵。曾经有欧洲客商试图以德化瓷代替景德镇瓷售卖，市场却不买帐。也有景德镇的陶工将原料运送到福建烧制，以避免舟车损耗，但都以失败告终。景德镇独享了世界美誉，盗窃之旅，势在必行。
殷弘绪在文章中就提及，一个商人曾经告诉他，曾经有过一个英国人或是荷兰人，从景德镇拿走了一些瓷土，但因为欠缺另一种原料，应该不会成功。
看来早晚会有一个人要来到景德镇，盗走其中水火成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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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景德镇的殷弘绪对这座城市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那封信在正式进入工艺介绍的主题之前，花了不少篇幅来描述这座城市，笔力松弛，甚至有些活泼，他在写自己喜欢的事物时，常常会显得热情一些，在陈述公务时，又显得刻板冰冷。我很喜欢殷弘绪所描绘的景德镇，那是一种在不久前才遗落的风景，可能在百八十年前，这座城市大致还维持着那样的风貌，而后才经历剧烈的面貌变化。
明代和清代的景德镇的城镇风貌与农耕时代的平淡格格不入，“每天都像狂欢节”，三千柴窑密布全镇，凌乱地挤在四周坡地，周边乡下也有数不清的瓷窑，它繁忙喧闹、凌乱肮脏、烟熏火燎、车马流动、南腔北调，周围山岭光秃，工业生产昼夜不停，人口据传有百万之巨，大多来自周边县市，“官府如云来，商贾无闲暇”，别说是外国人了，就算是中国人来到这里也会惊叹其神奇。
明代嘉靖时督运官王世懋来景德镇御厂督运岁解时，曾形象记述当时情形：“天下密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
而在殷弘绪来之前的一个世纪，一位荷兰客商曾在惊鸿一瞥后，如此描绘景德镇：“四月二十五日，我们来到一处有名的河港，名叫Vcien-jen，港内停泊各式大小船只，来自中国各地，都是为装载此镇大宗货品‘中国陶瓷’。一条中心大街，几乎贯穿这个富裕的港镇，道旁商店林立，贩卖五花八门的商品，本地最主要的生意仍以陶瓷为主，产量之丰不可胜数。”
这一描述，极为概略，大抵是因为当时的外国人如非获得准许，只能在船上过夜，而不通语言，也只能描述一下繁华的市镇和码头上往来的船只。殷弘绪与江西巡抚郎廷极关系交好，早已解决身份问题，可以在城中自由走动和传教，因而他对景德镇的观察并非过客的视角，而是通过走访、实地丈量、翻阅文献得出的较为准确的印象。
首先，这座城市虽然人口众多，但只是一个“镇”，没有城墙，城区沿着山谷之间的平地漫漶生长，沿着昌江形成繁华街道，城市版图扩张随意，人们进出方便，景德镇隶属浮梁县治下，但是其经济和政治又十分独立，在帝国之中，它因为自己的产业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景德镇处在山岳包围的平原上。镇东边缘的外侧构成一种半圆形。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则很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這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从隘口进港时首先看到這样的景色：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也许这种山岳环抱的地形，最适于烧造瓷器。”
他应该是站在高起的江岸边看着这幅景象，大的那条河是昌江，小的那条是南河。南河的上游原也有些窑址和土矿，瓷器和瓷土正可以顺流下来，运入到城中码头。首尾相连的小船正是往来景德镇的货船，将来自安徽浙江的瓷土和附近的木柴运入此地，又将烧好的陶瓷从昌江运出去，昌江汇入鄱阳湖，如此形成一次运送的接力，之后是向北运至京城，还是向南运向广东或者福建。
殷所见的情形，现在自然是看不到了，但在清末留下的几幅老照片依稀一致，并没有大的变化，商船依然停靠在岸，只是随着景德镇从全球陶瓷市场的退位，原本熙熙攘攘的客商不见，码头肉眼可见萧条。
殷弘绪对本地民俗也有所了解，景德镇是水火之城，一方面临河年年水灾，另一方面因为烧窑，火灾也不断，再加上本地外来商贾众多，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景德镇的信仰环境非常复杂。“有一豪商为了经营贸易而横渡大洋之后觉得，多亏天后（即妈祖）保佑才免遭于难，说是在遭遇到最强烈的风暴时看見她显灵。为了兑现当时的许愿，他以全部财产为天后建造了一座宫殿，其规模之壮观超过其他庙宇。”见此恢弘庙宇，他不由畅想日后能够建一座宏伟的天主教堂，供奉圣母玛利亚。除水火神和各地商会带入的地方神，景德镇本地奉窑神童宾，又称风火仙师。童宾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个窑工，朝廷敕造大龙缸，但是反复无果，督陶太监加倍欺压陶工，童宾为了抗议朝廷，纵身跳入火中，此窑竟成，后来被景德镇人奉为窑神。殷弘绪亦满怀同情地提及了此事。
他也注意到景德镇虽然富庶，四方流民众多，但是治安还行，采用的是保甲制度。“每条街道由官吏任名街长，而长街道則任命几名街长。每一名街长手下管十个人，每人负责管理十户。他们应该管好社会秩序。一旦发生骚乱，他们应赶到现场加以平息，并在笞刑的威脅下向‘官吏’报告案情，不得怠慢。……条条街道都设有栅栏，晚上把它关闭起来。大街道设有几个栅栏，每个栅栏都有街道派出一人来守护，若不知特定的暗号是不开栅拦的门的，此外，当地官吏常常出来巡夜，浮粱县的官吏也不时地来巡视街道。”当地政府正是用如此严密的监控和民间组织来保证本地巨额财产的安全。只不过景德镇的治安并不一直这么好，曾遭数度兵祸，商帮之间的火并也一直没有停过，想来殷弘绪在景德镇期间，未必遭遇过大的动乱，他只是提到，一场烧毁了800座房屋的大火刚刚过去，泥瓦工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复建，繁忙的商业让这座城市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稳定的方式运转，不能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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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弘绪来到景德镇的时间，正好是此地工艺发展集大成之际，八百年工艺探索的累积，再加上官窑和全球贸易订单，为本地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催发出了工匠勃勃的创造力，不断有新的工艺和器型研发出来，其精妙和巧思常常令殷弘绪忍不住啧啧称赞。为了让欧洲的读者尽量身临其境地理解他所说为何物，他异常耐心，不厌其烦，从原料，到成型，到上釉，到窑场，甚至仿古技术，每一步都交代得明明白白，确保有心之人可以按部操作。
从古至今，了解景德镇的制瓷技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制瓷的技术工人对于关乎自己生计的技术关卡往往闭口不谈，顾左右言他，获得他们的信任很难，从零星片段的信息中梳理出完整制瓷流程就更难了。我在景德镇，常常听到某个人因为对瓷器着迷，留在此地钻研制瓷技术数年，才得以“入门”。殷弘绪首先会碰到的困难是语言，他得学会景德镇方言才能顺畅地和本地人交流，景德镇因为四方来客，形成一个小小的方言孤岛，那些目不识丁的陶工可不会讲官话，然后他必须像个真正的间谍那样，把真实的目的包裹起来，在心里将所有线索串联，明目张胆地咨询一定会引来猜测，那些入教的陶工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但更多的还是得靠他自己的探索。
幸而殷弘绪并不是真的要学习制作，他做的事情，更像一个一线调查记者，实地查访，一层层揭开笼罩在欧洲人头顶数个世纪的谜团——瓷器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他具备科学眼光，从不妄下断论，往往多方求证，而且有着良好的技术直觉，他发回欧洲的两封关于景德镇陶瓷制作技术细节，除了极少谬误之外，大部分都准确而且点出工艺难点所在。
一开始，为了“知其所以然”，他想找到谁是陶瓷的发明者，和陶瓷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因而将景德镇的编年志和《浮梁县志》翻了个遍。在翻阅过程中，他深感疑惑，因为县志上关于陶瓷的记录少之又少，无论是技术的变革，还是陶工的姓名、陶瓷的进出口状况都没有什么记载，本地的命脉却被人们有意忽略了，或者根本就认为完全不值得一记。记下的是“该地区的地理位置、边界、风土、名胜、风俗、文武豪杰和清廉之士的事——甚至还有婦女，如为亡夫守节的女子的事情”，乃至一些无稽怪异之事，譬如一只母猪生了一只象，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妇女怀胎十六个月才生产。瓷器的起源，殷弘绪没有找到，只找到了景德镇陶瓷上贡的最早记录——他当然找不到了，因为陶瓷的发明本就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其历史和脉络远比殷弘绪想象得复杂，景德镇不是陶瓷产业的全部，从景德镇溯源完全是错的，不过这一点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已经超纲了，莫说殷一个外国人，就算是对陶瓷研究颇深的唐英蓝浦等人也没有头绪。
景德镇在元代已经实现细致分工，谚语说，成瓷一件过手七十二道。元代泉州商人和景德镇的窑主开始了一场全球性的商业冒险，将瓷器沿海路向西一路行销。景德镇之前一直以生产青白瓷为主，虽产量殊大，但远称不上独大，到了元代，东南亚和中亚对钴蓝装饰的陶瓷需求市场激增。交通相对便利又未经战乱的景德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在早期全球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急剧扩张，将其他窑口远远甩在了后面，针对巨大伊斯兰市场制作外销青花瓷，使整个市镇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由主要生产青白瓷转向生产青花瓷，也催生出细致的产业分工，几乎所有能拆分的步骤都拆分了，确保生产的迅速，这才有了“过手七十二道”的说法。
景德镇之所以对周围县市的穷人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也主要是因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找到生计，众多生产环节中，总有人可以卖力气的工作。殷弘绪写道：“他们在临近的城市是找不到生活出路的，而在景德镇则从幼年儿童到体弱的成人都能找到活儿做，甚至盲人和残废者也能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虽然穷人能吃上一口饭，但这里的人都是耗材，少数人能够赚成巨富，大部分人挣扎求生，老死路边无人收骨的窑工比比皆是。这些受苦的人，就是天主教在景德镇的早期教徒成员，也是殷弘绪探访瓷之秘的突破口。
景德镇大部分工匠遵循古老经验，再加上陶瓷制作几乎是一步错步步错，烧坏一窑损失巨大，因而手工匠人极为保守，迷信传统，很少会探究成因，不谙分析，殷弘绪也写道“他们的发明……其实性质都极为简单”，虽性质简单，无数人小心翼翼试错和冒险的累积成果也是惊人的，再加上分工极细，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专研，每个流程大致做到了标准化，这才给了殷弘绪整理串联制瓷工艺的的可能性。实际上，现在景德镇传统工坊的手艺人遵循的是师徒制心照不宣的原则，依然很少有人能说出个究竟所以然，短时间内，能将这么多纷繁的线索厘清，去伪存真，整理成文，实属不易。制瓷的第一个关口就是瓷土的成分，瓷的具体成分也是欧罗巴人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弘绪之前，那位将高岭土带去欧洲的荷兰人或英国人，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瓷土由两种矿石混合而成——白不（音墩）子和高岭土，白不子是产自安徽的瓷石，质地坚硬，高温之后玻化，也用来做釉药，和软质的高岭土掺用，才是完整的瓷土。13世纪之后，景德镇本地一直采用这种瓷土配方，烧结之后，陶瓷的明度和透度都能提高。搞明白这些事情花费了殷弘绪不少精力和时间，他不断与陶工交谈，从他们粗俗的言谈中，辨清什么是真正值得留意的信息，陶工们每次说的都不多，但他也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精瓷之所以密实, 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 高岭可比作瓷器的神经。由极其坚硬的岩石作成的白不子, 唯有同软土混合, 才获得可塑性。”那位欧洲客商，只带走了陶瓷的肌肉，却没有带走陶瓷的骨骼。
他写道白不子和高岭土中似乎都有“银粒闪烁”，这些闪烁的银粒就是云母颗粒，英国人库克·威尔士在《耶稣会中国书简》中查阅到殷弘绪对于陶瓷原料的描述，在英格兰的康沃尔郡找到了优质高岭土矿，解决了英国陶瓷生产的原料难题，在18世纪后期，英国陶瓷遽升，开始占据主导市场地位。
此外的工艺难点，还有釉药的配置、颜料的配置、柴窑的结构、匣钵的作用、垒窑的方式，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瓷之所为瓷，殷弘绪都做了极为详尽的记录。有些技术细节，如非反复深入工坊之中，再和瓷工沟通，很难了解这么清楚。比如青料的煅烧净化处理，“首先把它埋入窑内深半尺多的砂砾层里连续煅烧二十四小时，然后像其他色料一样研磨成极微细的粉末。”又比如码窑的注意事项：“在窑内中央部位装最精细的瓷器，在其后面装次等瓷器，入口处装颜色較深的，白不子和高岭的含量相等的、上有由稍带黑色或红色斑点的矿石制成的釉的瓷器。之所以把这种瓷器放在这一部位，是因为這种釉可能比其他釉坚實。所有這些匣缽柱要从密排列，并在上部、下部和中间三处的隙缝塞进一些泥巴，這就能使火焰往各个方向均匀地流动。”又如彩料颜料和铅粉的配比：“要制得绿料，就往一盎司白铅粉和半盎司卵石粉末中添加三盎司称之为铜花片的原料。我认为，铜花片可能是经过炼制的纯度最高的细铜粉。”
至于欧洲人怨声连连的瓷器高价，殷弘绪也给出了解释，真的是成本高昂，而且损耗太高。“在欧洲瓷器价格之所以非常昂贵，不是没有道理的，暂且不谈欧洲商人如何榨取暴利，中国掮客又如何从這些商人那里获得巨额利润，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烧窑很少完全成功，常常彻底失败：开窑时发现瓷器和匣钵熔合成一大块硬如岩石的废物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采用过大的火，或使用带缺陷的匣缽，常常会破坏一切。使火候适宜也是困难的。天气的变化随时影响着火的变化，因而往往使受热的物质发生性质的变化，使维持火焰的柴发生质量的变化。因此，在一个陶工发财致富的同时，必然有一百人遭受破产，但他们为了贪图一举获得开设店舖所需要的资金而屡试不怠。”
出于个人好奇心的部分，他还记录一些非常猎奇的知识点，比如当地督陶的满大人（很可能是郎廷极）讲述的陶瓷仿古的秘辛，譬如仿制明代的绿釉陶缸，需要刻意使用更粗糙的本地陶土和瓷土混合，烧成之后，浸入肉汁之中煮沸，再扔到最脏最臭的下水沟里沤上至少一个月，捞出来后洗净，就和明代的古物差别不大了。这种仿古方式，其实现在很多工坊仍在沿用，其原理是通过下水沟中的酸性物质腐蚀最表层的釉光，以及增加胎土中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油光，由此混淆时光感。
这非同寻常的耐心，原本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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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弘绪的信件辗转来到了欧洲，作为科学论文公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
早于此前，炼金术士的陶瓷实验也已经取得了成果。17世纪末期，法国已经实验出与中国陶瓷质感相近的材质，只是没有留下实物与文献。而在殷弘绪出发去往中国之前，欧洲人在七捣八鼓之间，高温窑技术已经已有长足进步。1701年，炼金术士波特格落入奥古斯都二世手中，开始和化学家契恩豪斯组队共同研制陶瓷冶炼。奥古斯都二世将他关入一座城堡之中，扬言不研造出陶瓷，他就别想出来。1709年，波特格不负所托，烧制出第一批成品，类似于红色炻器，其性质与我们的紫砂壶比较肖像。短时间内，又有东风相助，萨克森尼发现高岭土层，同年，奥古斯都二世的萨克森尼皇家陶瓷厂在麦森附近开张大吉。几年之后，掌握烧制技术的瓷工陆续出逃，向各国王公高价兜售制瓷技术。只是因为技术关卡难以攻克，再加高岭土的稀缺，欧洲其他地区的制瓷工艺进展缓慢。
殷弘绪的这封信，则是一次完全的技术泄漏，为那些被原料配方和高温窑技术给难倒的陶工们带来了他们最想知道的消息。
1719年殷弘绪离开江西，调任北京，1722年再一次回到景德镇探访瓷秘。因为前一封信的大受欢迎，他又被委以新的任务，为前一封信做更加细腻的补充。来信之人对某些具体问题有过疑问，所以这一封信，几乎没有任何抒情内容，只有异常直白的技术解答，语气也变得刻板和生硬起来，此行来去匆匆，内容来不及整理，不如前封信那么严谨。
“为了了解中国工人制作瓷器的方法，我煞费苦心，但还不敢说這封信能把其中的詳情完全说清楚。由于我所进行的新的探索给了自己以新的知识，所以足下才能够亲自阅读我寄给您的所观察到的新内容。我给您陈述的這些新内容是未经整理的，而只是把在店舖所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以及由从事制瓷业的教徒那里打到的种种消息隨时记录下来，照原样誊在信中。”
可能欧洲来信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金彩的绚丽，所以他第一条就写到了如何用玛瑙棒打磨将已经氧化的金彩打磨如新。而后他还介绍了通草边、紫金釉、青瓷的制作方法，也注意到了景德镇陶瓷工艺的一些新动向，比如说，开始用滑石代替瓷土制作更加明净的陶瓷，可能出于技术上的直觉，滑石的采料、净化他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这两封信之后，殷弘绪便再也没有写过关于陶瓷的信件，不过一直维持着对世俗科技和工艺的好奇心，向欧洲介绍过中医、中国植物和人工珍珠方面的知识。他后来并没有回到欧洲，1741年死于北京。
很难评估殷弘绪的这两封信对欧洲陶瓷工艺的催化作用到底有多大，毋庸置疑的是欧洲的陶工们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收益于这两封发自景德镇的信，并在短期内完全掌握了陶瓷工艺的全部秘密。1760年左右，欧洲地图上已经冒出大大小小三十多个陶瓷工厂，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带来了玮致伍德的花瓶，这颇具挑衅意味的行为也标志中国陶瓷在全球市场的全面溃败，景德镇失去了它陶瓷全球霸主的位置，从早期的全球化中隐退，成为中国内陆一个以瓷为生却辉煌不再的小市镇。而这个结局，似乎早在很多年前，殷弘绪寄出第一封信后转身离去之后，便已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