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笔记

回首前尘，我对人生的感觉好似有些人对战争的感觉一样。

如果你幸免存活，这自然成为一场好的战争。

危险使你机灵、让你警觉、迫使你体验并因而学习。

我现在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已支付的代价。

触摸我内在的痛苦，使我对大部分的小伤小痛免疫。

我仍有丰足的希望，但只有少量的需要。

我对才智的自豪感已遭粉碎；如果我对人生的了解还不及一半，又有什么知识值得我信任呢？

即便如此，我还是看见恩赐，因为在我那有限的、重因果和讲实际的世界里……

我闯入一个无限的、充满惊奇的世界中。

————【一、书评】————

这本书记录了大量个人、团体的重大心理创伤案例分析，是一名治疗师分享的关于PTSD的治疗经验以及治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适合对Trauma therapy这一领域感兴趣的治疗师，以及像我这种好奇心驱使下的“心理学爱好者”。虽然是20多年前出版的书，但十分有幸能阅读到中文版~

第一部分讲的是创伤。

理解PTSD的成因、症状。外部关系断绝（表现在受损的自我、脆弱、缺乏社会支持），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提议将长期持续的PTSD命名为CPTSD，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双重思想/自我，长大的孩子。CPTSD常被误诊为人格障碍。

第二部分讲的是复原（嗯这书逻辑很清晰hhh我喜欢）。

首先，治疗师的目的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主权和创造新联系，为了双方的安全起见，彼此需要遵守两个基本守则：（1）列明目标、规则和界限的治疗契约；（2）治疗师得有靠谱的支持系统（靠谱的治疗师真不容易，有靠谱支持系统的靠谱治疗师更是难寻）。

然后，来访者的复原分为三个阶段：

（1）安全的建立。恢复身体的主导权 & 建立和巩固基本安全的防护环境，包括社群支持。

（2）回顾与哀悼。陈述事实的方式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出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嗅到什么，并且问他们有什么感觉，以及有什么看法，注意：“不带情感的回顾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绕不开的“正念冥想”步骤，要带上情感（敲黑板！）。

（3）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积极参与照顾自我、周遭环境、物质需要和人际关系。

阅读过程并不轻松，建议状态好时食用。

————【二、笔记】————

>大概只有那些幸运儿，才会觉得这些事是罕见的吧！ >> 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是一种“极度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 >> 一般人面对危险时，都有一个复杂而统合的反应系统，包括身体和心智两方面。一开始，威胁感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肾上腺素（adrenalin）激增并处于警戒状态。威胁感也会使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的情势。再者，威胁感亦可能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身处险境的人通常会忽略饥饿、疲累或疼痛的感觉。最后，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怒。其实以上这些变化，都属于正常而有适应力的反应。这些反应将受威胁的个体全身动员、武装起来，以备应战或脱逃。一旦以上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时，就会产生受创反应。当抵抗与脱逃都已无望，人类的自我防御系统将被击垮而变得混乱无序。每一个危机反应的功能都将失效，并倾向于长期维持在改变后且过度反应的状态，就算实际危机早已解除仍无法恢复常态。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更有甚者，创伤事件可能会阻断这些原本统合的功能，使之失去协调联系的作用。受创者可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却对事件没有清楚的记忆；或可能记得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却无任何情绪反应；也可能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警醒和暴躁不安的状态，却不知何以如此。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就是断绝与创伤源头之间的联结，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 >> 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受创者都会极力避免。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却会进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徒然虚耗生命。 >> 儿童要能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必须仰赖照顾者审慎使用本身的权势。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的注重，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并因此发展出自尊。孩子也将发展出独立自主性，那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有适当界限的自我感。孩子也会学着控制和调节他的身体功能，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 在正常的发展阶段中，追求独立自主时产生的冲突如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容易感到羞耻与怀疑。这些相同的情绪反应也会在创伤事件后重现。羞耻感是一种对无助、对身体完整性的遭侵害和对在别人异样眼光下失去尊严的反应，怀疑则反映在当维持与他人的关联性时，却无法保留自己独立性的观点。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不只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世事已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 >> 在一个儿童的正常发展过程中，逐渐增长的才能与主动进取的能力，会形成正面自我观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负罪感并觉得低人一等。非常明显地，创伤事件会重挫人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压垮个人的才能。无论受害者之前是多么英勇无畏、多么机智聪慧，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开灾难。在创伤事件之后，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负罪感与低人一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 >> 这位患者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特质，在受创者身上非常普遍。由于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创伤患者总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因此他一方面对他人充满慈悲与护卫之心，且无法忍受任何人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却会对家人烦躁不耐且大发雷霆。这种不一致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类似的摆荡也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系中逃离，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常见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卑感，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所有这些困扰，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又使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的内心世界，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结果是形成热切却不稳定的关系，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波动。……受创者因为自我感的基本架构受损而痛苦不堪。他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上帝都失去信赖感；他们的自尊心被羞耻感、负罪感和无助的经历所践踏；他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也被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强烈矛盾情绪所危害；他们在创伤发生前建立的认同感也永久性地损毁。 >> 在羞耻与疑惑的课题之外，受创者努力想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评价，并在不切实际的负罪感和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了成功处理负罪感的课题，创伤患者需要他人的协助，而这些人必须愿意认可发生的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愿意搁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评断，并单纯地为她所说的事做见证。当他人愿意聆听，而不是责备，创伤患者才有可能接受自己在危急时刻无法坚守完美道德标准的事实。最后，她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合乎现实的评价和公平的责任归属。 >> 儿童因无谋生能力而成为囚徒，女性则因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法律上的附属地位和实质的威吓等因素而遭禁锢。 >> 要确立达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基本上要有系统地重复施加心理上的伤害，这些手段是用来剥夺权益和孤立受害者的系统化技巧。心理控制的方法为灌输恐怖和无助感，并摧毁受害者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自我感。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可能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把它当成最后的法宝。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中，根本不需经常使用暴力，给予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要比真的诉诸暴力多得多。威胁要伤害其他人，通常和直接威胁受害者的效果一样好。例如受虐妇女通常会报告说，假如她们胆敢逃走，施虐者会威胁要杀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庇护她们的朋友。 不按牌理出牌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和反复无常地实施琐碎规矩，都会增加恐惧感。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抵抗是枉然的；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绝对的顺服赢取他的宽大垂怜。加害者的目标是：不只要灌输给受害者死亡的恐惧，也要灌输她该感谢是他让她还活着。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会提到一种状况：他们相信自己会被杀害，只是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经历过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可能会很吊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她的救世主。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他用仔细且彻底地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以达成这个目标，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当受害者的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时，这种控制将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这个对身体自主性的打击，会羞辱并削弱他的勇气与自信心。 >> 恐吓、间歇性地施予小惠、隔离和迫使产生依赖性，这些方法可能会成功地制造一个屈服而顺从的囚犯，但要想达到在心理上对受害者完全控制的最后阶段，则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因为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这个地步，当本身被监禁的受害者也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时，她就是彻底“被打败了”。在家庭暴力中，违反道德原则通常涉及性的凌虐。许多受虐妇女描述被迫进行一些她们认为不道德或恶心的性行为；有些则描述被迫说谎、掩护伴侣的欺诈行为，或甚至参与非法的活动。违反人际关系通常涉及牺牲孩子的权益，会殴打妻子的男人也很可能会虐待小孩。虽然有许多不敢为自己做抵抗的妇女却勇于保护她们的孩子，但仍有很多妇女因受到严厉恐吓，以致就算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正遭受残忍对待也无能制止。有些妇女不只压抑自己的内在疑虑和反对，甚至哄劝她们的孩子要顺从，或处罚抗议的孩子。再一次见到，这种背叛的模式显然开始于小小的让步，最终却发展成甚至看到对孩子进行最粗暴的身体或性的虐待也不再作声。到这个地步，受虐妇女已完全丧失了自我。 >> 但随着时间过去，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变得愈来愈害怕，害怕每一件事。仅仅是试图逃脱的想法就令人恐惧。我被任何可能的方式羞辱，被剥夺一切尊严，退化成一只动物，再退化成植物。我也开始丧失所有力量的泉源，简单地只求活着取代了一切：努力渡过眼前的磨难让自己活到明天，就算是一种胜利了。”出版商兼作家雅各布·蒂默曼（Jacobo Timerman）也描写过这种沉沦的类似经验，他因政治异议而遭到囚禁与酷刑：“虽然我无法传达出那种痛苦的强度，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些忠告给那些将来可能会遭受酷刑的人……在我被软禁的一年半里，处于被拷打和隔离的期间，我花了很多工夫思考我的态度，我直觉地意识到自己逐渐产生一种全然放弃的态度……我觉得我渐渐变成植物，失去所有合理的情绪与感知（害怕、怨恨、复仇的心）因为任何的情绪与感知，只意味着徒然浪费精力。”

◆ 长期创伤症候群 >> 但长期受创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最凸显的部分，乃是逃避与禁闭畏缩。当受创者的生活目标退化到只是活着，心理上的禁闭畏缩则成了适应生存的必要形式。这种窄化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人际关系、活动、思想、记忆、情绪，甚至是感官。虽然这样的禁闭畏缩在被监禁时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它会导致已被压抑的心理功能更加萎缩，也导致内在生命更加隔绝孤立。 >> 例如，在对战俘的研究中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从不曾对他人谈及自己的经历。通常那些在释放后才结婚的人，也不曾对妻小谈及遭囚禁的往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现在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研究中，他们都拒绝谈论过去。然而，被囚禁的事实愈是加以否认，这些失去关联性的过去的片段就愈是鲜活，反而让创伤记忆有如重现在此时此刻一般。 >> 长期的监禁会侵蚀或破坏在一般较安全环境下拥有的进取心，因为这时不再有尝试错误的弹性空间。对长期的受创者而言，任何行动都可能带来悲惨的后果，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 ◆ 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 >> 曾遭囚禁者的强烈愤怒感也会加重抑郁症状。在囚禁期间，受害者无法向加害者表现其受屈辱的愤怒，因为如此做将危及生命。但在获释后，仍可能一直害怕遭报复，而迟迟不敢对加害者表达愤怒。而且，她心中也还埋藏着许多未发泄的怒火，特别是对那些未能帮助她和对她的遭遇冷漠以对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爆发愤怒可能会加深创伤患者与他人的疏离感，也会妨碍人际关系的重建。为了控制自己的怒气，创伤患者可能因此更加逃离人群，使得孤立的处境永远无法解离。 >> 创伤患者描述童年受虐的典型模式是极权控制，执行的手段则是利用暴力和死亡威胁，充满着琐碎规矩的无常环境，以及间歇性地通过隔离、保密和背叛的伎俩破坏其他的亲密关系。在这种高压统治氛围下生活的孩子，比成人更容易对那些虐待和忽略他们的人发展出病态的依恋。日后他们也会努力维护这个依恋关系而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真实感受或他们的生命。许多创伤患者的证词里都提及，他们是分分秒秒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下。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创伤患者经常提及加害者惯用的一种威胁，就是如果抵抗或泄露秘密将会为家人惹来杀身之祸：可能是一位兄弟姊妹、未曾侵害他的父母，甚或加害者本人。暴行或残杀的威胁亦可能施加在宠物身上，许多创伤患者描述他们被迫亲眼去看动物被残暴凌虐的景况。 >> 除对暴力的恐惧之外，创伤患者一致地报告他们有极大的无助感。在受虐的家庭环境里，施虐的父母亲可以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和毫不受限地滥用权力。规定不但古怪异常、前后矛盾，而且明显不合理。创伤患者频频忆及，他们最恐惧的是那种变化莫测的暴行。由于根本找不到任何避免受虐的方法，他们只好选择无条件投降。 >> 对于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一位创伤患者说：“我们从未想过规则合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只能尽量遵守。有太多的规则真的很难做到。现在回想起来，它们太严厉、太吹毛求疵了。有些也相当诡异，像是嬉笑、不敬和脸上的一些表情，都可能让你受罚。” >> 许多创伤患者记得他们长期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安全感；而唯一能产生安全感的，是一处隐藏的所在。有些人说他们尽可能变得不显眼，利用僵硬不动、蹲伏、蜷缩，或保持面无表情的方法，竭尽所能地避免引起注意。因此，他们虽然不自觉地经常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但必须保持沉默和静止不动，以防外表泄露内在的不安。结果，受虐的孩子会表现出一种怪异、激动的“僵化的戒备”（frozen watchfulness）状态。 >> 暴力、威胁和反复无常的执行规则，将恐怖慢慢灌输到儿童的脑海里，并形成自发的顺从习性；同时，隔离、保密和背叛，将任何可能提供孩子保护的关系破坏殆尽。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有受虐儿童的家庭常是与世隔绝的，但较不为人知的是，这种社会隔离并不会自然产生；它的出现常是通过施虐者的刻意造成，为的是保守秘密和维持对家人的操控。许多创伤患者描述，对于所有的社会联系，施虐者操控的模式是小心提防地监视着。施虐者会禁止孩子参加一般的同伴活动，或坚持他们有任意闯入这些活动的权力。受虐儿童的社交生活受到严格限制，用以保持形象和保守秘密。因此，即使这些孩子尝试发展出某种形态的社交生活，这种经验也只是失真的假象。除了与世隔绝，受虐儿童也与其他的家人隔绝。她每天都发现，不仅最强有力的成人在她亲密的世界里对她构成威胁，其他本应负责照顾她的成人也并未保护她。至于无法保护她的原因，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受虐儿童将此视为冷漠；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视为与施虐者沆瀣一气的背叛。儿童的观点认为，没有施暴的那一方父母应该会知道实情；如果她有足够的关切，她该会发现；如果她真正在乎，就会为自己奋战。孩子认为自己被抛弃，任由命运处置；她对自己被弃之不顾的愤怒，尤胜于被虐。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此描述她对家人的愤怒：“我非常非常愤怒，我不只气家中发生的事，更气没人听我倾诉。我的母亲仍然否认曾发生的事之严重性。偶尔心血来潮她会说：‘我感到很内疚，我无法相信我什么都没做。’在当时没人愿意承认，他们就只是让它发生。因此我必须离开，必须变得疯狂。” ◆ 双重自我 >> 这种恶性的天生坏胚子感受，经常隐藏在受虐儿童勤奋向善的努力后面。由于受虐儿童必须经常安抚施虐者，她极易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者。只要有必要，她什么都愿意做。对她的父母，她会变成一个充满同理心的照护者、一个高效率的管家、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一个遵奉社会规范的榜样。她满怀追求完美的热忱，从事所有这一切，而推动她的力量，就是想赢取父母喜爱的渴望。成年后，这种过早被迫形成的能力或许会在职场上带来可观的成就。然而，她不会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因为她视那个自我为失真和虚伪的。 >> 贬损的自我和高尚的自我，是两个互相矛盾、无法整合的自我认同。受虐儿童无法建立一个统合的、拥有适度优点和可容忍的缺点之自我观感。在受虐的环境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适度和可容忍的。相反地，受虐者表现的自我形象依然是 僵硬、夸大和分裂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自我形象会导致解离转变的人格。 >> 然而，这种过度美化的父母形象，很难始终如一地保存下去，它们刻意地省略许多信息。由于对施虐或疏忽两方父母的真正感受，和那被理想化的形象不符，受虐儿童无法顺利地将此二者整合。因此，孩子对主要照顾者的观感，就好似自我观感般的矛盾和分裂。受虐儿童无法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一个安全、一致的形象。所以，这种失落将妨碍她的成长，无法正常地发展自我调整情感的能力。孩子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的不完整和理想化的形象，并无法在他们需要情感安慰的时候有所帮助。这些形象太薄弱、太残缺不全，并且太容易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转变成恐怖的影像。 >> 因而，在童年长期受虐的情况下，分裂成为人格构成的主要原则。意识的分裂，阻碍了正常的知识、记忆、感情状态与生理经验的统合；自我观感的分裂，阻碍了自我认同的统合；对他人内在形象的分裂，则阻碍了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可靠的独立感。 >> 1933年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记述了受虐儿童所展现的“雾化”（atomization）人格，并认为是保存希望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性机制：“受创时进入出神状态，可使孩子成功地保存受创前所感受的温柔。”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心理分析家伦纳德·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记述受虐儿童煞费苦心的“心智分割操作”（mind-fragmenting operation），借以维护她有一对好父母的“错觉”。他注意到在“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ting）的过程中，“心智的分裂造成自我和父母对立的形象永无愈合的可能。”社会学家帕特里夏·瑞克尔（Patricia Rieker）和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卡门（Elaine Carmen）记述了受虐儿童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在于“顺应他人的评断而导致自我认同的混乱和分裂。” ◆ 对身体的攻击 >> 适应性机制的三大形式：解离防御机制的精心操作、自我认同的分裂发展和精神状态的病理性调节，帮助孩子在长期受虐的环境下求生存。不但如此，它们通常能让受虐儿童保有一切皆正常的假象，这对虐待家庭中的孩子是极为重要的。儿童通常会妥善掩饰他们的痛苦症状，所以一般很难识别出其意识状态的改变、失忆和其他解离症状。孩子形成的不良、负面的自我认同，通常会伪装成具社会适应性的“假面的自我”，心身症状也很少能追踪到它的病源。儿童暗中进行的自毁性行为通常会被忽略，虽然有些儿童或青少年受害者，会通过攻击性或违法的行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大部分的受害者，还是能成功地隐瞒他们心理障碍的严重度。多数受虐儿童的秘密，一直到成年都无人知晓。 ◆ 长大的孩子 >> 许多受虐儿童牢牢抓住一个希望，就是长大后可以逃走和获得自由。然而，在强权控制的环境里形成的性格，使她无法适应成人的生活。创伤患者在基本信任感、自由意志和主动性等方面的能力，都存在根本的问题。要发展成人期早期须培养的独立性和亲密感时，受损的自我保护机制、知识和记忆、自我认同及建立稳定情感关系的能力，都会成为她的困扰。她仍旧是自己童年的囚犯，试图创造新生活时，她再度与精神创伤正面交锋。 >> 创伤患者建立亲密关系的动机，是渴望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害怕被抛弃和被剥削的恐惧，却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 >> 当失望产生时，她可能会愤怒地鄙视原先所崇拜景仰的人。一般的人际冲突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忧郁或愤怒的情绪。在创伤患者心中，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唤起过去受到无情漠视的往事，甚至微乎其微的伤害，亦可勾起过去被蓄意虐待的回忆。这些扭曲很难经由成长的经历修正，因为创伤患者通常缺乏能够解决冲突的语言与社交技巧。因而创伤患者发展的情感关系，有着剧烈、不稳定的特性，反复地重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 几乎不可避免地，创伤患者在任何亲密的关系里都难以妥善保护自己。她渴求关怀和照顾，这种需求使她在建立安全和维持与他人相处的适当界限时，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她易于贬低自我和理想化所依恋的人，这种倾向会更深一层地模糊她的判断力。她会感情用事以配合他人的意愿，并且惯性地、通常是不自觉地顺服他人，这些习性也使她容易被有力量或有权威的人利用。惯用解离防御的机制，使她很难对危险作出清楚和准确的评估。再者，但愿能再度经历危险的境况并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会使她重蹈受虐的覆辙。 >> 因此，成年创伤患者继续满足那些曾经虐待他们的人之愿望和需要的情况并非不常见，而且创伤患者会继续在没有界限或尺度的情况下容许他们的侵犯。 >> 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再度受害或自我伤害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他们危害他人的可能性。事实上，创伤患者日后侵犯他人的比例并不高，这点颇令人诧异。或许是由于他们反复灌输自己自我厌恶的想法，创伤患者的侵略性似乎全是以自我为对象。 >> 精神科医生菲利普·库恩斯（Philip Coons）在针对罹患多重人格障碍之母亲的研究中察觉：“我很感动地发现，许多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的母亲，以正面、具建设性和关心的态度对待孩子。她们曾经是受虐儿童，因此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类似的不幸。” >> 当创伤患者尝试建立成人间的关系时，童年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会使他们愈来愈适应不良社会。双重思想和双重自我是儿童在高压操控的家庭氛围下所发展的巧妙适应机制，但在自由、有成人责任的环境中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们会阻碍形成互动、亲密的关系，或妨碍创伤患者发展一个统合的自我认同。当创伤患者在成人生活中奋斗时，童年留下的包袱却让她觉得愈来愈沉重。通常到30~40岁的时候，防御的结构开始崩溃。导火线一般是亲密关系的平衡状态产生变化时，例如婚姻的失败、孩子的诞生、父母的生病或死亡。假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潜在的分裂浮出台面。如果创伤患者崩溃，各种精神异常疾病的症状都可能会出现。创伤患者担心他们会疯狂或必将步入死亡。 ◆ 错误的诊断标签 >> 一个沦落到只求活着的人的临床状况，仍常被错认为是受害者潜在特质的写照。由于不了解受害者长时间身处恐怖中造成的人格腐蚀，那些于正常环境下所发展的人格机制的概念，仍被错用在受害者身上。因此，长期精神创伤复杂后遗症的患者，仍常被误诊为人格障碍。他们可能被描述成天生“充满依赖性”“被虐狂”或“自我挫败”的人。 ◆ 新概念的需要 >> 一般而言，现有精神医学准则内的诊断类别，完全没有为极端状况创伤患者而拟定的，也根本不适用于他们。创伤患者持续性的焦虑、恐惧及恐慌等症状，并不同于一般焦虑症，他们的身体化症状也不同于一般的心身症。他们的消沉与一般抑郁症也不一样。而且，他们自我认同的破坏和人际关系生活的退化，与一般人格障碍患者亦迥然不同。 >> 硬要将患者套入现有的诊断模式里，至多只能得到对问题的部分理解和片段式治疗。最常发生的是，长期创伤者通常在沉默里受苦；即使他们抱怨，人们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怨言。他们可能会收集许多药品应对病痛：一帖治头痛、一帖治失眠、另一帖治焦虑、再一帖治抑郁。但这些多数没什么用处，因为创伤的症结点并未处理。当看护者厌烦了这些长期郁郁寡欢又老不见有什么改善的患者时，使用充满轻蔑的诊断标签的诱惑遂变得难以抗拒。 >> 长期重复性精神创伤随后出现的症候群需要一个自己的名称，我提议称它为“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患者对创伤所产生的反应最好以连续光谱的方式理解，而非当作单一的病症。 ◆ 成为精神科患者的创伤患者 >> 心理学家杰弗里·布莱尔（Jeffrey Bryer）及其同僚指出，有身体或性受虐经历的妇女，在躯体化（又称身体化）、抑郁、一般焦虑、恐惧焦虑、人际的敏感性、妄想多疑和精神异常（psychoticism，可能是解离性症状）等方面的标准化测量中，分数显著地高出其他患者。心理学家约翰·布洛尔（John Briere）的报告也指出，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会出现比其他患者更多的失眠、性失调、解离、愤怒、自杀倾向、自残、毒瘾和酒精中毒等症状，而且这些症状的项目几乎不胜枚举。 >> 在密切的人际关系方面，这三种障碍的患者皆经历典型的困扰。这类困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中有最广泛的描述。的确，强烈和不稳定的关系模式，是让治疗师给予这种诊断的主要标准之一。边缘性的病患觉得孤独难忍，但也谨慎地提防他人的接近。他们既怕被抛弃又怕受控制。他们摆荡在紧抓不放与畏缩禁闭两个极端之间，亦飘忽在悲惨地顺从与狂怒地反抗之间。他们极易与被他们理想化的医护者建立“特殊”的关系，人际间基本的界限已受到忽略。作者认为，这种不稳定性是源自童年人格形成期中失败的心理发展。一位权威专家表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自己对情感对象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未能在自己内部产生完整的信任的概念。另一专家表示，这些病患无法将那些提供给自身一种暂时抚慰性的安全感加以内化，因而导致人际关系发展的失败。换句话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病患无法在脑中唤出一个与医护者有可靠关系的影像，以致无法得到平静或抚慰。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也会经历这类猛烈不定的关系模式。因为患者拥有高度功能区域化的特质，这种异常矛盾的关系模式也许由解离的“变换”人格来执行。不但如此，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亦易于发展强烈和高度“特殊”的情感关系，其间充斥着人际界限的侵犯、矛盾冲突和剥削。身体化障碍患者也有在亲密关系方面的困难，包括性关系、婚姻及养育孩子等方面的问题。自我认同形成机制的失调，也是边缘性及多重人格的特征（这在躯体化障碍患者里还没有系统化地研究过）。自我崩溃而进入解离人格，是多重人格障碍的病患主要的特征。这些分裂的人格通常包括至少一个“可恶的”或“罪恶的”分裂人格，以及一个循规蹈矩、唯命是从或“良好的”分裂人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缺乏解离的能力以形成分裂的人格，但他们在发展出整合的自我认同上亦遇到类似的困难。他们认同的自我形象被分成极端的好与极端的坏。一个不稳定的自我感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诊断准则之一，而一些理论家认为，自我和他人内在表征的剧烈分割，是此障碍主要的、根本的病理特征。这三种障碍的共同特征是，病源都始于患者童年精神创伤的经历。此种关联性的证据从明确的到暗示性的都有。严重的童年精神创伤，目前已确认是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精神科医生法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的一项研究显示，100位病患中，97位有严重的童年创伤历史，最常见的是性虐待、体虐，或两者均有。在这些可怕的历史里，极端的性虐待和杀气腾腾的暴力是必然而非例外的现象。 >> 最容易理解这三种障碍的方法，是将它们视为复合性创伤压力症的变体；它们的确是从患者对创伤环境所作的适应机制衍生出个别的机能特征。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里的生理性神经官能症，是躯体化失常患者最突出的症状；意识知觉的变形在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那里最为显著；而自我认同和人际关系的失调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那里最为凸显。复合性创伤症候群的中心概念，既可解释这三种障碍的特殊性，亦可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而且，此理论还将曾被称为歇斯底里症的描述片段重组、归纳，并重新肯定它们在心理创伤历史上所有的共同病源。 >> 有了童年心理创伤史的依据，这三种障碍许多令人困惑的特点于是变得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创伤患者本身变得可以理解他们自己。当识别出其心理障碍是源自一个受虐的童年环境时，他们不需再将这些障碍归因于自我的一种固有缺陷。因此，他们现在可赋予自己的经历一个更新的意义，并创造一个没有污蔑、全新的自我认同。 >> 此外，若治疗师和患者有共识，了解到创伤患者普遍会经历的人际关系障碍与易再度受创的特质，这将帮助他们在治疗关系中免于不经意地导致悲剧重演。 >> 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病患复原过程中的关键；关于这个论点，患者的证词即是最有力的佐证。三位创伤患者在接受长期心理治疗后，终于发现他们心理问题的病根是源于严重的童年受虐经历；但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无数的错误诊断和失败治疗。而且，每一位都激发我们去解读他们的语言以及辨识那隐藏在层层伪装下的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想法。她们的历程代表了其他患者的经验。

———————————【终于到第二部分啦！】——————————— ◆ 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disempowerment）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disconnection）。因此，治愈伤痛的基础在于重建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联系。复原仅能在患者拥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不可能在隔绝中进行。在与他人重建联结的过程中，创伤患者须重塑由创伤经历损坏或扭曲的心理机能，包括基本的信任感、自由意志、主动性、能力、自我认同和亲密感。这些机能原本即是从人际关系中形成，也必须在这样的关系里重建。 ◆ 首要原则：恢复自主权 >> ：“好的治疗师是那些可以真正确认我的经历，并帮助我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设法控制我的人。” >> 治疗同盟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由患者和治疗师苦心孤诣地一同打造。成功的治疗必须仰赖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的相处模式应该是劝服而非压服、沟通理念而非强制执行、建立互动关系而非专横控制。对于这些方式的价值和效应，双方应有绝对的信心，双方的行为也都应该遵循这些准则——那些被创伤经历粉碎了的信念。精神创伤损坏了患者加入一个信任关系的能力，对治疗师也会有间接但强烈的影响。因此，患者和治疗师在此工作联盟中，势必会面临一些困难，双方应从一开始就理解并预期到会有这些困难。 ◆ 创伤性移情作用 >> 在治疗关系中，创伤后症候群的患者会对治疗师发展出典型的移情作用。 >> 他们对任何一个权威的情感反应，都被其恐怖的经历扭曲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治疗经验，创伤移情反应有一种强烈的、非生即死的特质。 >> 精神科医生艾瑞克·里斯特（Eric Lister）注意到，精神创伤患者的移情作用并非反映出单纯的二人关系，而是三人组合：“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患者和治疗师面谈时，好像有第三者在场似地，他是施虐者……他要求保持缄默，但他的命令现已不被奉行。” >> 创伤性移情作用不仅反映出患者的恐怖经历，并反映出患者的无助经历。精神创伤受害者当时是完全无助的，她无法保护自己，所以呼喊求救，但无人帮她。她感觉完全被摒弃不顾，这个经历的记忆将弥漫在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中。患者无助的、被放弃的情感信念愈强，她愈渴望能得到一位全能的救助者。 >> 患者将治疗师理想化，可使自我产生一种受保护的幻觉，用以对付精神创伤恐怖感觉的再现。在一个成功的个案中，患者和治疗师都意识到，恐怖的根源是来自患者的求救：“治疗师说，‘对某人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却不能控制他，实在令人害怕。 >> 长期与加害者相处彻底改变了患者与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至于她不只恐惧再度受害，也似乎无法保护自己免于受害，甚至很微妙地显得希望受害。统治支配与屈服顺从两股冲撞的力量，会重现于患者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里，包括与治疗师的关系。 >> 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展现极端复杂化的创伤性移情作用，这些移情作用也许高度地分裂，每一部分由不同的人格拥有。普特南建议，诊治这些患者的治疗师，须做好妥善的心理准备，应将强烈的敌对和有性欲的移情作用视为惯例。即使是没有这类极端解离能力的患者，移情作用也可能是纷乱和破碎的，且易摇摆不定，这是创伤症候群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对患者和治疗师双方而言，复原关系内的情感转变，势必都是变化莫测、混淆不清的。 ◆ 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 >> 精神创伤是传染性的。治疗师在为灾难或暴行做见证时，有时情感上会显得无法负荷。她体验到和患者一样、但可能程度稍低的恐怖、愤怒和绝望。这种治疗师对病患的移情现象，就是所谓的“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trau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或称为“替代性受创”（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治疗师可能会开始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治疗师听了患者的创伤故事，重新勾起自己过往的创伤回忆。她也可能发现，与患者故事相关的影像会闯入自己的幻想或睡梦中。 >> 因此，从事这类医护工作的治疗师，有危及本身心理健康的可能性。治疗师不良的反应若无法被理解并抑制，则足以导致与患者治疗联盟的破坏及与专业同侪的冲突。医护精神受创者的治疗师，必须有一个坚强持续的支持系统，足以帮助她应付这些强烈的反应。正如创伤患者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康复，治疗师也无法单独面对精神创伤。 >> 25岁的妇女艾琳在接受心理治疗时，诉说了许多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包括明显的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严重的禁闭畏缩。早先很外向的她，现已退出多数的社交活动，自我封闭于家中。 >> 在从事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时，克里斯托发现：“治疗师扮演上帝的冲动是如此普遍，亦是如此病态。”心理分析家约翰·莫兹堡格（John Maltsberger）和丹·布依（Dan Buie）都提出类似的警告：“三种最常见的自恋陷井，就是以为可以治愈所有病患、知道所有答案和热爱所有人。因为拥有这三种本领的人古今罕见，除非这种倾向得以适度地控制……（治疗师）将易于感受到浮士德式的无助和挫折感，并很想借用巫术和破坏性的手段解决他的困境。” ◆ 卷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 >> 治疗师对加害者的认同，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也许会变得高度怀疑患者的故事，或可能开始淡化或合理化凌虐的事实。治疗师可能会对患者的行为感到反感和憎恶，或当患者的表现未达一些所谓“好”受害者应有表现的理想 化标准时，变得极具批判偏见和吹毛求疵。她可能开始鄙视患者的无助，或是对患者想复仇的渴望感到偏执的恐惧。她也许有时对患者有毫不掩饰的憎恨，甚至希望能摆脱患者。最后，治疗师或许会感到窥隐的兴奋和迷惑，甚而有性冲动。 >> 治疗师也可能对患者的心情，或其关系模式的迅速波动变化十分困惑。心理分析家哈洛德·西尔斯（Harold Searles）注意到，治疗师可能对患者产生奇特和不一致的混合情感反应，且可能被持续性挂虑的感觉弄得精疲力竭。这种挂虑，实际上是反映出受害者对其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加害者的恐惧状态。 >> 在治疗关系中重现当初受害者和加害者间的相处模式，可能会变得极端复杂，有时治疗师最后感觉自己好像变成患者的受害者。治疗师经常抱怨有被患者威胁、操弄、利用或欺骗的感觉。 >> 根据康伯格的研究，治疗师的任务，是在边缘性患者的内在世界“辨认角色”，并利用反向移情作用帮助自己了解患者的经历。在患者的内心世界里，可能会找到一些具代表性的成对角色，包括：“爱破坏、捣蛋的婴儿”与“好惩罚、残暴的父母”；“没人要的孩子”与“心不在焉，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有缺陷、没用的孩子”与“傲慢轻蔑的父母”；“被虐的受害者”与“残暴的攻击者”；“性侵害的牺牲品”与“强暴者”。尽管康伯格了解这些“角色”是患者痛苦经历下扭曲和幻想出来的产物，但这些角色更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出受创儿童早期的关系环境。在治疗师急速、引人波动的反向移情作用中，即反映出患者的移情作用；两者皆显示出创伤经历的冲击及影响。 >> 为维护双方的安全，某些保护措施是必要的。两个确保安全的最重要守则，其一是列明目标、规则和界限的治疗契约；其二是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 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 并且，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将成人健全人格与婴儿期信任之联系改写为：如果他们的长辈有足够健全的人格而不畏死亡，那么，孩子们也会以健康而勇敢的态度面对人生。”健全的人格就是力量，能在死亡面前肯定人生的价值，能认清自己生命的有限和人类可悲的局限，能接受这些现实而不绝望。健全的人格亦是一种根基，人际信任最初即建立于此，而那些后来被粉碎的信任感，也可以在此重建。在这一照顾关系中，健全人格与信任的结合，完成了代际循环，并将被创伤所摧毁的人类社群感重建。 ◆ 第8章　安全 >>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分别如下：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 >> 一位治疗师如此描述复原阶段的整个进程：应该可以看出逐渐转移的演变，包括从变化莫测的危险到可靠的安全状态、从离解的创伤到勇于面对自己的记忆、从污蔑的隔离到重建社会的联系。 >> 在某个阶段对患者有用的一项疗法，在其他阶段或许对同一名患者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甚至可能有害。此外，只要缺少任何治疗阶段的必要成分，纵使有适时的疗法处理也可能失败。 ◆ 给难题命名 >> 如果患者对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麻木等症状已做好心理准备，当它们真的发生时，她就比较不害怕；如果她和那些最亲近的人，已经对创伤经历后可能面临的关系破裂做好准备，她们将较能容忍并跨过这个障碍。此外，如果患者在适应和应付创伤的策略上获得忠告、在常见的错误上事先得到警告，她感觉到的能力和效力会迅速得到提升。从事针对近期急性创伤患者的医疗工作，为治疗师学习有效的预防知识提供了绝佳机会。 ◆ 恢复主导权 >> 安全的建立，从专注对身体的掌控开始，再逐渐向外扩展到对环境的掌控。身体完整性的重建应注意下列事项：基本健康的需求；身体机能的调节，如睡眠、饮食和运动；创伤后症状的处理；以及自我挫败行为的控制。重建对环境的掌控时，须注意的事项包括建立安全的生活环境、经济保障、机动性，以及覆盖患者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自保计划。由于无人可独力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因此发展患者的安全必须仰赖社群的支持。 ◆ 建立安全环境 >> 尝试重建安全感时，创伤患者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在极端之间摆荡。她或许无时无刻都想有人在身边，或想完全地隔离自己。 ◆ 第9章　回顾与哀悼 >> 对于心理治疗中患者揭露真相的方法，弗洛伊德提供一个精妙的描述：“（患者）必须鼓起勇气，将注意力集中在病症呈现的异常现象上。他不能再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病症，必须视之为劲敌和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它是确切存在的，在患者往后的人生里，许多事物的价值亦会由此衍生。所以路已铺好……为了与被压抑的事物达成和解，患者正在用症状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一处可稍微容忍病况的角落已觅得。” ◆ 重建创伤故事 >> 达涅利强调，发掘患者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对患者的生活“改造其流动进程”，并恢复患者当下与过去的连贯感。治疗师应鼓励患者谈论重要的情感关系、她的理想和梦想，以及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前她所有的奋斗和冲突。这类探索有助于了解创伤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解析创伤事件的特殊意义。 >> 接下来的步骤，是运用陈述事实的方式重建创伤事件：从冻结的影像碎块和僵化的感官片段里，患者和治疗师要慢慢组成一个统合、详细的口述记录，并须有正确的时间和经历背景。这个叙述不仅应包括事件本身，还应包括创伤患者的反应，以及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反应。当对创伤经历的叙述进行到最不堪忍受的阶段时，患者可能会发现自己愈来愈难用言语表述她的经历。有时患者会自然转换方式，改用非语言的方式表达，比如素描或绘画。 >> 我问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嗅到什么，并且问他们有什么感觉，以及有什么看法。”另外，基恩强调生理感应对重建完整记忆的重要性：“如果你不具体地询问有关嗅觉的改变、心跳的加快、肌肉的紧张和双腿的无力这些问题，他们会避重就轻，因为那些对他们而言太令人厌恶了。” >> 缺乏创伤影像和生理感应的记叙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是残缺不全的，治疗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创伤的故事（包括它的影像）用言语表达出来。 >> 治疗师应该谨慎，以防发展出一种隔离的、“暗道式”的沟通管道；她必须提醒患者，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将患者的故事带进这个房间来，让它能被讲出来、并能被听见；任何书信应在双方皆在场的情况下，由患者和治疗师一起阅读。 >> 若治疗师只是让患者无动于衷地叙述事实，而不叙述相关的情感反应，是不会有丝毫疗效的。一个世纪前，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即注意到，“不带情感的回顾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因此，在创伤叙述的每个部分，患者不仅须重建事实，而且须重建自身的感受，情感状态的描述亦应像事实的描述般巨细靡遗。当患者探索自己的感觉时，她也许会变得焦躁或退缩，因为她不是单纯地描述从前的感觉，而是在此刻重新体验那些感觉。治疗师必须帮助患者在时光中穿梭，帮助她从安定的现在回到痛苦不堪的过去；如此一来，当再度体验那些强烈的感觉时，她就能抓住在创伤时被破坏的安全联系感。 >> 为充分解析其创伤故事，创伤患者必须思考有关负罪感和责任感的道德问题，并重建一个新的信念系统——能够解释为何她遭受不该受的痛苦。 >> 最后，创伤患者无法光用思考重建创伤的意义。不义的行为会造成伤害，补救之道在于行动，创伤患者必须决定该如何走她的下一步。 >> 在创伤患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她常会与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起冲突，对曾共同拥有的信念系统，她已不再有归属感。因而，她面对一项双重任务：不仅要重建自己已被粉碎的认知——关于世界的意义、次序和正义，而且还必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以面对不再与她拥有共同信念的人。换言之，她不仅要恢复自己的价值观，还必须做好在他人的批评下维持它的准备。因此，治疗师的道德立场极其重要；仅仅“中立”或“不加评断”的态度是不够的。患者挑战着治疗师，陪她一起与这些浩瀚的哲理问题奋斗。治疗师的作用，不在于提供患者任何现成的答案，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坚定一个与创伤患者团结的道德立场。纵观心理创伤故事的探讨过程，治疗师必须协助患者，为她提供认知、情感及道德方面的背景；必须将患者的反应常态化，帮助她诊断出病症的名称和语言的使用，并分担创伤的情感重负；还必须帮助患者重新解读创伤经历，并在其中肯定其尊严和价值。 >> 问及创伤患者对治疗师有何建议时，她们最常强调的是治疗师所扮演的“确认性”角色的重要性。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此忠告所有的治疗师：“你要继续鼓励患者谈话，即使看着他们受苦会让你非常痛苦。你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相信这一点——我愈谈论它，愈有信心它真的发生过，而且更能统合它。你坚定的确信是非常重要的——我需要所有的帮助，我不想再感到自己是个恶劣的、被孤立的小女孩。” >> 倾听时，治疗师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关于创伤事实或创伤对患者之意义的假设。 ◆ 转化创伤记忆 >> 作战退伍军人的治疗结果显示，泛滥疗法确是极具疗效。刚完成治疗的患者报告，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所呈现的记忆侵扰和过度警觉的症状，都得到明显改善，梦魇和闪回的现象减少了；而且，一些其他的症状，如焦虑不安、抑郁消沉、精神不集中和心身症状等，都有明显的改善。 >> 患者原先在创伤记忆中所做的不正常加工处理，可经由一个处于安全可靠关系中“讲故事的行动”得到改变。经过这个记忆的转化，许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症状都随之减轻。因恐怖而引发的生理性神经官能症，看来似乎是可以经由话语的运用而得到改善。 >> 然而，这些强烈的治疗技术还是有其限制的，当记忆侵扰和过度警觉的症状呈现好转时，麻木无感和社会性退缩等属于禁闭畏缩的症状，并未随之改善。除此以外，患者婚姻、社会和工作方面的问题，未必都能得到改善。总的来说，重建创伤记忆的动作，并未能处理创伤经历中社会或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所以它是复原过程中必要但不是唯一的步骤。 >> 对患者精神创伤中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亦须处理，否则，即使只想缓和患者侵扰性症状这种有限的目标，恐怕也难达成。一些症状如梦魇和闪回，已在无形中对患者产生重要的意义，所以患者会抗拒，不愿让这些症状流失。它们也许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段，以显示患者对迷失的信心，也许代替了患者的哀悼，又或许是患者尚未化解的负罪感的一种表达方式。若患者的证词中欠缺社会意义的层面，那么许多受创者的症状会持续下去。 >> 事实上，帮助患者穿越失忆的屏障，以便能重拾记忆的工作，并不是重建创伤事件中的困难部分，许多方法皆见成效。困难的是，在重拾记忆后，如何帮助患者面对这些恐怖，以及如何统合这些经验以完成一篇完整的生活记叙文。 >> 帮助患者恢复记忆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她已有的记忆里仔细探索。在大部分的案例中，这种简单、平凡的方法就足够了，因为当患者感受到已知事实对她所造成的情感冲击时，那些被忘却的往事会自然地涌现。 >> 童年反复受虐的人，会在许多方面遭遇困难，包括正常睡眠和饮食习惯、内分泌周期失调，同时亦会出现广泛的躯体化症状，和反常的疼痛知觉。因此，一些长期受虐者，很可能在精神创伤记叙性故事的完整重建后，仍饱受生理上的干扰之苦。这些创伤患者也许要将他们的生理症状作分别的处理，有时，系统化的生理重建或长期的药物治疗是必要的。迄今为止，这个领域的治疗几乎全部是试验性的。 ◆ 哀悼创伤导致的损失 >> 诉说精神创伤故事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将创伤患者推入深刻的哀悼里。由于许多的损失是无形或未被认出的，所以传统的哀悼仪式，根本无法对创伤患者提供足够的抚慰。 >> 复仇的幻想经常是创伤记忆的翻版，只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对调罢了，而且，它通常和创伤记忆一样，有着怪诞、冻结和无言的特质。复仇的幻想是帮助患者达到精神宣泄的一种形式，受害者想象自己经由报复加害者的行动，摆脱精神创伤的恐怖、羞辱和痛苦。复仇的渴望，亦是源自受害者当初完全无助的经历，受害者在被欺凌后的愤怒下想象，复仇是唯一让她感到恢复力量的方式；并且她会想象，这是唯一能迫使加害者承认罪行的方式。 >> 在哀悼的过程中，创伤患者必须大彻大悟，理解报复是不可能帮助自己消除痛苦的。当她在安全的环境里发泄她的愤怒时，她无能为力的愤怒将逐渐转型，而成为一种带着力量、令人满足的形式：正义的愤慨。 >> 像复仇一样，宽恕的幻想经常成为创伤患者的酷刑，因为这种理想对多数的普通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一般人认为宽恕是神圣的行为，然而，在多数的宗教系统内，甚至神也不会无条件地宽恕罪人。直到加害者经由认罪、悔改和复原的方式寻求并赢得其宽恕前，创伤患者不应轻易地给予真正的宽恕。 >> 要加害者痛改前非，绝对是罕见的奇迹，幸好创伤患者并不需要等候；她的康复所须仰赖的，是在生活中发掘使自己复原的爱，而且这爱并不需要延伸至加害者。一旦创伤患者走过创伤事件的哀悼，蓦然回首，她会惊觉加害者不再与她相干，她亦不再在乎加害者的命运如何；甚至为他感到哀伤和同情，但这种被释放的感觉是不同于宽恕的。 >> 治疗师问琳恩打算花多少时间等待这个梦想实现。此刻，琳恩突然痛哭流涕，她为自己浪费的时光流泪，为这些因等待和期望父亲认罪所流逝的青春哀叹。在追悼的同时，她决定不再将宝贵的光阴浪费在无解的缠斗上，并更积极地参与自己的心理治疗、工作和社交生活。 >> 长期遭受童年精神创伤的患者所须面对的，不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而哀悼，而且是为自己从未拥有的而哀悼。他们失落的童年，是任何事物皆无法取代的，他们必须为基本信任能力的失落哀悼，也须为“天下无不好的父母”信念的失落哀悼。当理解到无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时，他们面临的则是存在主义式的绝望，这是他们童年时所无法面对的。关于这段哀悼时期，西安格提出一个中心问题：“一个人若在内心中缺乏父母关怀的影像，那她将如何生存下去？……每个灵魂被谋杀的受害者，均被这个问题困扰：‘无父无母，何来生命？’” >> 他们会记得一个曾给予自己关怀、安慰的人，而这种正面的回忆，在患者陷入哀悼期间时，是类似“救生索”般的唯一依靠。当患者开始对动物或孩子，即使是在远处，感觉怜悯和同情时，这意味着她开始对自己产生一丝怜悯、些许同情。哀悼的过程是辛苦难熬的，它的成果是在于创伤患者开始蜕变，摆脱自己罪恶、轻蔑的自我观感，并勇于憧憬新的人际关系的产生，在其中她可光明磊落，不再需要掩藏或躲避。 >> 。精神创伤后的重建，要求患者沉浸在过去那好似早已冻结僵化的时间里；陷入哀悼的感觉，则像是有永远流不尽的泪水。患者经常质问这个痛苦的过程究竟会持续多久，但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只能向患者担保，这个过程是绝对必要的，既不能绕道而行，亦无法一蹴而就。这个过程几乎肯定比患者期望的久，但它有尽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在不断地反复叙述后，当患者诉说创伤故事不再有当初那种强烈的感觉时，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 这些故事已经成为创伤患者的阅历，不过也仅是阅历中的一部分，它们会保留在记忆里，但就像任何记忆中的人和事物，它们开始褪色、渐渐淡去。同样地，她的悲伤会开始失去原先的鲜活生动，创伤患者会蓦然发现，或许精神创伤并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精彩的部分。 >> 然而，当患者重组自己的历史，并感受到投入生命的新希望和新精力时，第二阶段的主要工作算是圆满达成了，时间的齿轮亦恢复运行。当“讲故事的行动”结束时，创伤经历真正属于过去式了，这时，创伤患者要面对的工作，是重建现在的生活和追求未来的抱负。 ◆ 第10章　重建联系感 >> 复原第一阶段的问题经常在第三阶段又出现，再次地，创伤患者将致力于照顾自我、周遭环境、物质需要和人际关系。不同的是，第一阶段的目标很单纯，仅止于建立和巩固基本安全的防护环境，到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准备好要更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了。 >> 无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创伤的核心经历，重获自主权和再建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经历。在复原的第三阶段中，受创者了解自己曾是受害者的事实，并明白受害对自己的影响。 ◆ 学习战斗 >> 梅莉萨·沙尔特（Melissa Soalt）是一位妇女自卫的治疗师和辅导员，她的训练计划包含渐进式的锻炼，在其中辅导员模拟愈来愈猛烈的攻击，而学生学习如何防御反击。她的训练成功地重塑了学生面对威胁的反应。 >> 自愿在这些自卫课程中“品尝恐惧”，创伤患者自锻炼中重建对危险的正常生理反应，重造那被精神创伤粉碎和分裂的“行动系统”。因此，她们将更有自信地面对世界：“她们抬头挺胸、呼吸自如、大方地与人目光交会，也更脚踏实地……人们会说当她们走在街上时，她们更敢看着街上行人，而不会目光朝地或畏畏缩缩。” >> 逐渐意识到自己刻板模式般的女性态度和行为，如何将自己置身于危险而不自知：“因为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不值得受人重视，创伤患者面临压迫事件时，有一个不自觉的心态，认为唯有涉及情色的方法，方能使她引起注意……在解析强暴对她的意义时，她察觉到自己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救援幻想，她改正自己的态度，包括惯性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优势者会因她的被剥削而感到内疚，然后因为内疚而关怀、爱护她。”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重点：彻底了解加害者是唯一需要对创伤事件负责的人之后，创伤患者才能自由地探索自己，才能发现有哪些层面的个性或行为，导致她特别脆弱、易遭剥削。彻底探索创伤患者的弱点和错误，只能在充分受到保护的环境中进行，使她免受不堪的耻辱和苛刻的评断，否则这种方式又将沦为光是责备受害者的工具。治疗越战退伍军人时，里夫顿很明确地表示：军人最初的自我责备是具破坏性的，但随后在与有共同经历的“交谈团体”中延伸出来的正面自我反省，却是具建设性的。 >> 明白了是由于过去的社会性假设才使自己易遭剥削的同时，创伤患者亦清楚，是持续性的社会压力使他们迄今为止仍然困于继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框框内。正如必须克服自己的恐惧和内在冲突，他们同样必须克服这些外在的社会压力，否则，创伤事件会以象征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演。在复原的第一阶段，创伤患者处理社会敌意的方式，主要是撤退到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中；到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则希望积极主动地面对社会。此刻，创伤患者已准备就绪，要透露他们的秘密、质询旁观者的冷漠或责难，并指控曾虐待他们的加害者。在受虐家庭中生长的创伤患者，通常会遵循保持沉默的家庭规则，而为了保持家庭秘密不外泄，他们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他们的重担。到这个复原阶段，创伤患者可以选择对家庭宣称，他们不再保持缄默，并永不再依循这个无理的规则。这样的动作，即代表他们卸下羞辱、内疚和责任的重担，并将这个责任还给罪有应得的加害者。 >> 治疗师应鼓励患者主动出击，负责面谈计划并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对某些创伤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她是制定规则、而不是自动顺服的人。 >> 虽然有些创伤患者希望直接面对加害者，更多人却只愿意对无侵犯意图的家人透露秘密；治疗师应鼓励创伤患者优先考虑面对较具同情心的家人，再面对那些毫不宽容、充满敌意的家人。就像上述的自卫训练一样，与家人正面交锋，需要一系列渐进式的锻炼，在其中，创伤患者要能掌控某种程度的恐惧，才能进一步将自己暴露于更高等级的恐惧中。 ◆ 与自己和解 >> 当创伤患者更敢于在这个世界冒险时，她的人生在这个阶段反而变得更平凡；当她与自我再联结时，她感到更镇定、更有把握来沉着地面对她的人生。 >> 有时，创伤患者对这种平和的日子会感到不习惯，尤其是生长在创伤环境里，第一次体验正常生活的创伤患者。创伤患者过去想象普通的生活时，认为那是很无趣的，但现在他们对受害者的生活感到厌倦了，并开始对普通生活充满兴趣。 >> 一旦创伤患者意识到并“放弃”那些在创伤环境中养成的习性，他们就变得能较易原谅自己；一旦不再觉得创伤造成的破坏是永久性的，他们就较勇于承认创伤的确损及其性格。愈是积极参与自己人生重建的创伤患者，愈是愿意接受他们受创自我的记忆，例如，拉芙蕾丝对这种种苦难她有如此的省思：“这些日子以来，我对自己不再苛求，或许是因为我忙于照顾一个三岁的儿子、我的丈夫、房子和两只猫。 >> 对受创的自我展现同情和尊敬之后，患者开始庆祝幸存的自我。到达这个复原阶段时，创伤患者感觉拥有更新的自尊，这种健康的自我赞赏不同于有些受害者过度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特殊感补偿了受害者自我憎恶和无价值的感觉：总是很脆弱，无法容忍不完美，而且受害者的自我膨胀会导致自己与众不同和隔离孤立的感觉。相反地，创伤患者充分明了她的平凡、她的弱点、她的局限和她对旁人的联系与亏欠。这种醒觉让创伤患者能维持平衡感，即使当她为自己重获力量而庆幸时。 ◆ 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 >> 到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恢复了些许信任的能力，可以再次对值得的人付出她的信任，对于不值得的人她学会保留，她更能明确地区分两者。另外，在保持与他人的联系时，她仍保有自由意志，而且能维护自己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界限。她开始积极拥抱人生，并努力创造全新的自我认同。在人际关系方面，她愿意尝试与人发展更深的情谊；与同辈的人，她现在要追求的是与表现、形象或假象皆无关的互动友谊；与恋人和家庭，她现在要发展的是更亲密的关系。 >> 关心下一代势必与预防有关，而创伤患者最大的恐惧是创伤事件的再现，她会不计一切代价地防止悲剧的发生。“永远不要再让悲剧重演！”是创伤患者最普遍的吁求。 >> 有经过完全整合后，创伤患者才能将它传扬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创伤患者才有信心知道它不但不会使下一代笼上一层阴影，反而会为他们带来一种力量。 ◆ 追寻创伤患者的使命 >> 创伤患者公开诉说其“难以启齿”的经历的意愿，是出于可以造福他人的信念，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感到一股超越自我的力量。 >> 在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终于明了的原则问题是：她必须超越个人对加害者的愤愤不平。她意识到精神创伤不可能烟消云散，索偿或复仇的希望不可能真正实现。然而她也意识到，使加害者对他的罪行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仅是为了她个人小我的福利，而且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健康着想。她重新发现有关社会性正义的一项抽象原则：她与其他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 创伤的解脱 >> 心理学家玛丽·哈维（Mary Harvey）为精神创伤的解脱定义了七个标准。第一，创伤后症候群的生理症状被控制在可处理的范围内。第二，患者可以负荷与创伤记忆相关的感觉。第三，患者可以操控自己的记忆——她能选择性地记住精神创伤或将之抛诸脑后。第四，关于创伤事件的记忆是一篇有条有理、有感觉的记叙文。第五，患者重拾被摧毁的自尊。第六，患者重建重要的人际关系。第七项亦是最后一项，患者重建了一个可包括创伤故事之意义和信念的统合系统。 >> 回首前尘，我对人生的感觉好似有些人对战争的感觉一样。如果你幸免存活，这自然成为一场好的战争。危险使你机灵、让你警觉、迫使你体验并因而学习。我现在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已支付的代价。触摸我内在的痛苦，使我对大部分的小伤小痛免疫。我仍有丰足的希望，但只有少量的需要。我对才智的自豪感已遭粉碎；如果我对人生的了解还不及一半，又有什么知识值得我信任呢？即便如此，我还是看见恩赐，因为在我那有限的、重因果和讲实际的世界里……我闯入一个无限的、充满惊奇的世界中。 ◆ 借助他人找回自己 >> 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真正享有归属感，我感到她们接纳的是真实的我，而不是戴了假面具的我。” >> 我变得更能保护自己，我似乎更“温柔”，并允许自己快乐（有时候）。这些都是我看见自己在那所谓“团体”的镜子里的反射所造成的结果。我更能接受别人的爱，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我因此更能爱自己，然后爱别人。

◆ 后记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 >> 第一篇　创伤的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记忆侵扰以及禁闭畏缩。创伤时刻所产生的“毁灭的威胁”，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在，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神经性官能症中发现“心魔作用”的征候。创伤时刻的恐怖、愤怒和怨恨将继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之中。唯有揭露不堪的真相，重建自我才变得可能。 第二篇　复原的阶段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创伤患者复原的第一步——漫漫长路的小小一步。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感。不论是通过个人诊疗，还是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性。进展到这个地步，创伤患者总算可以真正的休息。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