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经老杜的推荐，因此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看了这本。
我相信无论是钱穆先生还是王亚南先生在著述之时都有自己的信仰与热情，并在文字中有所体现，因此尽管王在书中将钱批判得相当厉害，还是难以就此评判说钱穆先生的观点是错的，不过个人还是相对比较赞同王亚南先生的很多想法，《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行文上也较为缜密流畅。
先对比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主题，乍看下王对钱的许多论调很不满，但是个人认为这两本书所描写对象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历代》中阐释了中国几个有代表性朝代的部分制度，加以一定的分析，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政治上的制度，包括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得出其实中国至少在明之前，皇帝并不能够专制。而《官僚》中，作者则指出这样的是荒谬的（主要指的是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中的类似论断），中国一向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其实貌似王亚南先生所谓的专制制的是一种政体，是整个国家的体制，而钱穆先生实际上论证的是皇权并非绝对，而是受到许多束缚。王在书中对钱有多处批判，可个人觉得某些方面似乎有一点点偏颇，况且他们的论述对象似乎并不是同一个。
就论证方法来说，个人很偏好王亚南先生的文章，《历代》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论证部分除了汉代以外，在篇幅中所占比例不大，而《官僚》则从各国制度，到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们可能会产生的心理等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况且全书主题比较一致，因此缜密性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个人很喜欢王先生的分析方法，《官僚》中主要从经济方面入手分析了许多现象与制度背后的出现原因。
全书主要可分为古代和近代，而主要的焦点也是两个，即古代的土地和近代的产业。
王先生真正关注民间，在论述官僚贵族化，政治生活等等话题时都记得留意民间对于这种现象的助长，培育，以及这些问题对于民间的影响。中国向来是农业国，因此民间的焦点在于农民，而农民的焦点则在于土地。
印象最深的是在官僚制度经济基础一章中封建制度的分析。我们常说在井田制崩溃后中国的所谓封建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因而将东周之前划为封建时期，而东周之后，社会形态随着土地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政治上后来建立了大一统的制度，分封的贵族制渐渐消亡了。不过，王先生提出“问题不在于对领土领民以何种方式支配，而在于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是寄生于哪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对封建制的全面作用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结成一种隶属关系，然后领主或地主“把他们全部的剩余劳动，乃至于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用贡纳、地租、赋税或用其他名义提供给土地占有者”。中国所谓相对自由的小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依然附属于土地，并且不得已时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地主以逃避劳役，从而在官府之外仍受着地主的剥削，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农民们从本质上依然具有农奴的性质。因此经济基础并没有彻底改变，而如此划分历史值得商榷。
相对于钱穆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府兵歧视而使府兵制无法维持等等观点，个人认为王先生反而更加深入民间，分析了真正民间的实情。钱穆先生在《历代》中多次强调制度破灭过程中民间的原因，但是某些现象似乎有些表面，而没有深入去论述，或许是因为演讲时间有限的关系，不过仅从现象入手反而显得有些脱离民间了。
之后，王先生论述了同为封建制，在领主型转向地主型的过程中，为何离心的政治会转变为向心的，统一的政治。同样从经济入手，并且反驳了一些其他的观点，使文章更有条理，也更严密。虽说个人不是很喜欢经济，不过王先生的分析相当清晰明了，我也能够理清思路，就这点来说已经很令我佩服了。
对于近代来说，工商业渐渐在民间崭露头角，官僚政治的形式本就是适合工商业发展的，而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却大大阻碍产业兴起，鉴于官僚政治建立在封建的地主经济之上，因此产业以一种官买官卖的方式发展着，奇妙地既没有和地主经济矛盾，又成了官僚们经济的一大来源。然而这样的形式终究不可能使产业发展，形成市民阶级并打破官僚政治的框架，反而是官僚政治包容了所有。产业发展受阻，国内外科学人才就只剩下两条路，或是做官，或是教书。而在，新型官僚政治与财政紧密结合，人们曾经“以官求财”，而现在“以财求官”，由于官僚资本要求维持和扩大，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和资本，造成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买办化。战争中新型官僚们成为巨富，然而“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积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来的。”
相对于《历代》中钱先生有时候有点过于激动，王亚南先生在整本书中都尽可能保持着冷峻，以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历史现象和其背后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充满着激情，尤其是在最后一篇《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中充满了感情，相信当时他对于未来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但愿作为后人的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要让他失望。
个人很喜欢《官僚》的篇目按照话题分类，虽说编年或者按照朝代分类会让读者有时间的前后概念，但是按话题写文章可能会让读者有更多对于全局的把握。王德峰在他的《哲学导论》前言中说许多哲学导论最后都写成了哲学史，而这样却可能是很多重要的点分散各处，而不利于学生思考，因此他按照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写成此书，但愿学生们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当然作为介绍制度为主的《历代》，按照朝代分类并无不妥，只是我很庆幸能够坚持继续读《官僚》，尽管它比《历代》要深很多，看起来也很慢。
最后想到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1、 无论是《历代》还是《官僚》都特地提到了异族统治，钱穆先生强烈反对异族统治，认为给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个人觉得他有些偏颇，毕竟终究中国不仅仅是汉族的国家，《官僚》中也提到元代时，对外商业还是有了一定发展。而两本书都提及了清朝更加保守的政治，清政府运用汉族的官僚制却同时提防汉人，汉人想做官的也因此不敢得罪清政府，因此没有政治上的革新。那么异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元代与清代有何不同，这不同与他们执政时期的长短不一，与世界历史背景有怎样的关系？
2、 《官僚》中重点提到了两次战争，一是鸦片战争，作者否认了它是近代化转折点的观点，认为一切新的因素早已孕育在旧官僚制度内部，中国没有外来势力也会改变，而鸦片战争似乎更像是一个触发点。第二是抗日战争，这是在新型官僚制度形成中提到的，由于战争要团结全民，而新官僚统治本身无力阻止战乱，甚至因为战乱为他们带来财富，因此可能多方刺激促成那种战乱，当政治经济双重的统治方式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旧组织，旧伦常，那么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战争在这两次中都成为了触发点，有观点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可以以此解释吗？还有在看抗日战争那一段时，想起上次吴思老师说的血酬定理，似乎也可以再次适用。
3、 《官僚》中有句话印象很深，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就范。发现这是千古道理啊，现在依然适用。
其实这本书显然比《历代》要深，我看的话果然很累啊，不过还好，算是对得起老杜了。如果有人看我啰嗦到这里的话本人就太佩服你了，其实这本书远比我写的这些要精彩，内容和论证都很棒，有空的话看下应该不错。
我相信无论是钱穆先生还是王亚南先生在著述之时都有自己的信仰与热情，并在文字中有所体现，因此尽管王在书中将钱批判得相当厉害，还是难以就此评判说钱穆先生的观点是错的，不过个人还是相对比较赞同王亚南先生的很多想法，《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行文上也较为缜密流畅。
先对比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主题，乍看下王对钱的许多论调很不满，但是个人认为这两本书所描写对象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历代》中阐释了中国几个有代表性朝代的部分制度，加以一定的分析，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政治上的制度，包括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得出其实中国至少在明之前，皇帝并不能够专制。而《官僚》中，作者则指出这样的是荒谬的（主要指的是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中的类似论断），中国一向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其实貌似王亚南先生所谓的专制制的是一种政体，是整个国家的体制，而钱穆先生实际上论证的是皇权并非绝对，而是受到许多束缚。王在书中对钱有多处批判，可个人觉得某些方面似乎有一点点偏颇，况且他们的论述对象似乎并不是同一个。
就论证方法来说，个人很偏好王亚南先生的文章，《历代》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论证部分除了汉代以外，在篇幅中所占比例不大，而《官僚》则从各国制度，到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们可能会产生的心理等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况且全书主题比较一致，因此缜密性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个人很喜欢王先生的分析方法，《官僚》中主要从经济方面入手分析了许多现象与制度背后的出现原因。
全书主要可分为古代和近代，而主要的焦点也是两个，即古代的土地和近代的产业。
王先生真正关注民间，在论述官僚贵族化，政治生活等等话题时都记得留意民间对于这种现象的助长，培育，以及这些问题对于民间的影响。中国向来是农业国，因此民间的焦点在于农民，而农民的焦点则在于土地。
印象最深的是在官僚制度经济基础一章中封建制度的分析。我们常说在井田制崩溃后中国的所谓封建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因而将东周之前划为封建时期，而东周之后，社会形态随着土地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政治上后来建立了大一统的制度，分封的贵族制渐渐消亡了。不过，王先生提出“问题不在于对领土领民以何种方式支配，而在于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是寄生于哪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对封建制的全面作用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结成一种隶属关系，然后领主或地主“把他们全部的剩余劳动，乃至于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用贡纳、地租、赋税或用其他名义提供给土地占有者”。中国所谓相对自由的小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依然附属于土地，并且不得已时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地主以逃避劳役，从而在官府之外仍受着地主的剥削，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农民们从本质上依然具有农奴的性质。因此经济基础并没有彻底改变，而如此划分历史值得商榷。
相对于钱穆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府兵歧视而使府兵制无法维持等等观点，个人认为王先生反而更加深入民间，分析了真正民间的实情。钱穆先生在《历代》中多次强调制度破灭过程中民间的原因，但是某些现象似乎有些表面，而没有深入去论述，或许是因为演讲时间有限的关系，不过仅从现象入手反而显得有些脱离民间了。
之后，王先生论述了同为封建制，在领主型转向地主型的过程中，为何离心的政治会转变为向心的，统一的政治。同样从经济入手，并且反驳了一些其他的观点，使文章更有条理，也更严密。虽说个人不是很喜欢经济，不过王先生的分析相当清晰明了，我也能够理清思路，就这点来说已经很令我佩服了。
对于近代来说，工商业渐渐在民间崭露头角，官僚政治的形式本就是适合工商业发展的，而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却大大阻碍产业兴起，鉴于官僚政治建立在封建的地主经济之上，因此产业以一种官买官卖的方式发展着，奇妙地既没有和地主经济矛盾，又成了官僚们经济的一大来源。然而这样的形式终究不可能使产业发展，形成市民阶级并打破官僚政治的框架，反而是官僚政治包容了所有。产业发展受阻，国内外科学人才就只剩下两条路，或是做官，或是教书。而在，新型官僚政治与财政紧密结合，人们曾经“以官求财”，而现在“以财求官”，由于官僚资本要求维持和扩大，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和资本，造成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买办化。战争中新型官僚们成为巨富，然而“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积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来的。”
相对于《历代》中钱先生有时候有点过于激动，王亚南先生在整本书中都尽可能保持着冷峻，以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历史现象和其背后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充满着激情，尤其是在最后一篇《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中充满了感情，相信当时他对于未来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但愿作为后人的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要让他失望。
个人很喜欢《官僚》的篇目按照话题分类，虽说编年或者按照朝代分类会让读者有时间的前后概念，但是按话题写文章可能会让读者有更多对于全局的把握。王德峰在他的《哲学导论》前言中说许多哲学导论最后都写成了哲学史，而这样却可能是很多重要的点分散各处，而不利于学生思考，因此他按照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写成此书，但愿学生们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当然作为介绍制度为主的《历代》，按照朝代分类并无不妥，只是我很庆幸能够坚持继续读《官僚》，尽管它比《历代》要深很多，看起来也很慢。
最后想到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1、 无论是《历代》还是《官僚》都特地提到了异族统治，钱穆先生强烈反对异族统治，认为给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个人觉得他有些偏颇，毕竟终究中国不仅仅是汉族的国家，《官僚》中也提到元代时，对外商业还是有了一定发展。而两本书都提及了清朝更加保守的政治，清政府运用汉族的官僚制却同时提防汉人，汉人想做官的也因此不敢得罪清政府，因此没有政治上的革新。那么异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元代与清代有何不同，这不同与他们执政时期的长短不一，与世界历史背景有怎样的关系？
2、 《官僚》中重点提到了两次战争，一是鸦片战争，作者否认了它是近代化转折点的观点，认为一切新的因素早已孕育在旧官僚制度内部，中国没有外来势力也会改变，而鸦片战争似乎更像是一个触发点。第二是抗日战争，这是在新型官僚制度形成中提到的，由于战争要团结全民，而新官僚统治本身无力阻止战乱，甚至因为战乱为他们带来财富，因此可能多方刺激促成那种战乱，当政治经济双重的统治方式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旧组织，旧伦常，那么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战争在这两次中都成为了触发点，有观点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可以以此解释吗？还有在看抗日战争那一段时，想起上次吴思老师说的血酬定理，似乎也可以再次适用。
3、 《官僚》中有句话印象很深，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就范。发现这是千古道理啊，现在依然适用。
其实这本书显然比《历代》要深，我看的话果然很累啊，不过还好，算是对得起老杜了。如果有人看我啰嗦到这里的话本人就太佩服你了，其实这本书远比我写的这些要精彩，内容和论证都很棒，有空的话看下应该不错。
